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交际与中西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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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是社会现象，是文化载体，同时又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跨文化交际来讲，加强文化差异的研究十分重要。作为一种工具，它以口头交流和书面交流的方式推动着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民族间文化的交融。
语言是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语言具有文化的特点。首先，从文化的内涵来看，它包括人类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而语言是人类在其进化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精神财富，属文化的一部分，二者都为人类社会所特有。其次，语言不是生物性的遗传，而是人们后天习得和学得的。再次，文化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语言也是如此，它为全社会所共有。语言是一面镜子，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透过语言，人们可以了解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思维特点等人文特征。语言是一种工具，它以口头交流和书面交流的方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民族间文化的交融，而语言交际的开展又始终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一、中国与西方的语言观
对语言本质的认识怎样?人们对语言使用和言语行为持积极还是消极态度?都会直接影响语言的使用。东西方在语言使用方面存在的差异直接或间接的与他们的语言观相关。而中国与西方语言观之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东西方在宇宙观、认识论等方面差异的具体表现，并且语言观都是以自己的哲学和宗教为背景的。由于东西方哲学和宗教扎根于天各一方的土壤之中，二者在宇宙论、认识论等方面当然会有天壤之别，其语言观也自然相去甚远。
语言研究被认为是现代的事情，因为只在近几十年内语言研究才发展起来并日臻完善。然而，尽管古代人没有象现代人这样的言语行为理论，但是，人际间的交流活动、言语行为的本质、言语的功能以及它与社会、文化、思维的关系等历来都是哲学和宗教所关心的问题，不同区域的人们对言语的认识历来都与他们各自所持的宇宙观、认识论、知识论密切相关。现代哲学家、语言学家把言语当作社会行为。其实，无论中国的古代哲学还是西方的古代哲学和宗教都把言语当作一种“存在”，一种“行为”。至少他们把言语看作属于“行为”范畴，而且对古代哲学和宗教来讲，言语是“生成万物”、“创造世界”或“做事情”的施为之力，虽然古代哲学家和语言家没有使用过“言语行为”这样的术语，没有进行过如此深刻的研究，但他们却在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上相类似。尽管东西方哲学家或宗教对语言的本质的认识相类似，但他们对言语行为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东西方对语言的认识和所采取的态度的异同集中表现在东方的儒家、道家和西方的哲学和宗教方面。
二、语言属于“有/存在”和“行为”范畴
无论是中国的儒家、道家，还是西方古代哲学和宗教都把言语看作一种“存在”或“有”，和“行为”。在中国，以老子为代表的语言观是以他的“无为”的宇宙观和“无名”的认识论为基础的。老子的宇宙论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宇宙间先有道，之后有天地或阴阳，然后生成万物。而且“无名，三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说明有指称功能的语言属于“有”的范畴，它可能存在人类产生之前或同时，而且它是生成万物之母，宇宙中的万物属于“有”的范畴，它可能存在人类产生之前或同时，而且它是生成万物之母，宇宙中的万物是凭借语言之力创造的。语言正是通过其生成万物之力显示它的存在的重要性。
无独有偶，西方圣经中的创世纪也提出了语言与上帝同在，语言的产生先于人类的观点。“太初有语言，语言与上帝同在，语言就是上帝”。“耶和华神造就了地上各种走兽，天上各种飞禽，然后将他们带到亚当面前，看他如何称呼他们。亚当对每只活物怎样称呼，那就是他们以后的名字。于是亚当给所有的牲畜，空中的飞禽，以及地上走兽都起了名字。”语言不仅有指称功能，而且是创世的，造物的，因为上帝只用命令句，就造出了天地和万物。“让光明存在吧!”“让陆地存在吧!”于是就有子天空和陆地。他又说：“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子造人，并使他们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以及整个大地和大地上的一切爬虫”。因此产生了人与自然相分的现象，产生了与神相似的人，并且人与自然毫无共同之处，语言除了指称功能外，还具有生成万物的施为之力。尽管老子哲学不像圣经那样明晰地道出语言的作用，却也含而不露地说出语言和道的同一性。自然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曾指出，世界上的一切运动都遵循Logos，万物都根据Logos生成和发展，根据西方人的观点，Logos不仅指法则(道)、公理、理性、思想、逻辑，也内涵经论、说明和语言。而且Logos永恒存在，是一切的主宰，是奠定一切之基石出。
然而，令人深思的是尽管古代西方哲人和宗教对语言本质的认识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二者对待语言或言语的态度却分道扬镳。这是因为，尽管中国和西方哲学家都把语言当作“有”和“存在”，而且他们都区别“有”和“无”。但在“为”，“有”和“无”之间西方古代哲学家和宗教选择了“有”，他们偏爱“有”和 “无”，对他们来讲“有”和“为”高于“无为”。而中国古代哲学家在“有”、“为”和“无”之间，偏爱“无”。如果提及孔子代表的儒家，他可能主张“有”和“无”同时并存，认为二者相互依存，二者对立统一。孔子虽然重视“有”和“为”，重视作为“有”和“为”的语言，对语言持积极态度，但他这种态度是有条件的，因为他相信：“人言者动也，己默者静也”，而且“人生为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正如和颐所说：“君子所贵者，慎之于身，言动之间皆有法则”。实际上，孔子推崇仁者好静的思想，因此他主张慎言，寡言，呐言，戒言。
三、结束语
从以上的不同言语或语言观可以看到，相对而言，西方文化更偏爱言语行为，更想念其创造力，东方的道家对语言却采取了虚无的态度，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不可名状，无法比拟，而儒家对语言之使用则采取谨慎态度。概括地讲，西方宗教和哲学的言语观接近于创世的，旨在创造世界。老子言语观是出世的，而孔子的言语观则是入世的，旨在维持秩序达到和合。
参考文献
［1］朱文俊：《人类语言学论题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2］邓炎晶：《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3］莫特玛・阿德勒：《西方思想宝库》，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杨扬，女，（1982- ），四川眉山人，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