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扩大对印度尼西亚农产品出口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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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1-148X（2016）11-0082-09
摘要：基于贸易产品二元边际的分解和VAR模型的理论框架，本文对中国农产品1995-2014年出口印度尼西亚市场的贸易额结构性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中国农产品出口印度尼西亚市场的增长变化中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扩展边际，固定贸易成本对扩展边际有显著作用；印尼经济规模对二元边际的作用方向不相同，而多变阻力对增加二元边际的作用较小。因此，为了扩大农产品对印尼的出口额，中国需提高农产品质量、完善农产品出口结构、发挥农产品比较优势等，以增强中国农产品在印尼市场的竞争力。
关键词：中印农产品贸易；二元边际；向量自回归
中图分类号：F8314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6-07-11
作者简介：杨逢珉（1955-），女，兰州人，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韦灵慧（1993-），女，合肥人，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
2016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也进入后自贸区时代。作为海上邻邦的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正在建立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印尼政府于2014年提出建设“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并致力于对接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在中国与印尼的海洋战略对接中，中国独特的资金与技术优势有助于推动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印尼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中国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伙伴。政治安全、经济合作以及社会人文是统筹中国与印尼合作的“三驾马车”，而贸易又是两国加强经济合作的重要环节，并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合作提供新的契机。
一、中-印尼双边农产品贸易现状
作为亚洲地区的两个大国，中国和印尼具有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市场广阔等共同特点，农产品双边贸易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与印度尼西亚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贸易不断发展，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进出口总额由1995年的3485亿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63555亿美元，尤其是2004年“早期收获计划”实施之后，贸易额快速增加。其中，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与印尼的进出口总额由2008年的31516亿美元下降至2009年的28384亿美元，贸易额下降2132亿美元，但中国与印尼的进出口总额呈增长趋势；与此同时，两国的农产品贸易额也在不断增加，由1995年的432亿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6464亿美元，年均增长699%。由于2002年提出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农产品贸易额在2003年突破10亿美元，达1080亿美元。
然而，两国农产品贸易所占比重较小，中国对印尼的农产品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比重20年间一直维持在10%左右，占比较小且无明显波动，仅在1999年占比达到最高为1618%，具体如图1所示。在农产品出口方面，中国对印尼的农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呈波动下降的趋势，由1995年的1873%下降至2014年的464%；在农产品进口方面，中国对印尼的农产品进口与总进口的比重波动上升，由1995年797%增加至1899%，农产品的进口规模占比扩大，中国在2003年之后从印尼的农产品进口额占比赶超农产品出口额占比，主要是因为中国广阔的消费市场增加了对印尼特定农产品的需求，出口和进口的共同作用使中国与印尼的农产品贸易规模一直在10%左右波动，没有明显变化。
相对于贸易额的迅速增长，中国与印尼之间的农产品贸易结构①具有一定互补性，具体如图2所示。1995-2014年，中国对印尼出口的农产品主要集中于植物产品，占比维持在50%左右，其次是食品、饮料酒和醋、烟草及烟草替代品的制品，占比约为30%，活动物、动物产品和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制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腊仅占很小的比重。其中，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制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腊的比重20年来一直未超过1%。
从中国从印度尼西亚进口的农产品结构来看（见图3），中国1995-2014年从印尼进口的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腊一直占据着绝对比例，且占比呈不断上升趋势，由1995年的4281%增加至2014年的8047%。中国从印尼进口的其余三类农产品均占很小的比重，2014年的比重分别为575%、700%、681%。具体来说，中国从印尼进口的植物产品占比20年来减少了2268%。中国从印尼进口的食品、饮料酒和醋、烟草及烟草替代品的制品及活动物、动物产品占比自2000年之后均不及10%。总体上看，中国从印尼进口的农产品结构单一，虽然进口的农产品结构不进合理，但反映了中国的需求状况。
结合图2和图3可以看出中国对印尼主要出口谷物、食用水果和蔬菜等农作物，从印尼主要进口动植物油及脂、鱼及水产、编结用植物材料等，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农产品贸易除活动物、动物产品外存在一定的互补性，主要原因在于两国的农作物种植优势及消费市场的需求。因此，两国可充分发挥此优势，不断扩大双边农产品贸易。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可用于衡量一国产品或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能够判定一国的哪些产品或产业具有出口竞争力。本文在此基础上对公式进行一些改变，以表示中国农产品在印度尼西亚市场中的出口竞争力，公式为：
RCAij=Xij/XtjXiw/Xtw
其中Xij为中国对印尼出口产品i的出口额，Xtj为中国对印尼的总出口额，Xiw为世界对印尼出口产品i的出口额，Xtw为世界对印尼的总出口额。当RCA>1时，表明此产品在印尼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和一定的竞争力；反之，则表明在印尼市场上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当RCA值接近1时，表明没有相对优势或相对劣势。
表1的第一列显示的是中国对印尼出口的农产品总额的RCA指数，后四列是将24章农产品分为四大类后计算得到的RCA指数。可以得到RCA指数由1995年的204减少至2014年的047，随着其他国家与印尼农产品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农产品在印尼市场的竞争力明显减弱。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影响，RCA指数小幅度上升，但依然小于1，整体竞争力较弱。从农产品的具体分类来看，植物产品和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腊的竞争力明显弱于活动物、动物产品和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及烟草替代品的制品。
二、基于二元边际的VAR实证分析
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将微观经济学中的结构性分解方法和Melitz（2003）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结合起来，主要用于分析贸易流量变动的结构性，可将其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研究贸易增长的方式。
（一）中国对印尼农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分析
在Melitz（2003）研究的基础上，钱学锋和熊平（2010）对1995-2005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产品角度界定二元边际。本文借鉴此方法，将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农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分解为扩展边际（EM）和集约边际（IM）。其中，扩展边际指过去没有出口的农产品进入新的市场，即出口农产品种类的增加；集约边际指原出口农产品在单一方向上量的扩张，及出口农产品数量上的增加。
图4为中国农产品对印度尼西亚出口的二元边际分解，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出口印度尼西亚农产品的扩展边际1995年至2014年波动起伏较大，而集约边际一直较为平稳，且扩展边际一直高于集约边际，这说明扩展边际在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农产品出口中起主导作用。具体而言，1995-2003年中国农产品对印尼出口的扩展边际由1995年的03971增加至2003年的09222，并在1999年存在一个峰值09029，此峰值的出现可能受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相关政策的影响。2003-2008年，扩展边际一直围绕08小幅度波动，2008年之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扩展边际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由2008年08666减少至2012年的05475。近三年受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及两国加强合作的推动，扩展边际逐渐增加，2014年达07444。与扩展边际的剧烈波动相反，中国农产品对出口的集约边际一直在01至02范围内波动，除1996-2000年、2005-2007年、2008-2011年、2012-2014年出现小幅上升外，其余年份均出现微弱下降。
综上可得产品种类的扩张在中国扩大对印度尼西亚农产品出口中的贡献呈增加趋势，而单一方向产品数量增加的作用较小。因此，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农产品出口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扩展边际，集约边际的贡献基本保持稳定。
（二）变量引入及数据说明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由西姆斯（CA Sims， 1980）提出，主要用于预测和分析随机扰动系统的动态冲击，广泛应用于经济系统动态分析。本文主要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相关变量进行计量，需要确定固定贸易成本（FC）、进口国经济规模（GDPR）、农业生产率（EFI）、多边阻力（MER）等解释变量，数据来源均为世界银行数据库。
1.固定贸易成本FC。钱学锋（2008）认为经济自由度能够很好地代表各国的固定贸易成本。本文采用的是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出版物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中的印度尼西亚得分作为固定贸易成本，估计固定贸易成本对二元边际的影响为负。
2.进口国经济规模GDPR。前人的研究文献多采用GDP来代表各国的经济规模，本文采用印度尼西亚的GDP衡量进口国的经济规模。随着进口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对农产品需求增加，预计经济规模对二元边际具有正的影响。
3.农业生产率EFI。本文采用中国的农业增加值来衡量农业生产率，估计农业生产率对二元边际的影响为正。
4.多边阻力MER。本文采用的多边阻力主要根据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贸易数据及GDP计算得到，计算公式为：
ab=EabEbaEaaEbb
其中Eab指a国对b国的总出口，Eba指b国对a国的总出口，Eaa和Ebb分别指a、b两国的国内总销售，即a、b两国的GDP与各自对世界总出口之差。根据以前的文献研究，估计多边阻力对集约边际无正向作用，而对扩展边际的作用为正。
（三）VAR实证分析
1.ADF单位根检验。在构建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前需对系统中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计量经济中一般采用ADF检验方法对研究问题的相关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其平稳性。为避免存在异方差现象，所有变量采用对数形式，本文分别对LNEM、LNIM、LNFC、LNGDPR、LNEFI和LNMER进行ADF检验，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来看，在1%的显著水平下，LNEM、LNIM、LNFC、LNGDPR、LNEFI和LNMER都不是平稳的时间序列，而在5%的显著水平下，LNEM的ADF检验值-2421517
2.VAR模型滞后阶数确定和稳定性检验。在进行协整检验和构建VAR模型之前需要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主要有两种方法――赤池信息准则（AIC）、施瓦茨（SC）准则确定和似然比统计量LR确定，以确定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各变量的滞后阶数。表3和表4分别给出了各个指标的结果，其中每个统计量的最小滞后期用“*”标记。
表3和表4是利用EVIEWS72软件Lag Structure中的各滞后准则来确定的，在显示的结果中选择带“*”最多的那一行对应的阶数就是最优滞后阶数，若两栏“*”同样多，即选择AIC最小的那个滞后阶数。据此，本文最终确定扩展边际VAR和集约边际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均为2。
在具有稳定性的前提下，VAR模型是通过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分析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本文利用AR单位根检验来检验VAR模型的稳定性，即所有特征根的倒数值都置于单位圆范围内。检验结果如图5（a）和图5（b）所示，VAR模型征根的倒数值均落在单位圆内，说明两个VAR模型均平稳，满足前提条件。
3.Johansen协整检验Johansen（1995）协整检验是基于VAR模型的一种检验方法，旨在验证各个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关系，其前提是所有变量必须为同阶单整。LNEM、LNIM、LNFC、LNGDPR和LNMER都是一阶单整的，本文将通过协整检验来判断各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前面得到两个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则协整检验制定的滞后期为1。
表5和表6显示的Johansen检验的结果，由表5可以看出扩展边际VAR模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特征根迹检验拒绝不存在协整方程的原假设（6049118
根据协整方程可知：（1）固定贸易成本对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影响相反，固定贸易成本每增加1%，扩展边际减少518%，集约边际增加577%。因此，固定贸易成本越小，扩展边际越大，而对集约边际的扩大并无显著作用，甚至会起到一定抑制作用。（2）印度尼西亚经济规模对扩展边际的影响为负，而对集约边际的影响为正，主要是因为随着印度尼西亚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对相关农产品的需求在增加，并提高了对农产品进入的要求，使得中国新的农产品进入印度尼西亚具有阻碍，而中国可以不断增加原先农产品的出口。具体量化而言，印度尼西亚的经济规模每提高1%，中国农产品对印尼出口的扩展边际减少014%，而集约边际提高021%。（3）多边阻力对二元边际的影响为负，这与已有文献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印度尼西亚与其他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的增加并不能扩大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农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
4.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图6（a）和图6（b）分别显示的是LNFC、LNGDPR、LNMER对LNEM和LNIM的广义脉冲响应图，解释了VAR模型中一个变量的冲击对其他内生变量的影响。从图6（a）可以看出：（1）当在本期给FC一个正冲击后，扩展边际在第一期至第七期出现上下波动趋势，并在第二期和第五期分别出现最大的负效应和最大的正效应，在此之后逐渐收敛。这说明FC在短期内对扩展边际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但这种推动作用会越来越弱。（2）当在本期给GDPR一个正冲击后，扩展边际在短期内会剧烈波动，在第六期之后趋于稳定，但一直维持负向效应，仅在第四期是正向效应，这与前面协整方程的分析一致。（3）对于MER对于扩展边际的脉冲响应而言，本期给MER一个正向冲击之后，扩展会在前五期内具有正向响应，并在第三期达到最大，从第六期开始之后便出现负向响应且趋于稳定。
以扩展边际角度分析，从图6（b）可以看出：（1）当在本期给FC一个正向冲击之后，集约边际短期内会发生正向响应，但长期会发生负向响应，且FC对集约边际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作用。（2）本期给GDPR一个正冲击后，集约边际的响应并无明显波动，在第一期到第三期会出现负响应，之后便出现正响应，这说明印度尼西亚经济规模对集约边际有推动作用。（3）短期内给MER一个正的冲击，集约边际会发生较大地负响应，且会小幅度上下波动，这与前面的分析相似；长期来看，集约边际的负向响应会转变为正向响应，而多边阻力的增加在短期内对集约边际并无推动作用。
5.方差分解模型分析。方差分解模型的构建主要是为了分析每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以此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具体参见表7和表8，方差分解的结果可以细化扩展边际、集约边际、固定贸易成本、印度尼西亚经济规模与多边阻力的动态变化中的相对重要性。具体分析可知扩展边际在第一期只受自身波动的影响，固定贸易成本、印度尼西亚经济规模和多边阻力对扩展边际的作用从第二期开始显现，从第三期开始趋于稳定，保持在70%左右，其中印度尼西亚经济规模对扩展边际的影响最为显著，保持在30%左右，其次是多变阻力。从集约边际的方差分解结果来看，集约边际在第一期同样只受自身波动的影响，从第二期开始受自身波动的影响逐渐减弱，其余三个影响因素的作用在增强。第四期之后，多边阻力的影响程度基本在11%-12%，而固定贸易成本和印度尼西亚经济规模的影响程度在逐渐增强，但均不超过10%。综上所述，固定贸易成本、印度尼西亚经济规模、多边阻力对中国农产品扩大对印度尼西亚出口的二元边际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扩大对印尼农产品出口的建议
在两国海洋战略对接的背景下，加强中国与印尼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是必然之举。基于中国农产品对印度尼西亚出口二元边际分解的VAR实证分析，得出如下建议。
1.发挥农产品互补优势，争取获得较大的比较利益。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农产品贸易具有明显的互补优势，中国应加大对植物产品的技术投入，增加附加值，提高植物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力争扩大此类农产品对印尼的出口。此外，还应调整对印尼出口的农产品结构，重点培育那些具有明显互补优势的农产品，不断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印尼市场的竞争力；与此同时，应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大市场，实现更大范围内的农业资源配置，使中国农产品在印尼等国际市场中获得更大的比较利益。
2.增加农产品出口种类，扩大市场份额。扩展边际在扩大中国农产品对印尼的出口中起主要作用，且贡献率越来越大，中国应充分发挥扩展边际的作用，积极采用政策措施增加农产品的出口种类。一方面，可发挥中印尼高层经济对话、中印尼农业联委会机制等交流平台的作用，为扩展农产品出口种类提供契机；另一方面，减小固定贸易成本对中国增加对印尼出口农产品的扩展边际具有积极作用。中国可主动加强与印尼在运输等基础建设方面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少两国之间的贸易成本，固定贸易成本的减少可进一步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这也符合中国与印尼的海洋战略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