汉末书家左伯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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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国家“985工程”“科技伦理与艺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宋吉昊（1980- ），男，汉，山东即墨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书法文化。)

（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048）

摘 要： 在晋卫恒《四体书势》、唐张怀的《书断》等书论中关于八分书的论述中都提到了左伯这个人，并且指出他继承创新了蔡伦的造纸艺术，汉末赵岐的《三辅决录》也印证了这些记录的真实性。左伯的八分书和造纸术能够得到汉末及后世如此多书法大家的推许，却未能留名正史。

关键词: 左伯；八分书；左伯纸；韦诞；东莱；掖

中图分类号：J292.22文献标识码：A

On ZUO Bo, Calligrapher at the End of the Han Dynasty

SONG Ji-hao

张怀的《书断》中提到左伯一人，具体记载如下：

“左伯字子邑，东莱人，特工八分，名与毛弘等列，小异于邯郸淳，亦擅名汉末，尤甚能做纸，汉兴用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而子邑犹得其妙，故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云：左伯之纸，妍妙辉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伯英之笔，躬神尽思，妙物远矣，邈不可追，然子邑之八分，亦犹斥山之文皮，即东北之美者也。”(注:［唐］张彦远著，启功、黄苗子(点校)《法书要录》，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292页。)

左伯是汉末东莱郡人，由相关资料可以准确的推断出左伯的故乡，但他的生卒年和书法风格却无史可查。只能根据与他同时代书家的生卒年和书法特点去推断左伯的近似生卒年段和书法特点。同时根据造纸术发展的史料，还可以了解左伯在造纸方面的巨大贡献。[KH*2D]

一、左伯的生卒年

关于左伯的原始资料很少，大多谈到他的作者都引用了汉末赵岐的《三辅决录》，但此书已经不存，现在能够见到的是唐代及以后各代人的笔记摘录。其他史料则散见于《三国志•魏书》及《晋书》中。

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百零四，纸四十六，左伯纸：赵歧《三辅决录》云：韦诞奏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尽径丈之势，方寸之言。(注:［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百零四，中国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398页。)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十八(注:［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1052页。)也同样引用了赵岐《三辅决录》关于左伯的这则材料。

《太平御览》在上述基础上还增加了一些韦诞的信息：“韦诞字仲将，……洛阳、邺、许三都宫观始就，命诞铭题以为永制，以御笔墨，皆不在任用。因奏曰：‘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逞径丈之势，方寸千言。’”(注:［宋］李P《太平御览》，《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卷七四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22-899页。)

卫恒的《四体书势》更加系统的介绍了汉末魏初的几个书家，其中包括左伯。师宜官的书法“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梁鹄被曹操看重，“魏武帝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以为胜宜官，”当时的“官殿题署多是鹄篆”；梁鹄的学生毛弘在秘书教授书法，晋代能够看到的东汉八分书都是毛弘的笔法；汉末左伯善写八分书，虽然与邯郸淳、梁鹄小有不

同，但也很有名。(注:［晋］卫恒《四体书势》，选自［唐］房玄龄等编《晋书》卷三十六，中华书局出版社，1974年版，第1064页， )

上述两则材料说明韦诞，邯郸淳，梁鹄，毛弘，左伯都是汉末魏初的人。魏国的存在时间是公元220年-265年，左伯与韦诞、梁鹄、邯郸淳等人处于一个时代。韦诞是熹平五年去世，年七十五岁则说明韦诞的生卒年是179-253年。所以左伯的生年当与韦诞差不多，即公元180年左右。韦诞书法臻于化境并且被曹魏的统治者看重是在曹魏太和年间（227-233年）“太和中，诞为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侍中，魏氏宝器铭题皆诞书云。”(注:同上。)(按：此前，魏武帝曹操看中的是梁鹄的字)。

青龙年间（公元233年2月-237年2月），所有的宫观巨制题署都已归韦诞题署，“韦诞，……伏膺于张芝，兼邯郸淳之法，诸书并善，尤精题署。……初，青龙中，洛阳、许、邺三都宫观始成，诏令仲将大为题署，以为永制……”(注:《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184页。)，正是他大展身手的时候，但由赵岐《三辅决录》文中“命诞铭题以为永制，以御笔墨，皆不在任用”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皇家提供的纸笔让韦诞觉得“皆不在任用”，即不称手，说明左伯纸已经没有供应了，那么左伯此时应该已经辞世。如果左伯在世，他可以源源不断地制作“左伯纸”来供应皇家，可能正是因为他的辞世使他独特的造纸技术失传，从而导致“左伯纸”更加稀少珍贵。（按：考虑到汉末三国鼎立，相互征伐，老百姓朝不保夕，作为一名普通的艺工的左伯处境也不会太妙，左伯纸工艺不传应该与他寿命短有关。）既然青龙年间的韦诞已经没有左伯纸可用，说明左伯的卒年应该在公元230年前后。由上可知，左伯的生卒年当是公元180年-230年左右。

二、左伯的籍贯

关于左伯的籍贯的考证可以通过以下几条材料加以证明：

1、张怀《书断》中转述的萧子良引用《尔雅》的一句话：

“故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云：……然子邑之八分，亦犹斥山之文皮，即东北之美者也。”

马非百先生《管子轻重篇新诠》正文•管子轻重十二──国准篇恰好涉及到“斥山之文皮，东北之美者”：

公问于管子曰：“吾闻海内玉币（一）有七k，可得而闻乎？ ”桓管子对曰：“……燕之紫山白金（三），一k也；发、朝鲜之文皮，一k也；……”（四）……《轻重甲篇》云：“发、朝鲜不朝，请文皮•服而以为币乎？”又曰：“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后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又《尔雅》：“东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斥山在今山东荣城县南。盖登州为发、朝鲜之通商口耳。……(注: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年版，第702-704页。)

从马非百先生对“东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的解释可以看出斥山是今天山东荣成市的石岛地区，古时候是从朝鲜等地运送高质量皮革的港口，那么，斥山是左伯的家乡吗，应该不是，因为这句话是萧子良用来赞扬左伯的八分书水平的。故宫博物院编的《山东府县志》之《乾隆掖县志》告诉了我们左伯的故乡。同时，《后汉书》和清代学者的资料也印证了县志的记载。

2、故宫博物院编《山东府县志》之《乾隆掖县志》卷四，方技篇记载：

“汉左伯字子邑，东莱人，能做纸，汉兴有纸代简。和帝时蔡伦工为之，而子邑尤得其妙，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云：子邑之纸，妍妙辉光。” (注:故宫博物院（编）《山东府县志•乾隆掖县志》，海南省出版社，2001年版，第344页。)

3、东汉时期东莱郡下辖掖侯国。具体可见《后汉书•郡国志四》(注:范晔（撰），唐李贤（注）《后汉书》，中华书局出版社，1965年版，第3474-3475页。)

4、清代山东东莱县的学者翟云N，字文泉，道光二年进士。刻了一方印章，印文为“左子邑吾同乡”。

种种材料证明左伯的故乡山东东莱就是现在的山东莱州市。

三、左伯的书法特点

萧子良评价左伯的八分书是“斥山之文皮，即东北之美者也”，说明他的八分书水平在汉末是非常高的。

庾肩吾《书品》说“子邑分镰梁邯” (注:张彦远，黄苗子（点校），《法书要录》启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67-68页。)，将他评为中之中品。

张怀的评价是“特工八分，名与毛弘等列，小异于邯郸淳，亦擅名汉末”。

卫恒说晋代能够看到的东汉八分书都是毛弘的笔法，而左伯与毛弘同学于梁鹄，因此应该与梁鹄的书法相似，而梁鹄学的是师宜官，但是现在所能发现的汉代八分书多没有留下书写者的名字，所以我们无法确定哪是毛弘的作品，也就没法了解左伯的八分书面貌。如果以后的考古发现能见到证明是梁鹄，毛弘，或者师宜官的字的文物，那么左伯的八分书风貌也就大致可以了解了，如果能够有幸发现左伯的作品，那将使我们更好的了解认识左伯这个人。

四、左伯纸的制作工艺及特点

早在西汉时期，我国已经能够造纸。新疆罗布淖尔出土的西汉麻纸和陕西灞桥出土的西汉麻纸就是很好的证明，而东汉后期的蔡伦又对造纸技术加以改造和创新。

汉末，造纸术工艺在继承蔡伦技术的基础上又有更大的提高，山东半岛地区造纸业发达，出现了以“左伯纸”为代表的名纸，“左伯纸”在工艺上和品质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质量上乘，尺寸大

篇首张怀的《书断》和汉末赵岐《三辅决录》都记载了韦诞奏言：“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逞径丈之势，方寸千言。”韦诞书法既可以“逞径丈之势”，又可以“方寸千言”；卫恒《四体书势》载师宜官亦可“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这都说明汉末魏初能够生产巨幅的纸，而左伯造的纸又被韦诞极度推崇，其必然掌握这门技术。

2、造纸的取材更加广泛，工艺更加细致

《诗经•陈风》：“东门之池，可以沤麻。”郑玄（公元127-200年）笺云：“于池中柔麻，使可辑绩作衣服。”对于这段话，我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潘吉星先生认为，为提纯纤维，还要在造纸前进行碱液蒸煮，以除去木素、色素等杂质，再经机械舂捣和漂洗，就能成浆，加上配料，就可以抄纸。(注:潘吉星著《中国造纸技术史稿》， 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由于蔡伦以前我国古人已经能够使用树皮纤维做衣服，因此，树皮纸尤其是楮树、桑树等就成为了造纸的重要原料。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省高密县）人……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注:范晔（撰），唐李贤（注）《后汉书》，中华书局出版社，1965年版，第1207页。)北海郡与东莱郡是近邻，甚至于有些县还经常在两个郡之间交换归属。所以郑玄可以“客耕东莱”。郑玄之所以能对《诗经•陈风》这句话笺疏得如此到位，应该是与当时的山东地区造纸术发达有关；也表明左伯改进工艺是与前代人的社会实践经验积累分不开的。根据生卒年的推测，左伯在郑玄的有生之年应该已经改进了造纸工艺，且这种工艺已广为社会接受和传播。

撰写《三辅决录》的赵岐（108-201年）也有游历当时的山东半岛地区的经历，《后汉书•赵岐列传》记载：“……岐遂逃难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历。自匿姓名，卖饼北海市中。”(注:范晔（撰），唐李贤（注）《后汉书》，中华书局出版社，1965年版，第2122页。)由《后汉书》可知，赵岐是逃难到了当时的北海郡的，因此他与普通百姓的接触就比较多，《三辅决录》关于纸的记载是叙述了他在半岛地区的亲历亲闻。

3、左伯纸品种不单一，并且有拳头产品

南朝陈的徐陵（507-583）在他的著作《玉台新咏•序》中写道：“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注:徐陵《玉台新咏•序》，《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42页。)胶东直到现在还被用来称呼山东的东部半岛地区，这说明左伯造出的纸中，五色花笺纸是拳头产品之一，三百年以后仍然享有盛誉，可见左伯五色笺纸的工艺及质量之高。

再看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云：“左伯之纸，妍妙辉光，”(注:同上。)

这里说“左伯之纸，妍妙辉光”，说明左伯造的纸精细，洁白光滑。这也在后来的考古发现中得到了证实，1974年1月8日，武威县柏树公社桥儿大队出土了带字的古纸。经分析，断定原料为麻纸，中间两片呈白色，非常柔软。与灞桥纸相比，有如下结果：纸质细薄（厚0.07毫米），表面光滑。纤维束少见，有很少较细小的纤维束。纤维组织紧凑，分布匀细。(注: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由此可见，左伯纸确实比蔡伦时期造的纸更薄、更细白、更光滑，难怪韦诞视之为宝。

五、结语

由上我们可以为汉末八分书能手、造纸专家左伯做一个小结：左伯，山东东莱（今山东莱州）人，与邯郸淳，梁鹄，韦诞，曹操是同时期的人，生卒年大约是公元180-230年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八分书专家，与毛弘齐名。由于汉末魏初的胶东地区造纸业发达，左伯在继承总结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造了造纸工艺，对纸进行了重新加工，造出了名垂后世的“左伯纸”，左伯纸既有细腻、洁白、柔软的单色纸，尺寸很大的书写纸，又有色彩鲜艳的五色笺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