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身陷“公共政策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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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集体进入社会的这10年，是中国各种公共政策变化多端的10年。这10年，“80后”成为利益受影响最大的年龄群体。

曾被称为“中国垮掉的一代”的“80后”，已开始逐步进入“而立之年”。然而，在就业、住房、婚恋、竞争压力、父母赡养、社会保障等诸多公共政策不公平效应叠加的现实枷锁面前，立足、立业、立家显然是个梦想。

“体制内”的门槛

阿陶决定离开北京了，与当初来北京一样，他只带着行李箱。不同的是，当时箱子里装满了他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现在则更多的是无奈。除了这些，他什么都带不走。

阿陶是个典型的“80后”，出生在重庆，就读于一所著名的“211”高校。父母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大学毕业后的他，发誓要让父母过上好日子，2006年便毫不犹豫地只身来到北京。 2009年10月，一名刚刚从国内某名牌大学毕业的“80后”，租住一间只有6平方米的小隔断间。

北京的生活让他越来越气短，尽管工作很努力，但总失业。四年间他不停地在找工作与找房子中奔走，微薄的收入能养活自己已属不易，唯一能够孝敬父母的是把自己回家与返回的路费寄给他们，然后在电话中对父母说“我很好，工作很忙，今年就不回家过春节了”。

在京城蜗居四年后，阿陶发现自己向上走的职业之路被时不时出现的“路障”阻挡，能跨过或绕过的“路障”很少，最终他会在某个“路障”前止步。在对自己说过无数次“坚持下去，会好起来的”之后，疲惫不堪的他终于选择离开。

“与其盲目坚持，不如理性放弃，回家和父母养猪成为他目前最理性的选择。”阿陶不认为自己是失败者，至少回家可以和父母家人在一起。

阿陶眼中的职业“路障”，几乎是每个和他一样家庭背景的“80后”普遍遇到的。2010年，中国大学生毕业人数规模610万。与此同时，“蜗居”、“蚁族”在大中城市的毕业生也达到100万左右。

这些“80后”们越来越清楚自己所能选择的就业领域越来越逼仄。每个“80后”心中就业的优先秩序是公务员（含事业单位）、国企（央企）、外企、民营企业，除此之外就是创业。

首当其冲的是“国考”，进旱涝保收的公务员队伍。

“也许再过几十天，我就会成为人人艳羡的公务员。从此，我的生活将没有了恐惧、漂泊，更不会动荡。”刚参加过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晓春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他不愿放弃公务员考试，尽管去年他又一次做了分母。

官方统计，从2008年开始，报考人数已连续3年超过百万，而同期录用人数不过万余，录取率约1.75%。

但2006年开始，国家公务员考试对报名资格的政策调整，使得应届毕业生再次受到挤压。“考录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高校毕业生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以后逐年提高”的限定条件使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应届毕业生梦断。

从“国考”每个关口层层败下阵来的分母们，接着展开“赶场子”一样的面试生涯。面试很多次未果后自嘲为“面霸”的“80后”们见面的问候语已不再轻松。他们已经学会了察言观色，看着对方的表情就能猜出面试结果。

除了做公务员，“80后”的第二个梦想是希望能进国企。

国务院国资委最新公布国家绝对控制的7大领域：军工、煤炭、电网电力、民航、航运、电信、石油石化行业，被外界普遍视为福利待遇好，工作轻松，但这些央企除了每年定点解决对口院校的应届毕业生外，要满足、解决复转军人和相关子女就业等大量非市场I生需求。很多“80后”死了心。

尽管进入外企的政策限制很少，相对于610万名大学毕业生而言外企的容量几乎是杯水车藐而且有那么点“高山仰止”。

民营企业是就业门槛最低的领域。新增的“80后”毕业生们，不得不转身向下，与同是“80后”的民工抢饭碗。

但金融危机中中小企业恰恰是最大的受害者，利润率低的结果就是能付给他们的薪水越来越低，能够享受到的各项福利很少。而新一轮“国进民退”则更是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也挤掉了不少“80后”的饭碗。

“有时候我真怀疑这一纸学历有什么用，现实离梦想太远了。”蜗居在北京西南一隅，2009年毕业于“211”大学中排名还很靠前的硕士小田，在中关村一家不知名的企业里谋得一份他很不满意的工作。

最大“房奴”群体

经过一段跋涉，最后栖身于中小民企的“80后”们，又开始了一段新的艰难。体制外工作，意味着他们是暂居大城市的外来人口。

“80后”就业的时段，刚好是中国医疗、教育、住房市场化达到高潮的阶段，这些领域，本应是政府来财政负担的。

医疗、教育和住房市场化，这三项政策对于来不及积累经济基础的“80后”来说打击巨大。

不过，假如你有北京市或上海市户口，那你可以走体制内路线，从而避免与疯狂的“三座大山”交锋。在北京，一个户口几乎盖住了幸福的光环。

但第一步没能跨进体制内的“80后”们，只能步步后退，在大海中继续遭风受雨。“马太效应”已在“80后”中发挥出了最大的魔力。

对于住房问题，“80后”与70年代出生的一代不同，“70后”结婚生育高峰期时，大多能通过集资建房或存款在房价较低时解决了住房问题。而现在当“80后”面临婚姻时，大城市畸高的房价已超出“80后”和其父辈能承受的范围。即使“60后”、“70后”现在买房亦很吃力。

按2001年和2009年房屋全国均价与人均收入的比例可计算得出，2001年“70后”购房时，大约1.5个月工资可买1平方米，购置100平方米需要约8-10年积蓄，而2009年时，需要6.5个月工资才能买1平方米，购置50平方米房产就需要30年时间来积蓄，大量选择在沿海地区工作的“80后”，情况更加恶化。

“80后”购房新人的背后，常常有三个家庭在支撑，即：双方父母拿出首付，子女自己完成按揭。大多数“80后”迫于结婚压力选择双方父母出首付，自己偿还贷款的方法购房结婚。然而，这种被“80后”们视为压榨父母血汗钱的后果是，透支了父辈们的养老钱，今后不得不面对双方父母养老和子女教育与偿还住房贷款的三重压力。

对于来自中小城市工薪家庭及农村家庭的人而言，上述压力尤为明显。因此不少“80后”夫妻选择不生育子女甚至干脆不结婚。“80后”们无奈感叹：等到自己年过不惑之年，才有可能具备赡养父母的经济实力，但那时父母们已慢慢老去。

当在疯狂的房市中惊魂甫定，准备攒点钱买辆车时，北京于2010年12月23日突然消息，从当天开始，买车需要摇号。全城市购车辆由2010年的85万辆限制到24万辆。僧多粥少之下，“80后”们购车成本也被增加。

政策太快了

“政策变化太快了，你不知道下一步将面临什么政策变化。”2006年从北师大毕业的小高说。

“80后”集体进入社会的这10年，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各种政策变化较多的10年。一边是高等教育扩招政策下，“80后”如洪水般进入城市;另一边则是房地产、汽车消费、户籍政策、社会保障、就业等公共政策频繁变动，充满简单和粗暴。这一切骤然使得“80后”成为无房、无车、无城市户口、无固定工作的特殊群体。

先是找不到如意的工作，后是公共政策的副作用不断落到头上，越来越多的“80后”被逼到“蚁族”、“蜗居”的空间角落。

问题还在继续。同为“80后”的第二代农民工对政策制度变化的敏感度不亚于大学生们。2010年富士康和本田罢工事件，已明确表达他们的不满。

他们要求同工同酬、相同的福利待遇，但却遭遇到社保无法转续的困境。其不安、焦虑、对未来把握的无力感与“80后”的大学生没什么不同。

同为“80后”的两股不安定力量叠加重合，仇富心态加剧，对弱肉强食法则的认同，道德水平急剧下滑，社会认同感日趋稀薄，暴力心态急流暗涌，增加了社会稳定的风险。

“‘80后’的困境与制度安排的公平性缺失有关。”一位公共政策专家表示，“80后”比其他年龄阶段更加强烈期待在收入水平，社会地位、可支配财产等方面达到中等平。但要求无法在目前的政策与制度安排下得到满足。

“‘80后’沦为底层青年，实际上是对户籍制度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告诉《凤凰周刊》记者，户籍政策及附加在户籍上的各种社会利益几乎涵盖了“80后”困境中的每个问题，但解决“80后”困境又不仅仅是户籍改革就能做到。多方的利益掣肘使得这一改革举步维艰，短期内无法看到改革的实质性动作。

长期研究“蚁族”的学者廉思认为，“80后”面临的困境涉及到其背后的教育体制、就业体制、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等深层次问题，简单地出台一两项措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十几年后，今天的‘蚁族’、‘80后’大部分都将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若不给与呵护，他们承担得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