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苦局促,挽仰多悲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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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国维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者，对我国近代文学、美学研究具有突出的贡献。本文主要从美学的角度来探讨王国维悲剧观形成的原因。笔者认为王国维之“忧”与其忧郁的性格、坎坷的个人经历等方面有很大关系，加之在 “西学东渐”的近代学术背景的影响下，其忧世情怀与忧生情结又迫使他将目光投向西方哲学、美学的研究，最终促成了他“人生悲剧”观的形成，这种悲剧观渗透于王国维的文艺美学实践中。
关键词：王国维 美学思想 成因 个性 人生遭遇 文化熏陶
一、忧生情结――性复忧郁的个性气质
胡家祥先生在《文艺的心理阐释》中指出：“普通心理所讲的个性，一般指个人带有倾向性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总和，包括其兴趣、爱好、能力、性格、气质等。这些心理特征以先天的生理素质为基础，在个体后天与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渐构织为一个有机的系统，成为个体不同于他人的整体特点。”①90-91气质是心理活动的典型稳定的动力特征，它不以人的活动目的和内容为转移。因此，他认为：“风格与艺术家个体气质密不可分，气质是艺术家创作个性的生理基础，是个体心理结构中最内在的因素。”①91-92气质居于人类心灵的最深层次，也是最稳定的一层，因为它总是保持着与生俱来的基本量度。
王国维忧郁的个性气质来源于他郁郁寡欢的童年。依他自述，“中道失所养，幽怨当如何？”在王国维三岁时，他的生母凌氏去世，毋庸置疑这将会影响着幼年王国维的性格。年幼的王国维只得交给伯祖母和祖姑母范氏抚养，两位老人纵然十分疼爱王家的这棵独苗，但也只能顾及他的衣食寒暖，却难以抚慰他忧郁的心灵。由于幼年失去母亲的关怀，王国维的性格远不如寻常孩子那样开朗，母亲的过早去世，也增添了他的尘世苍凉之感。此外，王国维因自小体弱多病，常常被脚病、胃病、眼病、感冒等多种疾病缠身，有些疾病反复发作并且病痛时间持续长，如让他头疼的脚病。王国维疾病的频繁发作影响到他治学的积极性，后来还专门谈到过这种状况：“志学以来。十有余年，体素羸弱，不能锐进于学。进无师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故十年所造，遂如今日而已。”其中，“‘体素羸弱，不能锐进于学’，不仅直接带给王国维肉体上的痛苦，而且还影响他的情绪，给他精神上带来极大的苦闷与压抑。”②
此外，王国维的性格又带有与生俱来矛盾复杂的一面，学者叶嘉莹曾指出：“一方面王国维具有悲观之天性，缺乏乐观进取的信心，因此在时代的激变中，不能真正从事任何革命的行动，而但能为洁身自保之计；另一方面他又禀有追求理想的执着精神，对一切事物都欲衡之以最崇高最完美之标准。”③王国维在学术上喜欢探索类似于哲学的人生终极问题，本想通过对学术的思考和追求来获得答案，找到解脱的方式，可他又偏偏又执着于追问人生意义、生命价值等问题，最后反而百思不得其解。王国维知道自己有这种忧郁的性格特点，他在《自序》里有明确表达：“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④由此，我们发现王国维的性格游走在诗人的激情和哲人的理性边缘，想成为哲学家虽理性较多但才智不够，想成为真正的诗人往往又感情不够。就这样，他往往陷入无边的烦闷中――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而这又增添了他更多的惆怅和忧闷。
二、忧世情怀――命途多舛的人生遭遇
个性特征的形成主要受先天的生理基础与后天的生存环境的影响，包括地域和时代等。因此，我们可以说王国维悲剧美学思想的形成既源自于王国维先天自身的性格特征，又离不开他后天动乱的社会环境及坎坷的人生经历。
王国维生于晚清政府濒于覆亡之际，这是一个悲剧的时代，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知识分子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对于每一个知识分子而言，旧的科举之路走不通，新的求学之路又无法实现。同时，处于新旧交替、文化秩序混乱的这一代知识分子几乎都经历了痛苦的文化抉择和调整适应时期，无可否认王国维在心中充满了悲苦。”⑤王国维作为爱国知识分子，传统教育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使得在他面对这样一个支离破碎、民不聊生的社会时，即使是有心想振兴国家，但无奈时代的局限和个人能力的有限，就这样他又陷入了沉重的自我矛盾之中，这注定在他那性格忧郁的色彩上又重重地涂抹了一笔。
个人命途多舛的人生遭遇是时代悲剧的真实写照。王国维悲剧美学思想的形成不仅与社会大环境有很大关系，更与王国维后来的诸多惨痛的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陈鸿翔先生所著《王国维年谱》记载，1906年秋，他的亲生父亲离世。紧接着第二年他的结发妻子莫夫人病故，其夫人所生下的双胞女婴也未成活。1908年，他的继母叶太夫人病故。短短的三年之中，亲人们的相继离世对王国维来说是致命的打击，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加重了王国维本身忧郁悲观的性情，这一切使得王国维的精神感到巨大的压抑。此外，王国维家族史显赫，祖辈之前一直是官宦之家。远祖王禀为宋代将领，因战死被追封为“安化郡王”，其后代子孙也都被朝廷封官晋爵，王家自此成了海宁的“巨族”。然而到了王国维父亲王乃誉（1847年出生）这一代，却未出现过 “家门之光”的子孙，只是“世为农商”。到王国维这一代，由于他是长房长子，父亲对他有很大的期许，想让他重振家业。但是，诚如陈鸿祥先生所言，王国维还是未能完成父亲的心愿，最终还是成为了封建社会末期的一介“寒儒”。王国维自小就生活在显赫一时家族光环的笼罩下，这种光环同时也束缚着他。他想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强者，只有这样，他才能摆脱他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然而，由于当时残酷的社会环境的局限，王国维是一无所有离开海宁的，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落差对于性格忧郁的他又是极大的伤害和打击。
三、忧向西学――西方哲学思想的文化熏陶
胡家祥先生在《文艺的心理阐释》中指出：“艺术家的兴趣、爱好直接制约着他对题材的选择，艺术家的性格（人品）较多影响着他对生活的感受和评价，其能力的高低从艺术构思的精巧和艺术形式的驾驭中可以见出，在这些个性特征得到成功的艺术表现的基础上，作品的风格则主要是艺术家的个性气质外化的结果。”――纵观王国维的美学论著，我们会发现其悲剧理论不仅来源于其独特的自身个性，更重要的是他对西方叔本华哲学、美学思想的吸收借鉴，并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相结合，进行了继承和改造，进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悲剧观。
20世纪日本崛起成为东亚强权后，中国知识分子相继赴日本学习先进的政治文化，留学日本一时蔚为风潮。王国维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曾先后多次东渡日本。在日本留学期间，王国维除了要学习基本的日文和英文外，更多的时间花费在外文著作的阅读上，因此有幸接触到藤田丰八等人，并系统地学习社会哲学科学的理论知识和方法论。日本的藤田丰八和田冈佐藤田君两位先生是研究哲学的，可以说是王国维学哲学的启蒙师。他看到田冈先生文集中引有康德、叔本华哲学的段落，这是他知道康德、叔本华这两位德国哲学家的开始。后来的情形，他在自序中这样描述：“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而此时为余读书之指导者，亦即藤田君也。”――由此，可以看出王国维接触哲学，是由于“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他想从哲学中找到解决人生问题的答案。
王国维真心醉心于叔本华哲学，是在他决定从事于哲学研究、研读康德的著作之后。1905年王国维为他的《静庵文集》写的一篇《自序》，其中谈到他研究哲学的经过。他说自己从事于学术活动的开始，是对西方哲学感兴趣特别是康德这位德国先验论哲学家。由于对康德的崇拜，由于康德的哲学著作晦涩难懂，使他转向康德嫡传的弟子――叔本华。先是读康德《先验分析论》感觉晦涩难解，于是转而去叔本华《意志及表象之世界》，并且大受其益。叔本华的学说使王国维茅塞顿开，至此，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与美学理论在王国维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叔本华是唯意志论悲观主义的代表人物，由于相似的人生经历，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哲学观引起了王国维强烈的好奇，并对其哲学观如饥似渴地学习，“其人生哲学观，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对其大加赞赏。他的人生即悲剧理论，是受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影响，他还将这种认识引入到了他的悲剧美学中。他将叔本华关于生活本质的阐释也引用到《红楼梦评论》中，认为生活的本质就是无穷无尽的欲望，欲望是人的本性，而欲望的无法满足则是人们是痛苦的来源。由此可见，王国维认为人生最大的悲剧就在于人的自身存在，无疑是受了叔本华的影响。
四、结语
“苦觉秋风欺病骨，不堪宵梦续尘劳”这是王国维所作《尘劳》诗里的两句话，可谓是王国维一生真实的写照。幼年母亲的过早离世、身体的羸弱多病赋予了王国维“性复忧郁”的个性，身处颠沛流离的乱世之中，人生境遇的凄苦以及家庭的屡屡变故，更是加剧了他悲观忧郁的性格。王国维带着对人生终极问题的思考，对精神超越和理想追求的追寻，悲观忧郁的他开始走向哲学，在身体和心境极为不佳的情况下接受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哲学思想，这对王国维的人生观和美学思想产生巨大影响，可以说是王国维悲剧美学观的直接来源。
注释
① 胡家祥.文艺的心理阐释[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4）.
② 齐小刚，张莉.论王国维的悲剧情结[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5）：58―60.
③ 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④ 王国维.王观堂先生全集[M].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8：1828.
⑤ 殷珊.论王国的悲剧美学思想[D].牡丹江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
⑥ 胡家祥.文艺的心理阐释.武汉大学出版社[M].2005（4）：91.
⑦ 王国维.自序（一）[A]//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三卷[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