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观承与《棉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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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在人类历史进程里具有深远的影响。由于棉花种植比较方便，产量又高，加工简便，做出的服装舒适，因而得以迅速发展，以棉花作为服饰材料的局面一直从古代延续到近代。我国是世界上种植棉花较早的国家之一，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的华南和新疆已经先后引种亚洲棉和草棉。河北早在清代就已发展成为我国的一个重要产棉区。方观承在任直隶总督时，曾积极地推广棉花种植，对棉花的生产及加工给予高度的重视。《御题棉花图》刻石向人们细细地道出了昔日方观承在直承总督任上时勉力推广棉花种植的一番苦心。

方观承认为种植棉花“功同菽粟”，只有使农民重视植棉纺织，才能“衣被独周乎天下。”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根据自己多年深入民间考察的收获，对棉花、棉布生产的全过程进行了精深的研究和系统的总结，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四月精选画师，绘制成《棉花图》系列，共有图谱十六幅，依次为《布种》、《灌溉》、《耘畦》、《摘尖》、“采棉》、《拣晒》、《收贩》、《轧核》、《弹花》、《拘节》、《纺线》、《挽经》、《布浆》、《上机》、《织布》、《练染》，反映了棉花从播种收获到纺织染色成布的全过程。每幅图后面配以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说明文字，然后装裱成《棉花图册》，并在册首恭录清圣祖康熙的《木棉赋并序》，呈送乾隆皇帝御览，乾隆应方观承的请求，为每幅图分别题写了一首七言诗，同时准予方观承所作的诗句附在每幅图的末尾。由于有乾隆皇帝的题诗，所以方观承将这份图册正式定名为《御题棉花图》，并精心临摹副本，镌刻在质地优良的端石上，同时刻石上还增添了《方观承恭进棉花图折》、《方观承恭缴御题棉花图册折》和《方观承御题棉花图跋》三文。七月，方砚承将《御题棉花图》交回宫中。从此《御题棉花图》原本即深藏宫中，《御题棉花图》刻石则留在了直隶总督署。所以确切地说，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并不是《御题棉花图》，而是《御题棉花图刻石》的拓本。清朝灭亡后，刻石流散到了保定市半亩园街两江会馆，1954年由河北省博物馆最终收藏保存。

《棉花图》刻石画面严整精到，繁而不乱，流畅的细阴刻线勾画出陂塘畦畛、屋舍器具，错落有致，合乎规矩；人物动作，各具形象，姿态生动，五官清晰，须眉刻画一丝不苟，纤毫毕现，既突出了画面的主题，又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方观承在书法上很有建树，在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中将他的行书列为能品，从刻石上的楷书来看，取法钟太傅、颜真唧，厚重宽博，与御题诗洒脱秀逸的行书相映生辉，同细致的线刻图共同构或了一幅幅完美的画卷。准确地反映出在十八世纪中叶我国北方冀中地区棉花生产技术居世界领先水平的地位，其中许多成功的经验，至今仍在广泛应用。如一至五图，反映了棉花选种、播种及田间管理和采摘的经验。

在我国的传统农学思想中，一向重视种子的质量问题，认为“择种为第一义”，“种一不佳，即天时、地利、人力俱大半弃掷矣”(明徐光启《农政全书》)，《棉花图》继承了这一科学思想，在首幅即开宗明义地指出“种选青、黑核，冬月收而曝之。清明后，淘取坚实者，沃以沸汤，俟其冷，和以柴灰种之。”阐明选种首先要进行粒选，即“选青、黑核”(乾隆时代河北所种亚洲棉以青核、黑核两个品种较优)，初步剔除杂劣，然后在第二年清明后进行水选，除去秕粒，留下沉底的饱满坚实的种子备用。播前种子还要进行三道工序的处理，一是晒种，即“冬月收而曝之”，这可以提高发芽率；二是烫种，即“沃以沸汤”，使种子珠心的薄壁细胞破坏，加带氧气进入，促进种子发芽；三是拌种，即“和以柴灰”，柴灰(草木灰)含钾量很高，既作为种肥帮助棉花发育生长，又有一定的抑制病虫害作用。

《棉花图》中，对于播种，也作了详尽的说明。首先植棉“宜夹沙之土”(见《布种》说明)，因为棉花是一种深根作物，主根、支根和根毛组成一个发达的根系网，需要砂壤土才能生长好；在种子入土深浅的问题上指出“种欲深，覆土欲实；虚浅则苗出易萎。”(见《布种》说明)；播种的季节《棉花图》中提出“雨足清明方布种”(见《布种》乾隆诗)，“种在谷雨前者为值(音zhi，庄稼种得早些或熟得早些叫“植”)棉，过谷雨为晚棉。(见《布种》说明)，河北省的主要植棉区在中部和南部，谷雨于4月19―21日交节，此时，天气转暖，雨量渐增，正宜棉花播种。因为棉种发芽需要一定的地温，幼苗生长需要一定的气温。如果播种过早，地温低，种子在土中的时间过长易于烂子、烂芽或长出病苗、弱苗，造成缺苗断垄，如果播种过晚，棉花苗迟发，就不能充分利用有效生育期，而且晚苗营养生长势强，不利于结优桃；播种植棉的疏密是否得当，直接关系至到单位面积的产量：过于稀疏，虽然单株能发育良好，但由于单位面积内株数少，总产量仍不会高；过密则单位面积内虽然株数多，但由于单株发育不好，总产量也还是低的。在这一问题上，我国古代农学家持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主张“一尺作一穴”，有的认为“千丫万丫，不如密花”，有的主张“每步只留两苗”，《棉花图》中，则采用了一个相对灵活的处理原则，“古法一步留两苗，虽不可尽拘，大要欲使根棵疏朗耳。”(见《耘畦》说明)，土质好地力足的地块，可以“一步留两苗”，瘠薄的土地，棉株相对较小，就可以适当密植，这种因地制宜的态度，似乎更适于千差万别的土地条件。

《棉花图》中，极为重视田间管理。首先强调“种棉必先凿井”(见《灌溉》说明)，在我国很早就把水利看成是农业的命脉，《管子・水地》中提出了“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的思想，长期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农田灌溉经验，在水源上有泉溪、水井、水塘，在工具上有戽斗、水车、辘轳、桔槔、虹吸管、液槽等。“农民仰占阴晴，俯瞰燥湿，引水分流，自近彻远”。特别是“北地植棉多在高原，鲜溪池自然之利，故人力之滋培尤亟耳。”(见《灌溉》说明)；其次由于中耕不仅可以除掉杂草，而且对促进土壤熟化和提高作物产量及品质都有很大作用，因此，《棉花图》中提出了“时维夏至，千锄毕兴。一月三耘，七耘而花繁茸细，犹之谷五耘而糠秕悉除也。”(见《耘畦》说明)。第三是整枝，《棉花图》中写道“苗高一二尺，视中茎之翘出者，摘去其尖，又曰打止，俾枝皆旁达。旁枝尺半以上亦去尖，勿令交揉，则花繁而实厚。实多者一本三十许，甚少者十五六。摘时宜晴忌雨，趋事多在三伏……如或失时，人秋候晚，虽摘不复生枝矣。”(见《摘尖》说明)，由此我们看到古代植棉中的两条科学经验：一是整枝可以多生果枝和花繁实厚，这是对调节植株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有了认识；二是明确打旁枝尖是“勿令交揉”，这是对改善棉株光照条件有了认识。精细的田间管理，是我国传统农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鲜明特色闪耀着我国古代人民智慧的光芒。

《棉花图》六至十一图反映了棉花拣晒和收贩以及加工和纺纱的经验，十二至阜六图，描绘了绵线织成棉布、染色加工的过程。其中尤其是在棉花的深加工方面，由于工具的改进而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成效。首先是轧核机具。轧核是原棉加工的第一道工序，目的是将棉絮和棉籽剥离开来。元代出现了需三人共同操作完成的“木棉搅车”，利用曲柄 和碾轴相轧碾去棉籽。明代后期出现只用一人操作的“太仓式”轧花车，将元代木棉搅车的木轴改为一铁一木，“铁轴透右柱，置曲柄；木轴透左柱，置圆木约二尺，轴端终以绳，下连一小板，设机车足。用时右手执曲柄，左足踏小板，则圆木作势，两轴自轧；左手喂干花轴罅。”(《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卷二一八引《太仓州志》)，从《棉花图》《轧核》的画面来看，轧花车已经又有了改进：取消了圆木而改在铁轴透柱外的左端安一个叫“毂”的装置，毂上按有十字槌，并取消了踏板。文字说明中写道：“以毂引铁，下以钩持木，左右旋转。”这样可以增加毂和十字槌的重量，更有效地利用惯性，从而节省人力。其次是弹花器具的改进，弹花是用弹花弓将瓤花(去籽的棉花)弹得松软匀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弹弓都是以竹为弓，用手拨弦弹棉，元末明初才有了用檀椎击弦的记载，到了明末，弹弓材料变为“以木为弓，蜡丝为弦。”(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构造上增加一钩竿，用悬绳系住弓身，以减轻弹弓人手的负担。在《棉花图》的《弹花》中，钓竿已从固定在其他物体上改为系在弹花人的腰间，这样，弹花时或坐或立或行，活动自如，不时变换姿势，可以减轻疲劳，提高工作效率。

纺织，顾名思义包着两个程序：纺纱与织造。纺坠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于纺纱的工具，它的出现至少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显示，在全国三十几个省市已发掘的早期居民遗址中，几乎都有纺坠的主要部件纺轮出土，有石质、骨顷、陶质和玉质等。早期纺轮，比较厚重，适合纺粗的纤维，一般由石片或陶片经简单打磨而成，形状不一，多呈锥形、球形、扁圆形、四边形等。新石器时代晚期，纺轮变得轻薄而精细，可以纺更纤细的纤维。由于纺坠效率低，线的粗细也不均匀，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一种根据纺坠工作原理制作的单锭手摇式纺车出现了，并很快代替了纺坠，成为纺织手工生产的重要工具。它由手柄、一个锭、一个绳轮组成。

纺车最早出现在什么时代，目前还无法确定。但在出土的汉代文物尤其是画像石中多次发现，说明手摇纺车早在汉代已非常普及。因此也不难推测，纺车的出现应该是比这为早的。两宋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和城市的发达，形成了一个空前广大的市民阶层，为适应其审美趣味，随之出现了反映市民生活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农村生活的大批风俗画。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北宋王居正的《纺车图》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该图为绢本，主题是表现丽日融融的春天，两位村妇一同纺绩。画面上纺车轧轧，一位年轻村妇怀抱着哺乳的婴儿，坐在纺车前操作，稍远处一位老年村妇站立为之牵线。画面右侧绘有一个嬉戏的儿童，两位村妇之间则点缀一只小犬正在撒欢。背景绘着随风披拂的柳丝及几段粗硬的树干，非常生动地描绘出一幅田家妇女辛苦劳作的场景，也向我们形象直观地展示出北宋时期的纺车模样。

宋元之际，纺车有了很大改进，单锭改为多锭，手摇改为脚踏，出现了卧式手摇纺车、立式手摇纺车、脚踏纺车、水力大纺车。其中，脚踏纺车与水力大纺车尤为先进。

脚踏纺车是我国古代纺织机械史上的重要发明。是由一位民间的女纺织家黄道婆发明的，它的结构特点，是利用杠杆曲柄结构把脚的往复运动变为圆周运动。由于纺车上可以安2锭、3锭直至5锭，驱动纺车的动力来自于脚，这样双手便可进行纺纱操作，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水力大纺车自然更为先进，它不仅以水为动力，大大节省了人力。更重要的是，它的车身大，长约2丈多，宽约5尺，绽数多达32个，以纺麻为例，一般脚踏五锭麻纺车，每昼夜能纺二斤纱。而大纺车，一昼夜能纺一百斤纱，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纱机械。在西方直到1769年，英国人阿克莱才制出水力纺机，比中国的水力 适大纺车晚了四个多世纪。

在《棉花图》的《纺线》画面中，我们看到使用的是卧式手摇单锭纺车，纺者面向纺车，左手握棉条，右手转动纺车，带动锭子转动，棉线便像缫丝一样被抽引出来。

关于原始织布机的具体型制，目前还缺乏更多的实物依据，但是，我们根据考古学的大量资料，也可以了解到它的大致情况。1975年，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纺坠、管状骨针、打纬木刀和骨刀、绕线棒等纺织工具。这是距今六千多年前已有最早的原始织机的佐证，也是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原始织布工具。

人类最初是怎样织布的呢?原始的织布方法，古时称作“手经指挂”，使用构造简单的原始腰机，用足踩织机经线木棍，一手投纬引线，一手持打纬木刀打紧纬线，这种原始织机是现代织布机的始祖。

后来，人们在织布的生产实践中又逐步革新创造成功了踏板织机。踏板织机最早出现的时间，目前尚缺乏可靠的史料说明。但根据史书所载战国时期诸侯间馈赠的布帛数量比春秋时高达百倍的现象，及近年来各地出土的刻有踏板织机的汉画像石等实物史料推测，踏板织机可能出现在战国时代。到秦汉时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已普遍使用。以后，织机又不断地得到改进，出现了脚踏提综的斜织机。斜织机是一种配备有杼、经轴、卷轴、综片(单综)、踏板和机架的完整织机。它采用物理学上的杠杆原理，用脚踏板来控制综片的升降，使经纱分成上下两层，形成一个三角形开口，以织造平纹织物。这是织机发展史上一项重大发明，用双脚代替了手提综的繁重动作，就能使左右手更迅速有效地用在引纬和打纬的工作上。生产率比原始织机一般可以提高十倍以上，大幅度地提高布帛产量，并一直为后世所沿用。在《棉花图》的《织布》图中使用的依然也是脚踏斜织机。但我们从《棉花图》的描述中，看到了这一地区纺织技术的巨大进步，纺织时，已不必像明代要在地窖中进行，以避风土和干燥。在明代，著名的肃宁县布“埒(音lie，等同)松(松江，今上海市)之中品”，“今如保定、正定、冀、赵、深、定诸郡邑，所出布多精好，何止中品。”(见《织布》说明)，而达到了“产既富于东南，而其织丝之精，遂与松娄匹”(见方观承《御题棉花图》跋)，更由于直隶同南方在风俗、气候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而形成了自己棉织品的独特风格，“南(江南)织有纳文、绉积之巧，畿人弗重也，惟以缜密匀细为贵。”(见《织布》说明)，在风大、寒冷的北方有着极为广阔的市场。

《棉花图》翔实记录并系统总结了我国18世纪中期以前棉花栽培和加工利用的经验，由于有“图绘以尽其状，诗歌以尽其情”的特点，有乾隆皇帝将《棉花图》颁行天下的诏书，使《棉花图》成为清代倡导、推广植棉和棉纺织技术的优秀科普作品。时人周拭在《南宫言怀》诗中写道“花田处处千畦白，织火家家五夜红”，生动描绘了冀南大面积种植棉花和棉纺织业普及的情况。这套《棉花图》在嘉庆帝时，命大学士董诰等据此图编定，增加嘉庆帝题诗及表文、跋语等，改名为《授衣广训》继续流布。同治年间安徽徽州胡开文墨庄，还曾将《棉花图》十六幅分别雕版制模做成墨锭，由此可见《棉花图》对社会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棉花图》中收录康熙的《木棉赋并序》中有：“宿黄云于万蕊，堕白雪于千村”的诗句，来描绘繁花与棉实，其实纵观方观承在直隶的功绩，带给黎民百姓的诸多恩泽，到是与棉花带给平民大众的温暖很有相似之处：广泛、平实。他的声名，也因了《棉花图》而更为后人所熟知。大清才子袁枚在为方观承撰写的神道碑中极为精炼地概括了他的一生，写道“月之初生，苍苍凉凉。及乎中天，众星无光。方公未遇，险难备尝。岂知天意，大任方将。边风塞雨，濯涤肺腑。担簦往来，固其筋骸。操心虑患，既危既深。一遭遭际，百炼精金。……酾泉鬟河，弊谋辅志。六秉三衡，功罔不济。操舟舵稳，负重坚牢。所谓栋梁，不摇不挠。无怖斯静，无恋斯定。先民有言，动心忍性。哀荣终始，位极人臣。基于禄命，成于精神。军民勿悲，公死有归。欲知伟烈，请观丰碑。”或许，在芸芸百姓的心中，还矗立着一座无形的丰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