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砚及歙砚探源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便携砚及歙砚探源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于歙砚的起源，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者从出土的一枚西晋永嘉元年便携砚提供的信息入手，对古歙州歙砚和龙尾山歙砚及其所珍藏歙砚作了一番梳理，从而对歙砚的起源有了比较明确的判定：古代原歙州范围的歙砚起源于汉代，而龙尾山歙砚则起源于唐代。两晋以降，历代应该都有系绳便携砚的流传和使用。大约在宋代，由于携带、使用、制作上的不方便，便携砚的砚片开始被淘汰。明清时，便携砚的使用更是达到了墨书文化发展的高峰。这些理解对于从事歙砚收藏的朋友会有些启迪。

程明铭先生在其《中国名砚》中说：“1994年，在安徽省歙县项村古墓中出土了长方形石砚，长12.2厘米，宽6厘米，厚1.7厘米，砚池呈如意形，但很深(1.5厘米)。砚堂磨成凹形，似猪食槽样，很粗糙。砚池与砚堂之间有两个小孔，砚额上也有两个小孔。……其慕志记载：‘永嘉元年十二月六日寅’……”(图1)。

这是一个重要信息，明确了歙砚的起源，更何况此砚在形制上也有重大突破。魏晋南北朝是砚台转型的关键和突变期。由于年代久远，这一时期的砚台遗存在集皇家之力而成的《西清砚谱》中也只能是云里雾里，令人不得知其原委。解放后，在文博系统的努力下基本理清了发展脉络，那时在南方出现了瓷砚，北方出现四足石砚。在金戈铁马的年代，小小的系绳便携歙砚是那时出现的一个亮点。

关于歙砚的起源，流传最广的是据唐积在《歙州砚谱》中记载的内容：“婺源砚，在脚开元中(713～741年)，猎人叶氏逐兽至长城里，见叠石如城垒状，莹洁可爱，因携以归，粗制成砚，温润火过端溪。……后数世，叶氏渚孙持以与令，令爱之，访得匠手斫为砚，山是山下始传。”据此推算，“山下始传”则在公元800年左右。歙砚作为御赐品，见于五代陶谷的《清异录》：“开平二年(908年)，梁太祖朱温赐宰相张文蔚、杨涉等人龙鳞月砚各一，歙产也。”宋歙砚楼的章放童先生所著《歙砚温故》一书中，引用史料与实物甚详，引用了有关文章和实物，例如安徽和县苦石楼画廊收藏的四足辟雍圆砚和他本人所藏的三足圆砚。

汉代黛板砚，也有人认为应该包包在歙砚内。程明铭先生鉴定过1956年安徽和县古墓出士的三足砚，认为是歙石所制。程先生是砚学专家和地质学家，此说自然专业。笔者也认为汉代黛板应包含歙砚在内。汉黛板的分布范围较广，用料也有地区性，原歙州许多地方石料的发墨性能是优于其他地区的。再回过头来说晋代便携歙砚，从程先生的书中我第一次知道这种形状较为特殊的便携砚的年代，笔者也收藏同类似之砚多枚，十分珍视。

开始收藏到这种砚时，我奇怪于它工艺的复杂，制作水平参差不一，有些地方加工细腻，如砚池；有些地方却很粗糙，如砚堂。等收藏到了带有砚片的便携砚(图2)后才发现，砚片亦为椭圆形，背面也很粗糙，将砚片合上时，由于两个毛糙面的接触，竟一点也不松动，和砚边一样平坦，在砚片下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空腔，工艺相当高超!我不禁为古人的技艺吃惊。要知道，此砚比文献中所言的端砚要早约300年，比歙砚石的发现要早约400年!该砚在使用时，因砚池和砚堂池内有两个小孔相通，并离底部有一点距离，磨墨时可均衡墨汁。砚池内墨汁较深，笔可在砚池内蘸墨，砚面既可磨墨也可供掭笔。墨汁少时，可将砚稍作前倾，砚池又可得到补充。此砚当然可用绳子穿过两个小孔随手携带，在行旅中使用十分方便。甚至在天寒地冻之时，在砚片下注入热水，即可供片刻之用，类似一个微型暖砚。此砚形制虽小，然内涵颇丰。

便携砚的延续与变化

王代文、蔡鸿茹二位先生主编的《中华古砚》27页收录有唐凤字形歙砚，砚池和砚堂间有孔相通，储墨量也较多，52页所录宋眉纹枣心歙砚，砚堂能嵌入色泽青莹的对眉子各一片，能活动取下，且其石品令人叹为观止。这和便携砚相比，砚片下没有空腔，也有些书中还有宋代箱式嵌石砚刊出，它们都和系绳便携砚略有区别。蔡鸿茹、胡中泰主编的《中国名砚鉴赏》一书185页刊登了一枚精巧的清船形歙砚，此砚有孔，可以绳系携带，这和晋 歙石便携砚属于一个体系。

下面将笔者收藏的较为典型的便携砚介绍如下：

宋歙石便携对砚(图3)。较大的砚片为纯黑色，其余材质均为银星密布的优质歙石，砚背显示出已使用了较长时间，一砚背勉强可见“砚瓦”二字，应为唐宋时物，均有绳系双孔和砚池双孔。石质黯黑润泽，制作精良，不禁令人浮想朕翩，难道宋时竟有夫妻旅行家?

宋歙石便携抄手观(图4)。宋砚造型，已无石片，底面抄手有系绳用双孔。图中另一枚观堂实心，有系绳川的双孔。其年代应陔比抄手砚要早些，因为砚堂呈椭圆凹形。

元至正四年(1344年)款便携砚(图5)。此砚双面，一面有墨迹，一面有朱痕。磨朱的一面类似唐代箕形砚池，边有二孔供穿绳之用。磨墨的一面砚堂平，右侧刻“至正四年”，“至”字被掩大半，勉强看出。

明崇祯元年(1628年)款便携砚(图6)。此砚砚额有一柱，柱中有对穿孔，以供系绳之用，底抄手，底面有“崇祯元年……”字样，字随意刻成。此砚颇像《西清砚谱》中虞允文的晋玉兰堂砚。当然，晋玉兰堂砚的砚额石柱没有穿孔。

以上各砚可以说明，两晋以降，历朝历代应该都有系绳便携砚的流传和使用。大约在宋代以后，砚片由于携带、使用、制作上的不方便，开始淘汰。笔者根据实物推论：带有砚片的系绳便携砚，基本上流行干宋代和宋代之前。

歙砚的起源探究

歙砚的起源时代有汉代说和唐开元说，起源地有古歙州和曾属于歙州的婺源龙尾山两种说法。笔者认为，属中华砚文化源头之一的原歙州歙砚起源早是肯定的，程先生书中的西晋歙砚是定量的证据，就是起源于汉代也是很可能的。问题在于龙尾山歙砚不能因此被证明是起源于西晋，甚至是汉代。

古代人口之稀少，是现代人难以感官认识的。古代原歙州有些地区是人口集聚相对较早的，和荒无人烟、野兽出没的龙尾山地区差别较大。即使到了宋代，歙砚石材经历南唐和北宋两次大规模的开发后，大诗人黄庭坚亲自到那“陆不通车水不舟、兽卧崖壁撑天宇”的龙尾山后发现，这里不过“居民上下百余家”而已，而且可以肯定这些人家也是靠制作砚台为生的。两种歙砚的起源应该会有时间差。

龙尾山砚唐代就有，这一点是肯定的。《中华古砚》28页收录的唐开成五年(840年)墓出土的箕形歙砚质地鉴定为龙尾山眉子坑石料，原歙州之砚在西晋就有也无需证明，关键是龙尾山砚是否有突破唐开元年的证据。既然景绳便携歙砚能达到西晋时代，那么能否从收藏品中找到唐到西晋的便携砚，然后进一步看这些藏品中表现出来龙尾山歙砚的典型特征。

前面说过，笔者认为带有砚片的便携砚至少为宋代所有。这样的砚，我收藏10多枚，而且都没有年代刻划。较大的区别是我比较后认为，类西晋便携砚个体较小，特别是砚堂池底刀痕明显，因此必须要用砚片来縻墨。砚堂底都也较厚，砚片的台阶相对不大明显。而类宋便携砚，往 往有脱离砚片、淘汰砚片的倾向。虽然有加盖砚片的小台阶，但可在砚堂池底直接磨墨。在类宋便携砚中，有的壳体已很薄，砚池不仅底平坦而且也很薄，虽大一些但很轻巧。这应该是对应有些唐宋砚的制作风气。

对于石品的分析也有很大的困难。主要是因为歙石为层次结构像木材一样，如果取横断面制成薄板，强度大大低于顺木纹制成的薄板。古今砚雕家在选料上喜爱用鱼子细罗纹和鱼子银星类纹理的歙石，以此制成能耐受碰撞的便携歙砚。

歙石品类很多，笔者在多年收藏中认为其可归纳成层次类(罗纹、刷丝、眉纹等)、点状类(鱼子、银星、金星等)、弥散类(金晕、银晕、纯黑龙尾石等)。由于这三类往往共生，因此产生了多个品种，而最有木纹性能的为层次类歙石。纯鱼子石不发墨，但有些接近玉的性能。如再有其他成分，如鱼子银星、鱼子细罗纹、鱼子眉纹，这样的鱼子石则为玉德金声而且发墨的上佳品种。

顺便说一下，银星石在古砚中并不少见，而在解放后则非常罕见。因此见有银星石的古砚造型，十之八九可判为真品。当然，仿古者也物尽其用，难得一见的银星石用来仿制古砚。古坑鱼子银星石的坑口现在难以确定具体地点。

笔者认为：古代原歙州范围的歙砚起源于汉代；而曾为歙州范围的龙尾山歙砚正如宋代唐积《歙州砚谱》中所记载的那样起源于唐代。

元、明、清的系绳便携砚

继南唐和宋代对歙砚石材的较大规模开采后，元代也有开采。元代江光启的《送侄济舟售砚序》是一篇重要资料，其中描写了采石的艰难，真品的难得，更有惊心动魄的塌坑惨祸的描写：“至元十四年辛巳，达官属婺源县令汪月山求砚，发数都夫力，石尽山颓，压死数人，而已。”“今童完五年(即后至元1339年)十月二十八日夜，堙声如惊雷，隔溪屋瓦皆震，禽隙兽骇。”而笔者收藏的至正四年(1344年)便携砚距后至元塌坑仅5年时间。因此此砚在制作时更加珍惜砚材的使用，元代砚不再采用唐宋那种薄壳砚形，也在情理之中。后至元后，元代就没有再开采歙石。

笔者收藏的明代便携砚有4枚，两枚是现在称为歙红的石料，一枚是澄泥，还有一枚是普通歙石。这里也反映出明代对歙石开采的一些信息。歙砚专家胡中泰所著《歙砚的鉴别和欣赏》是歙砚的经典著作之一，其中还对明代曾开采过龙尾石提出一个确切证据。明代歙石的质量似乎低于宋元时期，笔者收藏的明代大砚是较粗罗纹。《送巨济舟售砚序》中云：“旧坑丝石为世所贵，砚材之在石中，如木根之在土中……今以吾乡杉木板譬之，木心为浪，出外为丝，愈外为罗纹。”宋元时代追求佳品丝石，还出现了以假乱真的现象。笔者甚至怀疑，可能由于宋元时心的大规模开采，佳品丝石的存量已濒于极限，故明人所用的歙砚大多石品较差。

清代品种多样的风气也影响到了便携砚，《中国名砚鉴赏》中就收录有船形便携砚。图7为一铜叶片，甚为坚固，叶柄自然可系绳，使砚可随身携带，其不怕碰撞又胜过一般的便携砚。还有一枚很小的便携砚，比一节手指还小，居然还是双面砚，在边上有槽处可横腰系绳便于携带。此砚用于泼墨写生自然不成，就是写个便条恐怕也是为难它了。也许只是一个罢了。通过上述一些分析，再从西晋便携歙砚的制造工艺上来看，西晋便携歙砚已有一定的成熟和复杂性，因此很可能还有更早期的这类砚存世。

关于便携砚的感想

笔者能收藏到多枚便携砚，恐怕得益于古玩市场对小砚的不重视。后来笔者渐渐知道，南京市场的砚台主要来自安徽和山东，便携砚往往来自安徽原歙州地区，因此大部分为歙石无疑。曾收有一枚寒酸的小砚，背后却刻着“永不借”三字，真是敝帚自珍。还有一枚更差的砚，背后却刻着“状元”二字，可以知道这位寒士前面的路有多崎岖。

许多书中称随身携带的小砚为“行囊砚”，但笔者称其为“系绳便携砚”。古人出行不易，行路迟缓，音讯不通，所带之物当然都是最不可少、又要轻巧的，文人出行，砚更是必不可少。这些轻巧的小砚往往是取砚石之精华。系绳便携砚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应该是在清代墨盒尤其是刻铜墨盒兴起之后。秀才陈寅生在同治年开设的刻铜墨盒店铺万丰斋，所售刻铜墨盒以其使用携带方便和深为文人欣赏的书画镌刻，一时风靡全国。

从6000年前的彩陶用“研”，到一条绳穿系了2000年的便携砚，再到刻铜墨盒的百年兴衰，不由使人感叹社会发展的迅速，中国墨书文化的深厚悠长。

责编　鹏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