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政治”与永恒的批判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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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雪波：现在回头来看，你觉得哪些因素对你后来走上文学批评产生过影响？比如，一个愤怒的起点，家庭环境，或者在自我成长过程中的某个精神事件……

何同彬：“愤怒的起点”、“精神事件”、“家庭环境”这一类说法颇具“戏剧性”，不是我愿意面对的回忆方式，我与文学或文学批评的关系“无所从来、亦无所去”，一个遍寻族谱都只见农、共、商的家族，产生我这样一个所谓的文学批评者本身就是个“误会”。但我感谢这种误会，它让我一直保持着与这个文化系统所津津乐道的那个“文学”的适当的距离；让我过早地培育了一种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心态，始终带着几分敌意冷冷地打量所谓的“文学”、“文人”和“文坛”。在此期间佩索阿的《惶然录》和尼采的《历史学对于我们生活的利与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前者告诉我真正的“艺术在另一间房里”，在时代的“弱者”那里；后者告诉我“这个房间里”的“艺术”只不过是“陈词滥调”、是可耻的“表演”，而那些趾高气扬、神态自若的“文学权贵”们也不过是文学最顽固、也最卑微的“敌人”。如果硬要找一个起点或所谓的精神事件，那可能要追溯到2003年我写的一篇从未发表的文章《大学文学教育：自由精神的迷失》，从对“文学教育”的质疑开始，我就以散兵游勇、零敲碎打的方式逐步把质疑扩展到文学观念中很多其它的关键问题，比如文学史、知识分子、文化研究、八十年代、历史化等等。

梁雪波：从事文学评论离不开大量的阅读，我注意到有两类书籍被你经常提及，一类是以尼采、加缪、本雅明等为代表的诗人哲学家的著作，一类是以卡夫卡、佩索阿、赛弗尔特等为代表的所谓“弱势文学”，我猜测，他们实际上构成了你精神的两翼：前者为操持文学批评提供重估的勇气、价值立场和方法论，后者以与光明对称的诗意烛照内心，平衡着现实世界的凶险、幽暗与凡庸。是这样么？

何同彬：你的概括既是准确的，也是模糊的。前者是因为这种“两翼说”准确地概括了我的批评方式的“痕迹”，而后者，也即“模糊性”是我自己造成的，在时代的潜隐的挤压和自身的懦弱、怠惰的双重作用下，我既没能在重估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决绝，也没能在退守的过程中实现你所谓的“平衡”。为此我深感愧疚。我从未把我喜欢或乐于借用其话语的这些哲人、艺术家当作偶像，也不愿把他们的言辞当作福音或匕首，他们是我请来的廉价的“宾客”，在他们蜡像般的簇拥和围观下，我有了些许挑战时代的、同样廉价的“勇气”，而这勇气之脆弱只有我偷偷淌下来的眼泪和尿溺才能揭穿它的“虚伪”。我需要他们，以最卑微的方式，而我努力的方向则是在这种方式之上涂些高贵的油彩。

梁雪波：哈特曼将批评称作“一种次要的流言蜚语”，伊格尔顿则认为，批评家是“话语的监督人”。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十分可疑，或者充满心照不宣的暧昧，或者互生难以化解的敌意，在你看来，文学批评的合法性有赖于什么？一种健康而有效的文学批评应该是怎样的？

何同彬：事实上，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既不那么“暧昧”，也没有难以化解的“敌意”，真要像你描述的那样，我们的文学生态的“PM2.5”就不会超值了。要命的是，他们之间太和气了，往往不是心照不宣的暧昧，而是明目张胆的“互通有无”、“互通款曲”，这样的生态产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是可疑的，只是一个舞台上的两个捆在一起的“丑角”。因此，合法性何来？或者反过来说，这就是“合法性”，难以改变的合法性，所以你问我合法性有赖于什么，我只能说它有赖于“权力”，谁有更多的权力，谁就可以定义“合法性”，而谁会有更多的权力，那就要看谁更“丑”了。最终，“健康而有效的文学批评”就成了属于文学的“中国梦”了。

梁雪波：有批评家指出，现在的学院批评已陷入了自闭的危机，越来越变成一种冗余的知识。对此你深有体会，并在《批评的敌意》等文章中提出重建以反抗为宗旨的“青年性”，以鲜明的“敌意”抵御世故。如何理解你所说的“世故”和“青年性”？这种青年性是否意味着独立的精神立场、自由表达的勇气，以及最重要的，一个言说者的内在信念？

何同彬：现有的大学体制、学院文学教育和相应的学术生产（包括学术批评）是我批判的主要对象，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深陷其中，深知这个生产冗余知识和历史废墟的“象牙塔”有多么虚伪。而我所提出的“青年性”、“批评的敌意”、“反世故”等批评观念，针对的也是以腐败的学院体制为核心营构、周连的这样一个复杂而“繁荣”的“文学”场域。在我看来，这一边缘场域的腐败不过是政治体制及其腐败的一种延续，后者的最基本的品质就是“老年人的”、“世故的”――功利、贪婪、伪善、和气、懦弱，而这种“老于世故”的习性对于艺术和青年人的腐蚀是有目共睹的。不过，由于“世故”滋生世俗法则及其相应的利益，所以即便人们（包括青年批评者）清楚地知道这一习性的危险，也没有勇气去抗拒，因此我提倡“青年性”，即你所说的敢于自由表达的勇气、独立的精神立场，它和生理年龄没有关系，是一种反抗性的、批判性的精神品质。当然，在根深蒂固的老年人文化对“青年性”的战争中，我对于后者的胜利没有任何信心，所以残存的梦想也不过是成为一只鲁迅所说的捣乱的“苍蝇”而已。

梁雪波：在你的某些文章中流露出一种文学虚无主义的倾向，这种对文学自身的怀疑是否合理？文学只是一种自我指涉的语言，是以对社会话语的疏离来确立自身的。如果以泛政治化的眼光审视文学，容易忽视了文学话语的特性，如此批评所依据的标准是否一个“反文学”的立场？即，将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其它话语的无力或不作为转移到了对文学的越位期待上。

何同彬：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曾经在这个问题上迟疑、彷徨过很久，一度也对自己的立场进行过反思，甚至也想过放弃，后来还是阿伦特“解救”了我。阿伦特认为艺术的私人性，即你所说的所谓的“自我指涉的语言”，“对社会话语的疏离”等，不过是一种“悲哀的不透明性”，或者按照我自己的看法，那也不过是一种卑弱的自我神秘化，它只是把主体“抛回到……轻飘飘的、无关紧要的个人事务当中，再次脱离‘现实世界’”。当然，每一个热爱文学、热爱艺术的人都有权利沉溺于这种私人性中，毕竟按照阿伦特的解释，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感染人的魔力”，其中的“关爱和温情甚至可能代表着世界的最后一个富于人情味的角落”，“因此整个民族都可以将它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加以接受”，但这并不会也不应该“改变它那基本的私人性质”，所以它需要一种“非私人性、非个人化”的变形，以获得“公共表现的相状”――这也是大多数文学话语孜孜以求的。而问题的关节就在这里，一方面，这种“非私人性、非个人化”的变形在中国是失败的，即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的纽带从来就没有建构起来，因此按照他的看法，我们必须“寻找政治”；另一方面，这一变形的失败形成的文学生态在中国是绝对政治化的，很难容纳真正艺术的私人性，整个文学场域中各种话语的操练和各种权力的交错都是“反文学”的，所以我并不“反文学”，我反对和批判的恰是公共领域中的“反文学”――带着一副伪善而虚荣的“文学”面孔。同时，我也不回避自己文学批评中的“泛政治化”的倾向，借用伊格尔顿为“政治的批评”的辩护：“‘纯’文学理论是一种学术神话”，“文学理论不应该因为是政治的而受到谴责，而应该因为在整体上不明确或意识不到它是政治的而受到谴责。”对于中国的语境而已，“泛政治化”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不得不面对的顽固的现状。

梁雪波：在你看来，批评家的首要任务是什么？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应该具备哪些要素？文学批评应该如何从历史的灾祸中拯救出“正义与真理”，从而避免书写沦为一种空洞的能指游戏？

何同彬：批评家的首要任务我前面已经提到了，就是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寻找政治”，我们不能在操弄“纯文学”的“障眼法”了，这个留给纯粹的私人领域吧，因为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学话语都是公共性的（尽管这并不是我希望的），公共性就是政治。因此一个优秀的批评家目前首要应该具备的不再是什么知识的积累、历史的修养，而是求真的意志和勇气，也即你所说的从历史的灾祸中拯救出“正义与真理”。如今，政治都已经把我们的生活摧折到何种境地了？但凡有一点良知和常识的人都无不意识到，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仅仅沦为你所讲的“空洞的能指游戏”将是多么可耻的惰性啊！

梁雪波：你对80后一代青年批评家的整体情况是否满意？你认为他们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什么？在消费主义的销蚀、资本的干预、学院体制化等多重挤压下，青年批评家应该如何实现突围？

何同彬：非常不满意，包括我自己，基本上毫无作为。原因或者说“最大困境”就是既无能力也无勇气动摇庞大的文学体制，只能或无奈或蒙昧地顺应着体制、顺从着那些“志得意满”、“趾高气扬”的“老人”们制定的游戏规则。在这种重重包围的困境中，我常常想起尼采对“青年之国”的呼唤，他希望青年们肩负起“第一代武士和屠龙者的使命”：“他们的使命……是去动摇那个当代关于‘健康’和‘教养’所拥有的概念，去生产对如此杂交的概念怪物的嘲讽和憎恨；他们自己的更强壮的健康的保障标记恰恰就应当是这，即他们，亦即这些青年，自己不能使用出自当代流行的语词和概念造币厂的概念、党派标语来表述他们自己的本质，而是仅仅确信一种在他们心中活动的、战斗的、挑剔的、分解的强势，确信在每一个美好的时刻都总是被提升的生活情感。……他们用不着去伪装拥有完全的教养，去捍卫这种教养，他们享受着青年的一切慰藉和特权，特别是勇敢的、直率的正直的特权和令人振奋的希望慰藉。”如果说突围，那尼采这段话就权且作为一个实现突围幻觉的“宣言”吧！

梁雪波：文学批评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在批评实践与学术研究方面，将来会有哪些计划？

何同彬：意味着求真，即尼采概括的：“质朴、磊落、不自相矛盾、持之以恒、不改本色、无褶痕、无绕行、无帷幕、无形式。”难度很大，我只能说尝试着去努力，毕竟求真比求善、求美还要复杂、艰难得多。如今，我无可奈何地深陷于学院体制之中，这一体制取消了任何超越于职业之上的价值的合法性；我必须在统计学的意义上活着，或者作为一个文学的“学术民工”活着，而不可能是什么与文学相关的任何自由、高贵的假想。对此，我除了腹诽、怨恨和忍受，没有任何其它的应对方式，除非选择离开。所以，你问我的批评实践的计划，我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向你描绘，因为在学院制度中我必须面对很多自己厌恶的教学、行政和科研任务，它们成功地分散了我的精力，了我反抗的勇气。当然，梦想还有，我坚信福柯在谈论启蒙的时候所说的“永恒批判”的原则，准备以文学关键词的方式，从某些陈旧的概念身上一一剥离掉其虚假和伪善的成分，看看“文学”的帷幕遮掩下的那些丑陋的、沉重的“肉身”。

访问者简历 梁雪波，诗人、批评家，现任职于南京可一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