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语境下的《周东迁失计》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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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轼的《周东迁失计》一文，多被后世常视为关于迁都问题的史论而并多有批评。如果我们详细考察《周东迁失计》的写作语境，以政论文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此文，就会发现苏轼表面上在讨论迁都问题，实际上却是批评变法派“尽弃祖宗基业”，反映了他维护祖宗之法的政治观念。
关键词：苏轼;祖宗之法;变法
苏轼虽不是史学家，却作有多篇史论，广为流传且影响深远。然而，他的史论因文学性强于史学性、多主观臆断而饱受争议。其中有一篇《周东迁失计》（《苏轼文集》卷五作《论周东迁》①），就因主观地把周朝衰亡归咎于周平王迁都而被后人诟病。可是，苏轼的这种论述，必然有其特定的写作的目的，或是有意无意地掺入了自身的主观因素。陈寅恪曾说，“苏子瞻之史论，北宋之政论也。”②如果我们详细考察《周东迁失计》的写作语境，以政论文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此文，就会发现苏轼表面上在讨论迁都问题，实际上却是批评变法派“尽弃祖宗基业”，反映了他维护祖宗之法的政治观念。
《周东迁失计》作于苏轼谪居海南儋州时期，约在北宋绍圣四年至元符三年（公元1097年-1100年）。③自绍圣元年（1094）起，宋哲宗亲政，决意绍述神宗遗志，变法图强。随着被压抑已久的变法派官员再次掌权，国家政策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针对旧党官员的政治清洗运动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苏轼的旧党身份使他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贬谪、流放：
绍圣元年四月壬子，苏轼坐坐前掌制命语涉讥讪，落职知英州。……六月甲戌，来之邵等疏苏轼诋斥先朝，诏谪惠州。……四年闰二月甲辰，苏轼责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安置。④
“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就是在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苏轼“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⑤然而，苏轼著书却也并非仅“以为乐”，而是有其针对性――“犹当距杨墨，稍欲惩荆舒”⑥――他要做排斥异端邪说、维护儒学纯正的 “圣徒”，而“惩荆舒”更是暗示了其矛头所指正是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⑦尽管此时的苏轼走向了人生的低谷，可他的济世之心仍在，政治的失意毕竟难以释怀。著书写作成了他实现政治理想的无奈选择，借史申论也就成为他延续政治生命的主要手段之一。《周东迁失计》从字面上看是谈论东迁之缪，若是细读其中文字，却也不难看到其政治观点之流露。
在这篇文章中，苏轼引《史记》原文开篇：
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⑧
随后，苏轼用“苏子曰”的形式发论：“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把周的衰亡归咎于平王东迁。他认为周朝先贤经营洛邑“非有意于迁也”，暗示周平王迁是违背祖宗本意的。紧接着他做了一个比喻：
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遗其子孙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败，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终不敢议田宅。今平王举文、武、成、康之业而大弃之，此一败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无以过周，而后王之败亦不减周幽、厉。然至于桀、纣而后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东周之名存而实亡也。是何也？则不鬻田宅之效也。
苏轼为何忽略东迁背后复杂的历史因素，简单直接地将周亡归咎于东迁？从他先是强调周先王无意迁都、又以“一败而鬻田宅”作比喻，我们不难看出：在他看来，“东迁之缪”正在于违背祖宗本意、背弃祖宗基业，而“不鬻田宅之效”一句更是明确指出保守祖宗基业才是维持王朝存亡的关键。
接下来，苏轼排除了盘庚迁殷、古公迁岐、卫文公渡河及齐、晋迁都的事例，将自己的观点进一步总结为“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也。”随后，他以诸多遇寇不迁都而兴、避寇迁都而亡的事例，论证并强调了自己的观点：“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王水照、朱刚认为苏轼此文是论形势，“苏轼突出了‘形势’之得失为成败攸关之大事，而迁都与否直接导致‘形势’之得失。”⑨这一点体现于“闭寇迁都”问题上，而形势得失的关键，恐怕还在于守祖宗基业。形势毕竟只是一个虚指，将它落实到现实政治中――即推行祖宗良法美政、巩固祖宗江山社稷――这才是苏轼孜孜以求的。文中的一个假设指出了这一点：“使平王有一王导，定不迁之计，收丰、镐之遗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临东诸侯，齐、晋虽强，未敢贰也，而秦何自霸哉？”在他看来，不迁都只是药引子，保守祖宗基业、修明祖宗之法才是重振王业的药方，由此才有所谓的“形势”。保守祖宗基业正是宋代政治史的核心问题――“祖宗之法”的主旨。⑩
自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围绕变法的政见之争酿成了新旧党争。旧党主张谨守祖宗之法，新党则以为“祖宗不足法”。苏轼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旧党的一边，不仅两次上皇帝书反对变法，而且于《拟进士对御试策》一文，明确提出：“必畏天，必从众，必法祖宗。……未尝言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也。”尽管苏轼的政治观念随宦海沉浮有所调整，但谨守祖宗之法的观念可谓贯彻始终，而《周东迁失计》中保守祖宗基业的论调正是此一观念自然流露。
苏轼写下《周东迁失计》不久，政局发生巨变。哲宗驾崩，其弟赵佶继位为徽宗，向太后垂帘听政，大赦天下，苏轼也得以北归。建中靖国元年，元v大臣纷纷起复，舆论普遍认为苏轼将再获重用，甚至即将入相，有可能将将他的政治理想付诸实现。然而，此时的苏轼已经无意于仕途，且年老病重，于北归途中逝世。徽宗即位之初，宋政府尚有更革弊政、调和党争、恢复祖宗良法的政治行动。随着向太后去世，徽宗再次高举神宗的变法大旗，政治投机者蔡京等人曲意迎合、谋取私利，打着变法的幌子胡乱改动祖宗法度，导致弊政丛生、军败，北宋政权渐渐走向日暮穷途。（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注解：
①（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五，第一册，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1页。
②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81页。
③参考孔凡礼《苏轼年谱》卷三十九，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333页。
④《宋史》卷十七，第一册，第340、341、346页。
⑤《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第三十一册，第10817页。
⑥（清）王文诰 辑注：《苏轼诗集》卷四十一，《和陶<赠羊长史>》，第七册，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81页。
⑦“惩荆舒”极可能含有对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及其学说进行批驳的意图。参见邱俊鹏《苏轼贬儋时期的理想追求与自我排遣》，《天府新论》1996年，第5期，又见《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5页。
⑧（宋）苏轼：《东坡志林》卷五，王松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0页。以下同引文不再出注。
⑨《苏轼评传》，第298页。
⑩参见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436页。
《苏轼文集》卷九，《拟进士对御试策（一）》，第一册，第307页。
参见张邦炜《北宋亡国的原因》，《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