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OFDI东道国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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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国际贸易学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外国直接投资。高级经济师,曾在中国网通集团国际部工作。2005年11月,经信产部核准代表中国网通集团在亚洲信息论坛(AIC)发表《中国海缆业走出去的研究》。在《中国电信建设》等国家核心期刊发表多篇文章。
李秀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国际贸易学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外国直接投资。曾在《商业经济与管理》发表《加工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在《山东大学学报》发表《港口发展对腹地经济的带动效应》等多篇文章。
摘要: 本文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研究了中国ofdi (对外直接投资)相关43个东道国的12项指标变量与中国对其OFDI水平的相关关系。12项指标共抽取了三项共同因子,旋转因子载荷矩阵显示:因子一主要反映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以及东道国的贸易开放度(或依存度);因子二主要反映东道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价格水平,即国民的生活水平(或购买力);因子三主要反映东道国整体发展水平,包括经济实力、基础设施建设(如通信水平)、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联系以及人口规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进出口贸易开放度(或依存度)关系非常密切,共同组成因子一的主要部分。但是,因子一得分排名与因子二、三得分排名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推断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与东道国国民生活水平、东道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完全一致。聚类分析结果也进一步显示,中国香港、印度、日本和美国与其他国家属于不同的类别。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加大推动中国对外投资促进和对外贸易促进相结合,继续促进中国OFDI的多元发展,加强对技术先进的经济大国的OFDI,同时结合国家外交和援外政策,积极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
关键词: FDI中国OFDI 影响因素 东道国 因子分析 聚类分析
中图分类号: F832.6;F224
一、引 言
自2002年以来,中国OFDI(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2002年―2009年,中国对外投资额年均增速48.6%。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28.5亿美元,累计投资净额为332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持续上升;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211.6亿美元,存量达到906.3亿美元;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265亿美元,存量达到1179亿美元; 2008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559.1亿美元,首次超过500亿美元,且当年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06.5亿美元,同比增长达63.6%; 200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37%,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却逆势增长6.5%,在全球排名升至第六位。今年1―6月,我国境内投资者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78.4亿美元,同比增长43.9%。截至今年6月份,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2300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达到1.2万亿美元,投资区域遍布全球174个国家或地区。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国内学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越来越多。主要涉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结构、动因、方式的定性分析(如齐春宇,1999;韩可卫,1997)、对策研究(如刘长庚,1997)、区域分布、产业分布等方面(如周颖等,2001;刘红忠,1998)以及影响因素等(如项本武,2004等)。其中,在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方面,与国外学者类似,国内学者大都从两个大方面进行分析:母国因素和东道国因素。从使用的实证方法来看,主要是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如Garibaldi 等(2001) 使用26个转型国家1990年―1999年的跨国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表明, 市场规模、财政赤字、通胀水平、汇率管制、贸易开放度、自然资源可得性、经济结构调整及投资壁垒等一系列变量对FDI具有显著影响。Nunnenkamp 和Spatz (2002) 使用28个发展中国家1987年―2000年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表明,在FDI流动与东道国人均GNP、风险因素、贸易限制、教育年限、成本因素之间显著相关, 而与东道国人口、GNP 增长率、公司进入限制及技术管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Campos 和Kinoshita (2003) 使用25个转型国家1990年―1998年FDI 的面板数据模型,研究表明FDI受东道国经济聚集、市场规模、低劳动成本及丰富自然资源的影响,除此之外,正常的制度、贸易开放度及对FDI 流动的低限制也具有显著影响。Nonnemberg和Mendonca (2004) 使用1975年―2000 年流向38个发展中国家的FDI 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结果表明,东道国教育水平、经济开放度、国家风险及通胀水平、平均经济增长率与FDI流入相关。项本武(2005) 使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进行了初步检验。李辉(2007) 基于静态面板模型,使用1980年―2004 年55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检验, 发现母国人均GDP、出口、结构因素、全球总需求、全球贸易总量对母国对外投资具有显著影响。孙江明和樊大江(2007)、徐雪和谢玉鹏(2008)、何本芳和张祥(2009)等人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此外,还有运用OLS逐步回归法和岭回归估计法(官建成和王晓静,2007)、横截面数据分析(Loree 和Guisinger ,1995;程惠芳和阮翔,2004)。
本文采用与面板数据、横截面数据分析不同的实证方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侧重于东道国方面的因素,选取了43个样本国家,收集了43个东道国的12个指标数据,采用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和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试图解释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因素。
二、实证分析
(一)实证方法
1.样本选取
本文亚洲样本国家选取既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日本、韩国等国也包括东盟各国(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欧盟27国中选取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家。之所以选择这些国家,首先考虑了中国对上述国家的OFDI规模较大,是中国OFDI主要的流入国家(除“避税天堂”如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等)。此外,上述国家在经济规模、人均收入水平、人口数、对外开放度、中国对其出口贸易额等方面的差异性使计量结果具有更一般的意义。
2.数据获取
本文选取了2008年43个样本国家的数据。各国GDP、人均GDP、人均GNP、进出口贸易依存度、通货膨胀率、通信水平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指标数据库,中国OFDI数据来自各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中国与样本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数据来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3.实证模型
本文主要是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因子分析根据相关性大小对变量进行分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间的相关性较高,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试图用个数较少的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和特定因子之和来表达原来观测的每个变量,以便达到合理地解释存在于原始变量间的相关性和降低变量维数的目的。在实际因子分析中,为了确定每个公共因子的意义,往往采用因子旋转,使变量尽量分离。在因子分析中,因子模型的参数估计后,还须估计公共因子,即因子得分以用于模型诊断,或作下一步分析的原始数据。聚类分析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对样本(或变量)进行类别划分。本文使用系统聚类法(hierarchical clustering method),将每个对象(样本或变量)作为一类,首先聚类最相似的对象,然后,按相似性结合不同的类,最后把一切对象综合成一个类。本文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是用相关系数矩阵来估计因子载荷,在因子旋转时采用最大方差方法。在聚类分析时,采用系统聚类法,分为三类。本文欲使用2008年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试图分析东道国各指标之间的关系以及东道国所属类别。
(二)实证结论
在因子分析前,先进行统计特征检验:KMO值大于0.5,根据kaiser的观点,适合使用因子分析法;Barlelt球型检验的值为669.583,自由度为66,达到显著,也显示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在因子分析中,因子旋转后三个主因子的累积贡献率都大于75%,即抽取的三个因子累计解释了原始信息的75%以上。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主因子F1在fdis、fdif、exi三个指标上的载荷较大,主因子F2在gdp、gdpp、gnipp、imi、infaltion、im六个指标上的载荷较大,主因子F3在gdp、mobile、ex、pop四个指标上的载荷较大。根据旋转因子载荷矩阵用12个指标表示出公因子(仅将载荷较大的指标列出,载荷较小的指标省略)为:2008年:
F1=0.973×fdis+0.973×fdif+0.726×exi+……
F2=0.904×gdpp+0.911×gnipp-0.7138inflation+……
F3=0.631×gdp+0.916×mobile+0.577×ex+0.4624×im+0.805×pop+……
从上述方程可以看出:因子一主要反映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以及东道国的贸易开放度(或依存度);因子二主要反映东道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价格水平,即国民的生活水平(或购买力);因子三主要反映东道国整体发展水平,包括经济实力、基础设施建设(如通信水平)、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联系以及人口规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进出口贸易开放度(或依存度)关系非常密切,共同组成因子一的主要部分。
从表4可知,因子一得分排名与因子二、三得分排名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推断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与东道国国民生活水平、东道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完全一致。此外,从聚类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中国香港、印度、日本和美国与其他国家属于不同的类别。中国对香港的OFDI存量和流量一直处于第一位,这一特征主要是由香港与大陆在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等各方面的相互影响及密切联系有关,中国对香港OFDI受香港国民生活水平以及整体经济实力的影响较小,而受香港贸易开放度影响较大。美国和日本尽管是经济大国,人均GNI较高,整体经济实力较强,但是相对于美国、日本经济总量来看,中国对其OFDI规模较小。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结果显示,中国OFDI的影响因素比较复杂,选取的12项指标并不能够全面解释中国OFDI的东道国影响因素。中国OFDI具有多元化的特点,OFDI规模较大的东道国既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包括周边及非洲不发达国家。因此,从整体来看,影响中国OFDI的东道国影响因素没有统一的结论。中国OFDI规模与东道国的国民生活水平、整体经济实力并不完全一致。例如,中国OFDI中较大部分流向亚洲周边国家,这些亚洲国家既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日本、韩国等国,也包括东盟各国(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国家经济实力及国民生活水平所处层次不尽相同。中国OFDI规模与东道国的贸易开放度有较高相关性。中国还有一部分OFDI流向了非洲国家,这种OFDI更倾向于是获取自然资源。中国OFDI可能与中国外交政策及地缘政治等因素有相关性,尚待进一步研究。
(一)加大推动中国对外投资促进和对外贸易促进相结合
在中国目前的商务促进体系中,贸易促进与投资促进采取分开独立运作的模式。相对于蓬勃发展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体系相对不完善,有待进一步提高,而中国对外贸易受金融危机影响,处于恢复发展时期,但对外贸易促进体系已比较成熟,渠道分布较广。在当前形势下,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体系应与对外贸易促进体系相紧密结合,优势互补,应对挑战。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机构和对外贸易促进机构的功能应打破人为分割,顺应世界贸易投资促进融合发展趋势,灵活主动为中国企业“走出去”铺路搭桥。
(二)继续促进中国OFDI的多元化
影响OFDI的因素是多元化的,不仅包括国民生活水平、整体经济实力等因素,也包括12项指标所不能包涵的其他内容,而且中国OFDI的投资动机包括寻求市场、资源、效率、技术等多元因素。因此,应该继续推进中国OFDI的多元化,促进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更均衡更合理地融入全球经济,充分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三)加强对经济大国的OFDI,积极获取技术促进技术进步
中国OFDI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的规模相对较小,除发展阶段、市场腹地、资源禀赋、经济基础、文化背景和国际环境因素等原因外,也存在中国企业自身综合实力有待提高等原因,但从数据及分析来看,仍有较大发展潜力。因此,中国需要加强对发达大国的OFDI,从而有利于技术获取,提升技术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更好地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四)结合国家外交和援外政策和投资促进活动,积极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
目前OFDI的分布国别区域,与我国外交及援外政策导向有一定重合,存在一定相关性。说明我国借鉴国际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经验有一定成效。但限于变量选取困难,以及数据无法获得,暂时无法做定量分析。从近几年频繁双边高访活动,我们不难看出,对外投资进一步与国家外交和援外政策及投资促进活动相结合,会积极有效促进中国企业成功“走出去”。(编辑:何乐)
参考文献:
[1]李辉:《经济增长与对外投资大国地位的形成》[J] ,《经济研究》2007 年第2 期。
[2]程惠芳、阮翔:《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 , 《世界经济》2004 年第11 期。
[3]项本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决定因素与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4]项本武:《东道国特征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 年第7 期。
[5] Nonnemberg,M and M,Mendono,2004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Brazilian Association of Graduate Programs in Economics,Proceedings of the 32th Brazilian Economics Meeting, 0611
[6]Nunnenkamp, P & J Spatz,2002,Determinants of FDI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has globalization changed the resules of the game ? [J] , Transnacional Corporations, 11 (2) ,1-341.
在中国企业大量“走出去”的今天,中国OFDI的规模、特点自然引起国内外关注,本文作者通过缜密的数理分析,对目前中国的OFDI提出政策建议。的确,资金走出去的同时,必须多加考虑所得所获,这有益于中国未来的对外政策及地缘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