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存差问题的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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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全面和发展的观点客观地考察了存差现象，从实证检验和理论分析两个方面论证了存差的成因，纠正了关于存差成因认识的几个误区，提出了消除公众对金融支持经济误判的相关建议，最后探讨了优化资金配置结构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银行体系流动性；存差；资金配置结构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04－0008-06

正确认识存差现象

1.当前世界各国和全国各省普遍呈现存差，存差现象符合全球、全国的一般规律

全面考察全球、全国存差，美国存差率50％，香港43％(李扬，2002)，而我国是31％，相比之下我国存差率较低。同时，我国银行体系信贷投放占GDP比例达1.78，仅次于美国2.62的水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详见表1)，反映了在全球范围内，我国银行体系信贷投放比较充分。截至2005年末，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呈现存差。这都说明了存差现象符合全球、全国的一般规律。

表1：银行体系信贷占GDP比例之全国、国际比较单位：％

2.回顾我国存差演变历程，经济发达地区先转为存差，经济落后地区后转为存差

从我国存贷差演变历程看，经济发展起步阶段全国各省市普遍呈现贷差，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各省市相继出现存差，随着经济日益发展存差也不断扩大。其中，经济发达的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分别于1991年、1991年、1993年、1994年由贷差转为存差；全国总体于1995年由贷差转为存差；而经济相对落后的青海、吉林直至近年才转为存差。

3.实践证明，存差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市场发达程度密切相关

实证分析表明，存差与地区经济发达程度高度正相关。我们取2005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存差与GDP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相关系数达0.8177，且显著性较强，说明存差与经济总量呈现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分析反映，存差还与地区金融市场状况密切相关。在剔除北京、上海、广东三个较为特殊的省市后相关系数更达0.8764，且显著性更强，说明全国性商业银行总行和证券交易所对地区存差也有明显影响。以北京为例，2005年北京存差率达47％，存贷比仅53％。可见，经济总量越大、金融市场越发达，其存差相对就越大。

4.存差既不能涵盖社会资金供求状况，也不能反映银行资金松紧程度，更不能衡量金融支持经济的水平

首先，在大一统的金融体制下，金融机构只有银行，银行资产只有贷款，银行资产负债平衡式可以简化为：

贷款=存款十所有者权益(1)

从等式(1)中可以看出，只要所有者权益大于零，就会存在贷差。

其次，金融体制改革后，各类型金融机构林立，金融市场加速发展，货币投放渠道和金融资产日趋多元化，使得银行资产除贷款外，增加了证券投资、外汇占款等。银行资产负债平衡式越来越复杂：

贷款+有价证券及投资+外汇占款+其他资产=存款+金融债券+其他负债+所有者权益（2）

存款-贷款=有价证券及投资+外汇占款+其他资产-金融债券-其他负债-所有者权益(3)

再次，现阶段在银行资金来源中，存款占绝大多数，比重达95.1％。而在银行资金运用中，外汇占款比重升至23.6％，有价证券及投资比重升至11.6％(详见表2)。因此，许多资金以非贷款形式投向实体经济，存差已经不能全面描述社会资金供求的总体状况。

表2：2005年全国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单位：％

5.真正反映银行资金松紧程度和贷款投放能力的是超额准备金

银行存差可能以法定存款准备金、外汇占款、有价证券、金银占款、财政借款、固定资产、应收及预付款、分支机构上存资金(总部统一用于项目贷款、购买国债、购买金融债券等投资)等不同形式占用，因此，存差不能反映银行资金松紧程度，真正反映银行资金松紧的是超额准备金。近年来，央行实行了低比例、低利率的准备金制度，积极促进银行扩大信贷投放。1998年以来，央行分三次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由13％下调至7.5％：同时，连续三次下调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由2.07％下调至0.99％。目前，超额准备金利率等于活期存款利率，属于无利资产，因此，低利率低比例的准备金制度，有效促进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尽量压缩超额准备金，扩大信贷投放。截至2005年末，全国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为4.1％，全年波动幅度低于前两年水平，总体水平均控制在4％左右，表明金融机构仅保留临时资金头寸支付需要，并没有过多闲置资金。存差成因的

实证分析关于存差成因的论述，可以归纳为很多假说，包括货币化进程假说、金融深化假说、经济基本面假说、财富积累假说、有效需求假说、资产运用多元化假说、外汇占款假说、资金来源多元化假说、被迫储蓄假说、信贷萎缩假说、信贷约束假说、特殊资本结构假说、制度转轨假说等等。为检验各种假说，寻找存差形成的最主要因素，本文以厦门为例，收集了与各类假说相关的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运用相关分析、单位根检验(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因果检验(Granger Causality rest)、AIC(Akaike Info Criteflon)和SC检验(Schwarz Criterion)以及最小二乘法等，不断筛选和优化变量，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论证存差成因。

首先运用相关分析，从多个变量中筛选出与存差相关性最强的7个变量，其中因变量为存差(Y)，自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X1)，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X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3)，净出口总额(X4)，广义货币供应量(X5)，有价证券及投资(X6)，外汇占款(X7)，数据采用1980-2005年的数据。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货币供应量偏大，货币流通速度减慢，货币流动性滞存造成存差持续扩大，货币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存差现象

长期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超速投放，M2增幅长期高于GDP增幅与物价之和，M2/GDP已经达2.0左右，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超速的货币投放在我国经济起飞阶段被实体经济充分吸收，促成我国基本实现货币化进程，但是，在经济回归平稳增长时期，超速的货币投放就会滞存于家庭部门或金融部门，难以被实体经济充分吸收，具体表现为，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存差迅速膨胀，比如1995年前后我国货币流通速度(M1/M2)大幅减慢，由0.45水平下降至0.35水平，经济难以吸收超速投放的货币，货币出现滞存，也正是1995年我国由贷差转为存差，产生了3000亿元存差。

为从实证角度加以检验，通过对存差与上述7个自变量的相关分析显示，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存差相关性最大，呈现正相关，相关系数高达0.9779。为判断M2是否为存差的原因，必须先对M2与存差进行平稳性检验，才能决定能否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ADF检验表明M2与存差均为二阶平稳序列，符合因果检验条件；AIC和SC检验确定了M2与存差因果判断的最佳滞后期为2；Granger因果检验显示，在滞后期为2和1时，M2是存差的成因。运用最小二乘法回归显示，在方程(3)中可决系数达0.9774；对M2与存差单独回归可决系数达0.9562，说明M2对存差的解释能力很强；对M2与存差取对数回归分析显示，存差对M2的弹性系数为2.37。总之，实证分析表明，M2是存差的主要成因，M2投放对存差的显著影响体现在货币增投后的第2年，在不受其他因素干扰情况下，M2每增长1％，存差将扩大2.37％，货币化进程假说得到了实证分析的强有力支持。

2.经济日益发展和财富不断积累，提高了社会资金的丰裕程度，经济发展变化是存差形成的根本性原因

改革开放初期，物质基础薄弱，积累匮乏，资金成为最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当时人民难以解决温饱问题，存款资金来源极少，银行被迫采取有奖储蓄、储蓄贴水保值等吸收存款；另一方面，信贷资金长期供不应求，贷差缺口长期由央行增发货币弥补。90年代以后，社会和居民的财富明显增加，非国有经济高速发展，个人收入多元化，财政收入也翻倍增长，社会资金日趋丰裕，信贷资金供求关系发生变化，银行存差不断增加。

以GDP作为经济水平和财富状况的变量，对GDP与存差的相关分析显示，GDP与存差相关系数达0.9655，仅次于M2。GDP通过了二阶平稳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显示，在滞后期为7和5时，GDP对存差扩大有显著影响，反映经济增长对存差的影响滞后期较长。最小二乘法回归显示，在方程(3)、(6)中可决系数均达0.977以上，反映GDP对存差的解释能力很强，总之，实证分析较好地支持了经济基本面假说和财富积累假说。

值得一提的是，反映财富积累程度的居民储蓄变量，不能入选主要自变量范围。主要原因是，尽管居民储蓄与存差相关系数高达0.9730，但居民储蓄不能通过ADF平稳性检验，居民储蓄与存差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实证分析不支持居民储蓄是存差扩大的原因。实际上，居民储蓄存款更是存差扩大本身的结果和表现，而不是先决成因，被迫储蓄假说缺乏实证支持

3.金融资产多元化，资金运用多种多样，同时金融负债单元化，资金来源主要依赖存款，金融深化程度也是存差扩大的另一重要原因

银行资产多元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1998年起，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发债数量大增，金融部门持有的国债也快速增长。1981―1997年我国累计发行国债不足1万亿元，而1998―2005年累计发行国债约4万亿元，大大增加了金融部门的债券资产。其次，近年来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部分中小商业银行不断增发债券，也增加了商业银行的金融债券资产。2005年银行体系持有含国债、金融债券、中央银行债券、企业债券等债券总计1.3万亿元，占银行体系金融总资产11.6％，高于1990年9.6个百分点。再次，银行资产多元化还表现在中间业务迅速发展，金融机构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出具保函、开立信用证等或有资产比重不断上升。另外，2005年外汇占款占银行资产达23.6％，也是金融资产多元化的一种表现(在第4点单独做分析)。

对存差与有价证券及投资相关分析显示，相关系数为0.9539。Granger因果检验显示(详见表3)，在滞后期为1时，有价证券及投资是存差的成因，仅通过置信水平为10％的显著性检验；对有价证券及投资与存差单独回归可决系数为0.8835，低于M2和GDP，说明有价证券及投资对于存差的影响相对较弱。但是，如果对存差率与7个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则有价证券及投资相关系数最高。总之，有价证券及投资对存差的影响较弱，但对存差率的影响最强，有价证券及投资假说得到实证分析的一定支持。

为检验结构因素与总量因素对存差影响的显著程度，建立仅以结构因素为自变量(X6、X7)的回归方程(2)(详见表4)，同时建立仅以总量因素为自变量(X1、X2、X3、X4、X5)的回归方程(1)，比较分析显示，方程(1)的可决系数高于方程(2)，同时DW值较优，可见，总量因素对存差的影响显著强于结构因素，换言之，资产多元化假说的实证支持稍弱于货币化进程假说和经济基本面假说。

讨论金融资产多元化时，值得一提的是，金融负债单元化。回顾80年代以来，金融机构存款占资金来源的比重呈现坚定上升趋势，比重由1993年80％，上升至2005年的95％，金融资产和负债多元化的不对称性，侧面反映了货币市场发展明显滞后于资本市场发展，进一步加剧存差扩大。

4.贸易顺差、利用外资、人民币升值等导致外汇占款超常增长，尤其是贸易项下净结汇增长，强化了存差扩大趋势

当前，在贸易项下净结汇、资本(投资)项下净结汇、短期流动资金净结汇的三重推动下，企业大量向银行结汇，银行向央行结汇，在现行外汇管制下央行被迫投放基础货币。与此同时，央行其他货币政策操作工具难以对冲外汇占款所投放的流动性，造成货币超常投放，强化了存差扩大趋势。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比重从1990年的9％，上升到1995年的31％，2000年41％，2003年的56％，并在近两年人民币升值预期下，迅速上升至2005年的96.6％。外汇占款占银行资产比重也从1993年的3.9％，上升至2005年的23.6％。

实证分析不支持外汇占款是存差的成因。尽管外汇占款与存差相关系数高达0.9374，但是由于外汇占款受国际因素、政治因素等外生变量影响太大，极其不平稳，不能通过ADF平稳性检验，因此，外汇占款与存差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外汇占款假说并未得到实证检验的有效支持。

但实证分析显著支持贸易净出口(相当于贸易项下净结汇)是存差的成因，两者相关系数0.9154，在滞后期为1、2、3、4、5、6时净出口是存差的成因，并全部通过1％置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详见表3)，在方程(1)、(3)、(6)中可决系数均超过0.97的水平(详见表4)。可见，净出口(即贸易项下净结汇)是存差极其显著的成因，贸易项下净结汇假说比外汇占款假说更精确，对存差成因解释能力更强。

表3：因果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

最终消费水平影响投资增长的可持续性，决定了贷款的有效需求，也是存差变动的主要因素如果消费和投资需求旺盛，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动用超额准备金、出售债券资产，从其他机构拆入资金，或向央行再贷款来扩大贷款，存差就会变小。如果最终消费水平偏低，投资增长不能持续，贷款有效需求就会不足，这样即使迫使银行信贷资金流向实体经济，被逼出商业银行的资金也只能滞留在金融市场，存差就会持续变大，这也是货币内生性的含义。

实证分析显示，投资和消费与存差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060和0.9370；消费在滞后期为3、4、5时，投资在滞后期为4、6、7时对存差的影响显著(详见表3)；回归方程(1)、(3)、(5)、(6)中可决系数达0.97-0.98(详见表4)，可见，投资和消费对存差解释能力很强，影响很显著，有效需求假说得到充分验证。

为检验地区性因素与全国性因素对存差影响的显著程度，建立仅以地区性因素为自变量(X1、X2、X3、X4)的回归方程(5)(详见表4)，同时建立仅以全国性因素为自变量(X5、X6、X7)的回归方程(4)，比较分析显示，方程(5)的可决系数高于方程(4)，同时DW值较优，可见，地区性因素对地方存差的影响显著强于全国性因素。

6.货币投放渠道发生新变化，尤其是剥离不良资产投放了大量基础货币，成为近年来存差扩大的特殊因素

近年来，国家加大剥离不良资产和核销呆账贷款的力度，直接减少了贷款存量，并且带来了大量的存款来源。1999-2004年剥离不良贷款，扣除资产管理公司可回收的部分外，预计损失达1.5万亿元。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处置大量不良贷款，加上各类银行自行核销的贷款，预计有2.5万亿元贷款损失。在大力剥离不良资产和核销呆账贷款情况下，截至2005年末，全国不良贷款比率仅为8.6％，比2004年第三季度末的26.6％整整下降了18个百分点。这些特殊因素对存差扩大带来突发却又重大的影响。

表4：回归方程(Least Squares Method)

综上所述，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我们可以得出存差成因的相关结论：一是在存差成因的7个主要自变量中，M2对存差的解释能力最强，假设不考虑其他因素，M2增长1％后第2年存差将扩大2.37％；其次是GDP对存差的解释能力也很强，再次分别是投资、消费、净出口、有价证券及投资。二是在各种存差成因的理论述评中，货币化进程假说、经济基本面假说、有效需求假说得到了实证分析的强有力支持；有价证券及投资假说、资产多元化假说的实证支持相对较弱；被迫储蓄假说、外汇占款假说没有得到实证分析的有力支持。实证分析还发现，存差扩大是储蓄增长的成因，而贸易项下净结汇假说比外汇占款假说更精确。三是在存差成因分类比较中，总量因素对存差的影响强于结构因素，地区性因素对地区存差的影响强于全国性因素。客观评价金融支持经济的状况

对于存差问题存在着许多批评，常见的批评可以概括为信贷约束假说、资金上存假说、制度转轨假说、特殊资本结构假说等。反思造成上述存差认识误区，并引发存差争议的深层次原因，我们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相当社会公众对金融支持经济的力度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误判和质疑，往往习惯于采用传统的存差指标，作为评价金融支持经济力度的依据，比如，1995年全国出现存差以来，社会各界对存差就争论不休。二是当前农村经济、县域经济、中小企业发展急需资金，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公众对于存差的误解，社会资金配置结构有待优化和调节。为此，本文分别提出两方面建议。

1.重建评价金融支持经济的指标体系及其定期公布机制

一是评价金融支持经济的新指标要具有延续性和普及性。首先，要保持与传统存差指标的可比性和连续性，反映信贷支持经济的实际状况，因而，M2并不具有针对性。其次，社会公众容易理解、普遍接受的概念，而学术专用名词，比如超额储备率，就比较不适合。可以考虑采取银行“各项融资”代替“各项贷款”；采取“存款融资比例”代替“存贷比例”；采取“存款融资差额”代替“存贷差”。其中银行“各项融资”等式为：

各项融资=各项贷款+有价证券及投资+外汇占款+其他融资性资产(4)

以全国为例，2005年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19.47万亿元，有价证券及投资3.49万亿元，外汇占款7.12万亿元，各项融资合计30.08万亿元；相比各项存款30.02万亿元，存款融资差额为-0.06万亿元，出现了“融资差”，相当于原来意义上的“贷差”。说明了银行充分运用各项贷款、有价证券及投资、外汇占款等多种融资方式支持经济，换言之，金融支持经济是充分的。新的评价指标兼顾了金融资产多元化趋势，更加全面地评价金融支持经济的状况。

二是建立金融支持经济的定期公布机制。可以考虑在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月度金融数据分析等官方信息中披露“各项融资”、“存款融资比例”、“存款融资差额”等数据，更加明确地反映银行资金松紧程度、金融支持经济力度的相关情况，引导公众舆论导向，消除社会公众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的质疑，更加全面地评价金融支持经济的真实状况。

2.调节和优化社会资金配置结构

当前，国民经济部分领域出现资金短缺，其本质是结构失衡问题，并非总量不足问题。因此，调节资金配置结构，是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力度的重要途径。

一是调节资金内外平衡。从优化全社会资金配置的宏观角度，及时调整外汇储备管理、外汇体制管理、引进外资的战略和政策，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统筹安排和充分利用存差资金。

2005年我国外汇储备达到8189亿美元，超量外汇储备面临投资难题和贬值风险；迫于外汇储备超常增长格局，我国将30％左右的外汇储备投资美国国债，长期向外国输出大量廉价外汇资金。与外汇储备难寻投资出路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外汇资金在国内仍是“稀缺资源”，国内政府千方百计高成本招商引资，企业居民通过对外举债满足用汇需求。这些现象，突显了现行外汇管理制度和招商引资政策，已经不适应外汇供求形势的变化，因此，当前亟待调整外汇储备投资管理战略，提高运作外汇储备资产的灵活性。可以考虑在国内试行运作外汇储备证券化，回收市场的超额流动性。另外，要尽快转变招商引资观念，把注重引进国外资金，转为注重引进国外技术和先进设备，要从社会资金优化配置的角度，鼓励优先使用国内商业银行存差资金。

二是调节资金的地区和企业平衡。充分利用利率市场化手段，结合政策性支持措施，更好地实现信贷资金在农村经济、县域经济、中小企业、新兴行业的有效流动和合理配置。

我国信贷资金难以流入落后地区和企业，其主要问题在于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利率管制则限制了资本的市场化流动。从金融角度来看，银行放贷过程中收益和风险的不对称性(即利率非市场化)，使银行难以平衡风险，因此，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充分运用利率杠杆实现资金在行业和地区间的有效配置。另外，政策性支持措施也是平衡风险的另一个有效途径。特别是建立政策性担保体系，包括政策性担保机构和再担保机构为主的信贷担保体系，对于引导和促进信贷资金流向作用重大。

三是调节资金市场结构平衡。谨慎对待银行证券资产的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改变大量信贷资金盲目向债券回购市场聚积的态势。

当前，银行证券资产面临的风险不容忽视。一是市场利率风险。2005年一年期记账式国债发行利率降至1.14％，2005年农发行一年期金融债券发行利率也仅1.65％，均低于同档次一年期存款利率水平，说明债券资产收益偏低，同时又缺乏规避风险的衍生产品，因此利率风险偏大。二是期限结构风险。目前国债品种期限大多趋同，国债市场投资者多为金融机构，一旦发生风险，变现将出现困难。三是系统性风险。债券占资产结构比重日益上升，一些中小商业银行比重甚至高达50％以上，资产经营过于集中将难以规避债券市场的变化。因此，要加快发展货币市场，增加货币市场衍生金融工具，通畅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渠道，促进资金在不同金融市场的合理配置。

四是强化银行利润约束机制，提高银行风险控制水平。强化银行利润最大化的激励机制，可以从根本上提高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只有通过支持银行体制改革，规范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切实建立利润最大化的激励机制，才能从制度上正确引导商业银行信贷资金使用效率，通畅货币信贷传导机制。提高银行风险控制水平和风险定价能力，可以促进信贷资金流向新兴行业、中小企业、农村经济和县域经济，实现资金的市场化流动，最终优化资金的配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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