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弄孔子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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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老话叫“台官不如伶官”，意思是讲古代的优人、戏子也就是伶官，他们常常能以演“优谏戏”等独特的方式，参与政治，讽喻朝政，为民请命。他们往往要比那些满口仁义道德，装腔作势的庙堂之器――“台官”们要强出许多。优伶戏子的节义、智谏、壮烈事，在历史上是不胜枚举的。比如有名的剖腹明心，劝谏武后的安金藏；在安禄山面前掷乐器于地，宁愿被肢解不向叛贼低头的雷海青；为民之艰苦谏言，甘冒“诽谤国政”罪名而献身的成辅端等等。他们的行为真能让以儒家为代表的，那些常叫嚣“诛优”的庙台之官为之汗颜。
低贱的伶官戏子常被儒生说成是逸乐，，亡国的诱因，被他们斥骂、请诛。倒是欧阳修有见识，他主撰《五代史》，首编《伶官传》。中学课本中收有他那篇著名的《五代伶官传序》，有句话是课本要求学生背诵的――“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这无疑是讲了一句公道话。面对儒生的鄙视与加害，伶人们自古以来就并不示弱，他们一直创作、流传着讽刺嘲弄孔门圣贤、门人、高文典籍的戏剧，一有机会就拿出来演。我们把优伶与孔门之“宿仇”的缘起，以及这一对冤家相讥相搏绵延千年的事例，连缀起来看看是很有些意思的。这“宿仇”自然开始结于孔子，请看《谷梁传・定公十年》：
夏，公会齐侯于颊谷……颊谷之会，孔子相焉，两君就坛，两相相揖……罢会，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对此事的讲述，与《谷梁传》差不多，主要是孔子讲的话有所不同――“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但不管孔子那话是如何讲的，孔子的意思却是大同小异，都是没有什么理由的。道理很简单，即使鲁国君主受到优倡的“笑”或“荧惑”，齐国人犯法自是无须鲁国丞相来定罪的。更何况这也没有什么明确的不敬，也看不出有别的罪过。怎么就能去害得人家“首足异门而出”呢？纵是倡优轻慢失礼，按儒家套路，君受辱，臣当死。也用不着去制造“莫须有”的罪名，用外交要挟来杀害无辜艺人，以此营树自己忠臣能吏之情状，就好像这一切就消解了君之受辱的“古之大事”。而且这种杀人行为与孔子倡导的“仁”与“爱人”的语录标榜是南辕北辙的。此事无疑是他被后世多有诟病的地方。这一历史事件也自然激起了后世“优孟衣冠”者对他的不满。有文字记载的发泄从唐文宗时（827-839）始，当时宫中便出现“弄孔子”的杂戏：
太和六年二月已丑，寒食节，上宴群臣于麟德殿，是日，杂戏人“弄孔子”，帝曰：“孔子古今之师，安得侮黩？”亟命驱出。
《旧唐书・文宗本纪》
虽然这次杂戏没有演成，但可见伶人已于此前就已精心编构好了这出剧了，甚或在别的场合之中就有成熟演出也未可知。至于早前多少年就有这种“弄孔子”的戏，我们不能说没有，只是目前没有文字记载和别的文物佐证，还有待今后的考察论证。
到了宋朝，“弄孔子”的戏又开了锣。宋人黄监《杨文公谈苑》中讲到，在至道二年（996年）重阳这一天，太子与诸王宴琼林苑，教坊以夫子为戏。太子宾客李至言，用上面讲到的唐文宗面对同样的事例的表态来谏请停止演出，且添油加醋地说，当时文宗“遽令止之，笞优人”。于是此种戏又一次在宫廷里遭禁止演出。
据曹燕柳著《中国古代话剧》中说，宋神宗末年，有一出加进了王安石的“弄孔子”戏。优人让孔子坐在中间，颜回、孟子、王安石等坐在旁边。剧中孔子及其弟子屈于王安石的权势而唯唯诺诺，可见伶人们对他们这些“圣贤”是在极尽讽刺、挪揄之能事。而且那时候就搞出古今人会于一堂，类似“关公战秦琼”的戏来，表明他们的编导意识可以说已经非常“现代派”了。
更有甚者，还有在孔子后代面前搬演“弄孔子”戏的事情出现。《宋史・孔道辅传》讲孔道辅这个孔子的第四十五代孙，他奉命出使契丹时，“契丹宴使者，优人以文宣王为戏”。把“戏孔子”用于外交场合以辱孔氏后人，这也许应算是孔子当年外交场合逼杀伶人的“报应”吧。不单是契丹人这样搞，孔道辅的儿子孔宗翰，在自己的朝廷里也要面对这样的侮辱。他曾为皇帝首肯演出的“弄孔子”戏而据“理”力争。宋人王阚之的《渑水燕谈录》中记载了元v（1080-1093）年间的这个事情。
宋人洪迈《夷坚志》中讲到南宋绍兴年间一出“弄孔子”戏，连具体台词都有。如其中有孟子对孔子发火的话“三千之徒皆不如我”；有旁人对短命的颜回的嘲弄语言，“使汝在世，非短命而死也，须做出一场害人事”。这样丑化儒门圣徒在当时也真是够大胆的了。优人的“流侮圣言”，“以六经前贤为戏”贯穿于整个宋代。南戏《荆钗记》的主角王十朋在其《梅溪集》之前集六中，对此现象有诗题感慨，这也可见当时在民间此类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
剡之市人，以崇奉东岳为名，设盗跖以戏先圣，所不忍观，因书一绝。诗曰：
里巷无端戏大儒，恨无司马为行诛。
不知陈蔡当时厄，还似如今嵊县无。
南宋优人王喜曾“峨冠阔袖，像大儒，戏于上前”（《宋史・韩麟写》）,装扮成南宋儒家理学大师朱熹的样子,这便引发了朱熹的弟子陈淳写作那篇著名的《上傅丞论淫戏书》的冲动。他列数演戏之罪状,提出禁戏便可天下太平,民风淳厚。他这自然未免道学俨然，简单幼稚了。戏剧的生命力不是一篇文章可以扼杀得了的。我们从下面一则南宋优人的现编讽刺短剧中,可以看到他们面对主持科举考试的“大儒”们的大胆嘲弄。也可以从中看到戏剧表达的强烈欲望和冲动，对伶人艺术家的巨大诱惑。
事情是这样的,一次科考,考场中的考题出了差错。一半考生题中是“霈”字,一半却是“沛”字,考生闹起来。主监考的官员胡元质说,“有雨头也得,无雨头也得”,并说“第二场更不敢也”。但为首闹事的考生被抓了起来,于是，优人在考官们的宴饮中演出了这样一出戏:
优人伶序进,有儒服立于前者,一人旁揖之。相与诧博洽,辨古今,岸然不相上下。因各求挑试所诵忆。其一问：“名宰相凡几?”儒服以萧、曹而下枚数之无遗,群优咸赞其能。乃曰：“汉相,吾言之,敢问唐三百年间,名将帅何人也?”旁揖者亦诎指英、卫以及季叶,曰：“张巡、许远、田万春。”儒服奋起争曰：“巡、远是也,万春之生雷,历考史牒,未有以雷为田者。”揖者不服,撑拒腾口。俄一绿衣参军,自称教授,前据几,二人敬质疑。曰：“是故雷姓。”揖者大诟,袒裼奋拳,教授遽作恐惧状。曰：“有雨头也得,无雨头也得。”坐中方失色,知其讽己也。忽优有黄衣者,持令旗,跃入稠人中。曰：“制置大学给事台旨：试官在座,尔辈安得无礼!”群优亟敛下,喏曰：“第二场更不敢也。”皆笑,席客大惭,明日,遁去。遂释击者。胡(元质)意其为郡士听使,绿优而诘之,杖而出诸境。 宋・岳珂《H史》
由宋而元,儒家由社会尊者一下跌到底层――七匠、八娼(倡)，九儒、十丐。戏子的社会地位倒比儒生高了一等,孔门生徒这下失去了“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的可能,“倡”与“儒”开始有了交流合作的社会基础。以关汉卿与珠帘秀等为代表,儒生剧作家与演员携起手来,使一代之文艺――元曲，在世界文坛、剧坛建树了其辉煌。明清儒生中有大批才子淡于仕途,写戏度曲,创造了不朽的戏剧作品。虽然儒者在元朝后期随着科举考试制度的恢复，很快恢复了其原有的社会地位，而“倡优”一直到解放前都还是极下品的社会成员，但自元以来的儒生与伶人在戏剧上的合作后，“儒”与“倡”没有再如元代以前那样对立过了。今天的演艺编导家已不可能再去与孔子为“仇”，搞什么“弄孔子”的戏了，但是他们“弄”与“戏”的讽喻匡世的某种能力与责任却早已经退化多了，这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