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与南岭民族走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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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中，民族走廊理论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三大民族走廊之一的南岭民族走廊，费先生先后四次做过阐述，其高屋建瓴的民族走廊理论以及对大瑶山的社会调查至今对我们研究南岭民族走廊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对有关南岭民族走廊的民族史阐释、地理构架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主张从民族走廊理论、民族迁徙与发展史、宗教文化、社会组织、经济社会活动、区域开发等诸多方面来研究这一民族走廊。
【关键词】南岭民族走廊；费孝通；地理构架；民族史
【作 者】王元林，暨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广州，510632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4-0109-008
Modest Proposal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Nanling
National Passageway
WangYuanlin
Abstract：The national passageway theor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cept, the multiplex and integrativ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at was built by Fei Xiaotong.As one of the three national passageways, Nanling national passageway was expounded four times by Mr. Fei. The social investigation he made and that theory founded by him from a strategically advantageous position have been taking guidance effect until now. Trying to make my own idea about the explosion to the national history in Nanling and geography structure, I advocate making research on this national passageway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the national passageway,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ligious culture, social structure, economic social activity.
Key Words：Nanling national passageway, Fei xiaotong, geography structure, research content
“南岭走廊”是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这一走廊与“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并列为中国民族格局中的三大民族走廊，是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学术界对三大民族走廊的研究，以“藏彝走廊”、“西北走廊”的成果颇多；从费孝通先生首倡“南岭走廊”至今已经过去25年，而这一民族走廊的研究成果不多。在对“南岭走廊”所涉及的中南地区民族的研究中，分省和分不同民族的研究成果丰富，但局限在对小地区(诸如大瑶山)、个别民族的研究，对南岭民族格局与地理环境、民族联系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拟就费孝通先生的“南岭走廊”学说的提出、南岭民族走廊的地理构架、民族史的阐释以及这一研究的开展等方面问题进行阐述，以期抛砖引玉，请各位方家指正。
一、费孝通先生首倡民族学的“南岭走廊”学说
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是以我国的民族格局为基石，而我国的民族分布与地理环境相关。“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中华民族不是例外。他们所聚居的这片大地是一块从西向东倾侧的斜坡，高度逐级下降。”①中华民族聚居地区由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构成，六大板块指北部草原区、东北高山森林区、青藏高原区、云贵高原区、沿海区、中原区，三大走廊是指西北民族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②板块之间以走廊相联结的。“它(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③“民族有个形成的过程，不断变化的过程”。 “各民族间的往来变动，怎样影响它们的形成、合并和分化”，费孝通先生“主张最好是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研究”。④“对民族板块与民族走廊理论进行研究，成为研究费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费老第一次提出南岭走廊是与中华民族棋盘式分布格局一起提出的。1981年12月，在中央民族研究所座谈会上，费老指出：“从宏观的研究来说，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然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进行微型的调查。”⑤由于民族板块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民族走廊则具有相对的流动性，故研究民族走廊是打开中国各民族之间关系的钥匙。而进行民族走廊的微型研究就是要研究者亲身到要研究的社会中去调查。关于这一点，1935年费老和其前妻王同惠所进行的有关广西大瑶山瑶族的社会调查，可以说是身体力行的表率，是有关南岭走廊民族研究的楷模。
1982年5月，在武汉华中工学院社会学研究班和中南民族学院部分少数民族学员座谈会上，费老第二次提出南岭走廊，这次是与藏彝走廊、西北走廊一并提及的。对这条位于“中南的走廊”， 费老说：“广西、湖南、广东这几个省区能不能把南岭山脉这一条走廊上的苗、瑶、畲、壮、侗、水、布依等民族，即苗瑶语族和壮傣语族(应为壮侗语族――引者注)这两大集团的关系都搞出来。这里各种民族有其特点，山区民族就同傣语系各族不一样，以后的发展的前景也不同。”“上述几个复杂地区：一条西北走廊、一条藏彝走廊、一条南岭走廊，还有一个地区包括东北几省。倘若这样来看，中华民族差不多就有一个全面的概念了。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来，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概念，看中国民族大家庭里的各个成分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⑥费老第二次提到三大走廊是在不断完善他的民族走廊学说，此次对南岭走廊各民族的分布以及苗瑶、壮侗两大语族的关系都有提及，对南岭附近的桂、湘、粤等省区的有关研究者提出了殷切希望，并使我们对南岭民族走廊的认识更加清晰。费老的民族走廊学说在学术和现实意义上的贡献巨大。
1984年，在国家民委召开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工作会议上，费老针对我国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建议“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搞。因为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一向不是孤立的”，“民族地区是历史上形成的，不是我们划的。我国境内几个地区可以分得开来，大体上有、西北、东北同西南等地区”。“我们不妨从六江流域作为一个地区开始综合研究。南岭走廊也是一个地区。按地区去研究民族历史的方法，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很多人在工作里面感到困难，才找到这条路子的。西北是一条走廊”。⑦费老第三次提出“南岭走廊”，是与 “六江走廊”(即“藏彝走廊”)、“西北走廊”一起提出的，而且这次提出了民族史研究的方法应以民族地区(民族走廊)为切入点，这无疑为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
费老第四次提出南岭走廊是1986年5月在香港召开的“第一届瑶族研究国际研讨会”上，费老指出：“中国各民族所在的地域大体可以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曾被拉铁摩尔所称的‘内部边疆’，即我所说的藏彝走廊，然后是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岛屿及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民族的过去和现在。从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来看，各族人民流动的总趋势是北方民族的南下或西进，中原民族的向南，沿海民族的入海或南北分移，向南移的又向西越出现在的国境。我国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就是在这种迁徙变动中，逐渐融合许多古老民族而逐渐形成的。”⑧费老的这次发言，不仅是对1981年他第一次提出的“民族走廊”学说的进一步完善，而且还指明了中国民族迁移的大势和汉族形成的原因。费老在这次会议的发言中，还单独就大瑶山所在的南岭走廊地区提出了研究的思路：“希望能从近年来的大瑶山调查开始，发展成为以南岭山脉的民族走廊为主的综合性调查。这里面有作为山居民族的瑶族的各方面问题；有瑶族和跟他接近的苗族与畲族的关系问题，这并不仅仅是历史上的渊源问题，也是对相类似的山居民族的比较问题，包括了苗、瑶、畲族与壮族、侗族、布依族以及土家族等在历史上的关系问题，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与有什么差异的问题，以及长期历史上汉族在这个地区的作用问题，汉族与上述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南岭山脉的民族走廊研究好了，不仅有助于上述各族历史的研究，而且也可以大大丰富中国通史的内容，有助于我们对当前各民族情况的深刻了解。”⑨这是费先生在他从事大瑶山瑶族历史社会调查和研究后，对南岭走廊所做的最详尽和最具体的阐述，不仅指出了南岭走廊研究中应该关注的各民族间的关系，而且对南岭走廊的综合研究提出了殷切希望。这也是费先生最为详尽地提出南岭走廊研究的内容和应注意的问题。
与费先生先后五次提出有关藏彝民族走廊学说相比，⑩费先生的南岭民族走廊学说是在他长期对南岭瑶族历史社会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南岭民族走廊学说涉及到南方壮侗和苗瑶两大语族的十数个民族，是研究这些民族迁移、发展的历史以及了解民族间社会文化相互影响的重要途径，其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重大。同时，南岭民族走廊学说在一定程度上还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在强调中华民族整体的同时，重视各民族个体和民族间相互交流的研究，动静结合，古代交通与民族文化交流相联系，对解决民族学、民族史的许多重大问题无疑有重要意义，成为指导学术界开展民族史研究的重要航标。
二、南岭民族走廊的地理构架与民族史阐释
南岭山地是我国长江、珠江两大水系的分界线，是华中和华南的自然与农业生产差异的重要界线，是我国大陆南部最具地理意义的山地。狭义的南岭包括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五岭，附近还有九连山、青云山、滑石山、瑶山、海洋山、大桂山、大瑶山、驾桥岭等，由一系列北东向平行的破碎山地组成。岭间有低谷，多构造盆地，历来为南北交通要道。长江流域的潇、湘、资水上游夫夷水，湘水支流舂陵水、耒水，赣江上游的章水，珠江流域的桂(漓)江、贺江、连江、武水、浈水等，都分别发源于南岭的北坡和南坡。狭义的南岭山地行政区划包括广东韶关、清远、河源，广西桂林、贺州、梧州，湖南郴州、永州、怀化、邵阳，江西赣州等。而广义的南岭还可向西延伸，即长江与珠江流域的分界线，一直向西至红水河与乌江的分界线苗岭，即两广丘陵与云贵高原的分界，包括黔西南、黔南、黔东南、桂北、桂西北、滇东等地。这一带雪峰山、大南山――天平山、九万大山、凤凰岭、东凤岭――都阳山、青龙山南北分列，融江、龙江、刁江、红水河等南北贯穿。南岭走廊现有人口约7000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约1750万，占当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在黔、桂、湘、粤交界处的一些州市和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高达40%―50%； 在桂北的河池、桂西北的百色、黔南、黔东南等地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都超过了60%，有些地方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高达80%左右。南岭走廊与其他走廊相比，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最多、资源比较丰富、环境比较优越的地区。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民族学上的南岭走廊，显然不是狭义的，而应是广义的，不仅指今天生活在南岭走廊黔、桂、湘、粤、赣等交界处的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中壮傣语支的壮族、布依族，侗水语支的侗、水、仫佬、毛南等民族，苗瑶语族中的瑶族、苗族、畲族等，而且还包括历史上由这条走廊南下、北上或东进的汉族、回族、彝族、仡佬族、满族等。以民族语言系属来分，这一走廊主要生活着汉藏语系中的壮侗、苗瑶两大语族的民族，还有汉语族(汉、回族)、藏缅语族(彝族)以及属于阿尔泰语系满语支但普遍使用汉语的满族，可谓是我国中南和西南民族交通与连接的重要地区，也是我国中南民族与部分西南民族的交汇和融合的地区，若要研究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舍此别无它选。
南岭因处于华中以南而得名。“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时有五处，故曰五岭”。[11]五岭也是南岭的另一别名。南岭不仅是汉族南下百越的通道，也是诸多少数民族南下的通道。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潘光旦先生根据瑶、畲的盘瓠传说和徐偃王记载而认为，先秦时生活在东夷中靠西南的徐族人，不断南下进入长江流域，进入南岭山脉的那一部分可能是瑶；而从南岭山脉向东，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区里和汉族结合的那一部分可能是畲；还有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可能就是苗。潘先生还主张，我们祖国的历史是一部许多不同民族相互接触、交流、融合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从没有间断过地进行着、发展着；研究多民族的发展，应该不断地互相参照着进行。[12]苗岭、南岭以及生活在这里附近的苗、瑶、畲等族，可以说是对他这一理论的最好阐释。
历史上，瑶族是秦汉时武陵蛮的一部分，南北朝时，“零陵、衡阳等郡，有莫瑶蛮者，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服”。[13]《隋书・地理志》载，隋时“莫徭”主要杂居于湘中及湘南的长沙、零陵、衡山、桂阳等郡，以及湘西北的武陵郡和五岭山麓粤北的熙平郡。宋代，原居住在荆湖南路的瑶族越过南岭而进入岭南，逐步形成了今天瑶族的基本格局，也使岭南成为瑶族的主要分布地区，而湘南、湘西南的南岭北麓仍是瑶族分布的次重要地区。以南岭山地及走廊的角度来研究瑶族，既符合瑶族的发展历史，又与今天瑶族的分布相一致。而以南岭为基础，向东至闽西北、赣东、浙南以及广东东部、北部山区，是畲族分布地区；向西达云贵高原的南缘、西缘，湘西、黔东、桂北一带则是苗族居住地。在苗族历史传说中，其祖先“顺着日落的方向走，跋山涉水来西方”，[14]应是苗族迁徙的最好例证。唐宋以后，湘西苗族进入广西北部，黔南、黔西南苗族迁入广西西北部和西部。虽然学界对苗与畲、瑶同源之说还有争论，但以南岭走廊来探讨汉藏语系中的苗瑶语族，无疑是打开这些民族起源迷团的最好钥匙。
与苗、瑶、畲不同，秦汉居住在岭南的百越一支的骆越、西瓯却是南方的原住居民，秦统一岭南，“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15]中原移民经南岭走廊南下两广。汉武帝发兵，从湘、赣、桂、黔四省的湟水、横浦、漓水、江的南岭走廊及珠江各支流南下而取南越政权。两汉至魏晋南北朝，南岭走廊以南的百越称作“俚”、“僚”、“乌浒”等，其虽时叛时服，但与汉人错居，“浸以微弱，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16]已经被列入地方行政管理范围之中。受到封建王朝压迫的瑶族、苗族，“此外还有侗族、水族等历来都是聚居在南岭山脉附近的侗壮语族的民族，他们定居在湘黔桂边区的时间可能还早于苗瑶。他们也同样和统治势力进行长期的斗争，其中也有一部分溃散，流动到不同的山区以求自保的。”[17]从唐宋时代开始，岭南的各族逐步分化，虽然大部分仍贯以蛮，但各民族的特点已有差别。五代以后，黔南布依族称“仲家”。宋代，广西壮族称为“僮”；黔南、滇东、桂西一带出现仡佬族，称为“葛僚”、“仡僚”、“佶僚”、“革老”、“仡佬”等。元代，桂北的毛南族称为“茆难”、“茅滩”、“冒南”、“毛难”等，桂北的仫佬称“木娄”。在湘黔桂交界一带依山傍水的“溪峒之地”，住着水族、侗族的先民，直到明代，水族、侗族的名称才出现在邝露的《赤雅》中。[18]随着历史上汉族人不断通过南岭走廊南迁，在宋代彝族也沿南盘江等进入广西西部，到元代时回族人也沿湘桂走廊进入南岭地区；而苗族、瑶族则沿着广西及云南的诸多河谷继续南移，形成今天东南亚一带的跨国民族。
从以上粗线条勾画南岭走廊历史上的移民活动不难看出，有汉、瑶、苗、彝、畲、回等民族沿南岭走廊南下。南岭走廊附近的侗、水等民族称作“溪峒之民”，自然依靠这一走廊联系外地；壮、布依、仡佬、仫佬、毛南等民族多分布于南岭走廊南北，历史上这些民族也应在这一带有所迁移，只不过其迁移规模不如历史上汉、瑶等民族的大迁移。黔西南、黔南、黔东南、桂北位于云贵高原边缘，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盘江、红水河、清水江、都柳江、曹渡河、格必河蜿蜒于群山丘陵间，形成许多河谷和盆地，苗、布依等民族辗转其间。虽然西江上游的南、北盘江水系所在的滇东、黔西南、桂西北多岩溶地形，河流不时为地下河，但南、北盘江及其重要的支流，却一直是地上河。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地理上呈东西展布的南岭以及其西的苗岭，虽然平面上呈横向展布，但实质上仍是一系列由东北――西南走向组成的山地，从民族意义上说，西江、北江各支流是许多呈南北向的民族走廊。
李星星先生认为费先生所言的“南岭走廊”是“壮侗走廊”，[19]这种提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壮侗走廊”未能全面涵盖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南岭走廊所涉及的壮侗(语族)和部分苗瑶(语族)的内容。那么，南岭走廊的地理范围到底有多大？笔者以为，南岭走廊北端为云贵高原东南、雪峰山南段、罗霄山脉南段，即北纬26.5度左右，南端在左江―郁江一线约为北纬23.5度，南北宽约330多公里；西界在滇、黔、桂相交的南、北盘江上游地区的东经104度，东界达南岭东端东经115度，东西长约1000多公里。如上所言，历史上壮侗、苗瑶语族的民众借南岭走廊南进北迁，湘、赣江各支流与珠江水系的西江、北江等大小干支流成为民族交流的通道。今西江各段名称不一，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与西江干支流流经之处多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缘故。如果把南岭走廊按河流通道详细划分，从东向西主要分布有以下几条南北向通路：
其一，沿湘、赣江及支流，古苗、瑶语族群取道南下西进，越南岭、湘西山地等，其中沿湘江支流和西江支流西进后而南下的为苗族；越过南岭后经西江支流漓江、贺江等和北江支流连江、武水等，向西南迁徙的为瑶族；向东南借南岭东端赣、粤、闽山地的为畲族，畲族传说其祖先来自粤东的凤凰山，可能与民族迁移有关；而汉、回族也沿南岭走廊偏东的湘、桂等通道南下。
其二，沿湘、资、沅等江支流，越过今湘、黔、桂交界地带的南岭及以西山脉，沿西江支流寻江、都柳江、融江、大小环江、打狗河、龙江等柳江干支流，历史上苗、瑶、侗、仫佬、水、毛南等族多沿这条通道南下。
其三，沿清水江、黄泥河、革香河等南、北盘江干支流，涟江、蒙江、曹渡河等红水河干支流，苗族、彝族、布依族、仡佬族等多沿这条通道南下或东进，形成南岭走廊西端西南民族与中南民族交错的局面。
西江干流多东西展布，使交通走廊南端各民族便于相互交流，左右江、邕江、郁江、黔江、浔江等，壮族与其他民族于此交汇，甚或通过交通，苗、瑶等延伸到东南亚地区。南岭民族走廊既是历史上北方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南下的通道，而且通道两旁的山地又是这些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其地理构架正反映了民族迁徙与民族聚集的史实。
三、南岭民族走廊研究中的丰富内容
与其他民族走廊一样，南岭民族走廊是在中国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处于古代之冲积平原农业文明区域边缘，其地形复杂，处于依山川自然走向平面呈条带状的特殊地带，多半能够避开文明中心政治经略与开发，既便于民族迁徙流动又便于其躲避以求自我保存，这些特殊地带成为我国少数民族的摇篮。[20]可以说，南岭民族走廊是南方少数民族的生存地和迁移通道，是积淀南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最集中的地区，其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是南岭民族走廊研究的宝贵资源。
民族走廊理论是我们研究南岭民族走廊的基石。长期以来，我国民族学研究多以省区为界限，没有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研究多以一个民族为内容，与邻近民族间关系的研究较少。这给梳理民族迁徙与民族关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费孝通先生提出和倡导的民族走廊学说，对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也对南岭民族研究基本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如何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与发展民族走廊学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可喜的是，以李绍明、李星星等为代表的民族学研究学者以藏彝走廊为重点，对民族走廊的概念、形式、性质和特点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我国东部冲积平原和边缘山地地形之间转变地带的高山峡谷，恰是历史上诸多少数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和退避的庇护地，也是相关民族及社会文化自我保存的地区，这一特殊地带与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及古代冲积平原农耕文明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直接的相关性。而且“民族走廊”具有历时性，且与相关族群的流动及方向变化具有相关性。[21]南岭民族走廊具备以上民族走廊所要求的特点，是民族走廊的典型性代表。
南岭民族迁徙与发展史，是我们研究南岭走廊的重要内容之一。除大量的历史文献外，各民族的史诗、传说、民间故事、歌谣、民间文学也是我们研究南岭民族迁徙与发展史必不可少的资料。如畲族保存的《开山公据》(又名《抚徭券牒》)、《高皇歌》和部分瑶族的《迁徙榜牒》(又名《过山榜》、《盘王歌》等)都有民族图腾信仰残余的盘瓠传说以及民族迁徙等内容，畲族的祖先传说和瑶族的《千家峒传说》等分别反映闽粤赣地区的“凤凰山”和湘南“千家峒”应是畲族、瑶族迁徙过程中的重要中转站与集结地，在畲、瑶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22]侗族的迁徙史诗《祖公之歌》分为《祖公上河》和《祖公落寨》两部分，《祖公上河》叙述侗族祖先由广西之东部、广东之西部，溯西江而上，逐步水迁至桂黔湘边界；《祖公落寨》则叙述侗族另一部分祖先由江西吉安府和太和县等地迁徙到湘桂黔边界居住的情景，这与洪武时调集一些江西籍官兵到湘桂黔边驻防屯垦，与当地侗族融合而成为其民族的一部分的记载相符。[23]壮族有《姆六甲》、《布洛陀》等创世神话故事，后者中含有开红河等资料；瑶族的《海南信歌》反映了瑶族一支从广西迁往海南岛的事实，《交趾曲》还涉及广西恭城瑶族迁往交趾北部的情况，仫佬族的《唱罗按》介绍了罗城县建置的历史与仫佬族古代社会的历史；苗族的《古歌》和《史诗》也有部分内容反映了苗族先民的迁徙史；[24]毛南族的《谭氏始祖歌》等，为我们研究其民族迁徙发展与南岭走廊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在注重研究南岭走廊各民族迁移的同时，南岭走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我们研究该民族走廊的关键所在。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少数民族有它的特点，就是相互关系深得很，分都分不开”，壮族与汉族、苗族与瑶族、广西龙胜的壮族与侗族等在历史上都有联系，利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可以更清楚我们民族之间的关系”。[25]费孝通先生在《瑶族调查五十年》中第四次有关南岭走廊研究中注意各民族关系的论述，基本概括了南岭走廊各民族关系研究的主线。只有把汉族与南岭走廊少数民族的关系梳理清楚，对南岭走廊各少数民族关系深入了解，才能把握这一地区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贡献，展现历史上到今天中南各民族的风貌，全面、系统、客观地反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
南岭民族走廊及其南北附近地区是中南、西南民族历史文化积淀的重要地带，这一地带民族众多的原始、语言文字、民俗等，有别于我国西北、东北和部分西南民族。壮族历史上曾出现“土俗字”(方块壮字)，水族有水书，侗族在明代出现用汉字记录侗语的“汉字记侗音”(未成为正式的民族文字)等。虽然今天南岭民族走廊的各少数民族大多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但他们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这里的十多个少数民族基本上属于汉藏语系的壮侗、苗瑶两大语族，他们的大多是自然图腾和祖先崇拜。壮族多崇拜山、石、树等，信仰大榕树、木棉树；侗族信仰香樟、银杏、枫树和桐树；水族信仰水杉树；仫佬族信仰桐树，[26]其独特的“拜树节”也与其居地多岭多树以及民族迁徙有关。仫佬族从湖广迁到贵州的安顺，再沿南岭走廊西部南、北盘江而迁至广西西北部的隆林、西林。早先其祖先居住在大树上，多依靠果树等为生，后开田定居，为纪念祖先功绩而有此节。[27]壮族等在唐代以后受道教影响较深，近代，在沿江及交通发达的壮族、水族聚居的城镇，基督教(新教)、天主教时有流布。原始的各种神崇拜，是民族走廊信仰研究的重要符号。南岭民族走廊各少数民族的住房、饮食、服饰、节日等虽不尽相同，如壮族的“牛王节”、瑶族的“盘王节”、毛南族的“分龙节”、侗族的“打油茶”、仫佬族的“依饭节”等所表示的意义各不相同，但他们均能歌善舞，在喜庆的日子均举行歌舞活动，如侗族的“多耶”、仫佬族的“走坡”、水族的“赶端坡”等等。还有各少数民族异彩纷呈的音乐、诗歌、医药、体育等都是民族瑰宝，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南岭民族走廊独特的自然环境，影响了生活在这里的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活动。“岭南无山不有瑶”，瑶族作为一个山地民族，刀耕火种，“游耕”迁移，山区瑶族“山丁”向“山主”租借耕种期满后的“种树还山”既是例证；畲族生活之处的海拔高度远较瑶族要低；苗族生活的苗岭、大苗山，苍山林海，他们的经济活动以农林、牧业为主；侗族的生活主要依靠竹木和桐油；而毛南族生活在大石山区，耕山、放牧。壮锦、侗锦、苗族的“宗贝布”、瑶族的“徭斑布”、布依族的“蜡布”，都是少数民族手工技艺的代表，这些民族的社会生产活动与生态相结合。因此，南岭走廊民族生态学涉及到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他们的社会生产、生活与环境的关系等丰富内容，也是民族研究的一大重点。
南岭民族走廊各民族的生产方式不一，社会组织形态各异。壮族的“都老制”及习惯法，瑶族的 “瑶老制”、“石牌制”和“油锅组织”，苗族的“寨老制”和古规古法，仫佬族的“冬”组织、“会款”以及乡约和习惯法，毛南族的“隆款”，彝族的“议事会”制等等，都是我们了解各民族发展的重要证据。与其他民族走廊相比较，南岭民族走廊的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各层关系，是研究社会发展史的重要资料。费孝通先生生前对金秀大瑶山地区的社会调查和研究成果，为我们开展民族社会学的研究树立了楷模。只有利用各民族“活化石”的调查资料，才能开创南岭民族走廊研究的新天地。
从云贵高原的二级阶梯向两广、湘赣丘陵三级阶梯过渡地带的南岭，是西南向中南转换必经地带，江河及关隘成为这一交通走廊的必要组成部分，交通便利的湘桂走廊，江河两岸山石林立，景色宜人，风光秀丽。而南岭一带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虽然同样景色宜人，但多石灰岩地形，难以耕种。今天这里的少数民族地区仍是我国经济贫困地区之一。如何利用这里丰富的水力、物产资源，改变这里交通落后面貌，发展生态环保农林业；利用丰富的民族人文资源，发展旅游业，改变这一走廊贫瘠的面貌，也是我们应着重研究的内容。费孝通先生倡议建立一个南岭山脉瑶族协作区，利用这里的亚热带水果、烟草、稀土金属矿产、木材等发展经济。[28]这不失为促进南岭走廊发展的良策。
现今岭南民族走廊地区的工农业、交通、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方面得到飞跃发展，使当地各民族焕发了勃勃生机，社会各方面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保留原有的民族文化，成为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应打破桂、粤、湘、黔、滇等行政区划的限制，统筹规划，从各民族的发展史和民族关系史入手，从民族区域史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关系入手，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宗教学、交通学、生态学、旅游学等多学科联合，将历史记载和民族学田野调查相结合，整理、挖掘南岭走廊属于瑶苗语族与壮侗语族的十多个民族的丰富文化和经济社会内涵，以切实解决这些民族关心的重大问题，发展适合这一地区的生态农林业和旅游业，做到既不破坏当地的民族传统文化，又可为这一地区各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提供切实的保障。
总之，南岭民族走廊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应是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当今由于分民族、分地区研究，没有打破行政区划的界线，给这一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希冀更多民族史和社会经济学的研究者投入到这一领域，为整理和保护民族遗产，为这一民族地区的脱贫致富添砖加瓦。
(本文承蒙中国社科院民族所丁克定先生提出不少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注释：
①③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382页、第381页，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
②参见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深入进行民族调查》，《费孝通文集》第8卷，第165、319―322页。
④⑥[25]费孝通：《深入进行民族调查》，《费孝通文集》第8卷，第317―319页、第320―322页、第317―323页。
⑤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费孝通文集》第8卷，第165页。
⑦费孝通：《抓紧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出版》，《费孝通文集》第9卷，第311―312页。
⑧⑨费孝通：《瑶族调查五十年》，《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388页、第390页。
⑩参见李绍明：《费孝通论藏彝走廊》，《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1期，第1―3页。
[11]《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寿州》。
[12]参见费孝通：《潘光旦先生关于畲族历史问题的设想》，《潘光旦民族研究论集》，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13]《梁书》卷三四《张缅传附弟张缵》。
[14]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5页。
[15]《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
[16]《隋书》卷八二《南蛮传》。
[17]费孝通：《〈盘村瑶族〉序》，《费孝通文集》第9卷，第94页。
[18]参见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第458―533页。
[19][20][21]参见李星星：《论“民族走廊”及“三纵三横”的格局》，《中华民族论坛》，2005年第3期，第129页、第127页、第126―127页。
[22]参见吴永章：《畲族与瑶族比较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23]参见黄成授：《广西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
[24]参见吴肃民：《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概论》，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137页。
[26]参见江帆：《生态民族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
[27]参见莫家仁、陆群和：《广西少数民族》，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
[28]参见费孝通：《南岭行》，《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452―4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