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企业家的创新就没有中国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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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轨，特别是最近非常强调的增长模式的转变，引起很多人关心和讨论。

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经济学家应该关注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从何而来？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来自技术进步和创新。技术进步和创新依赖于劳动分工。因为分工，才有专业化，才有熟练程度的提高和专心致志的研发，才有发明创造。分工深度由市场交易规模决定。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得分工提升和技术进步，使得经济发展，又进一步通过收入水平的提高扩大市场规模，如此形成一个正向循环。

从这个模型我们不难理解中国这30年的变化，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利用市场，扩大市场的规模。当我们由封闭走向开放，利用全球市场，发挥在国际分工的优势，就取得了发展和进步。未来中国发展的潜力，仍然是利用市场，扩大市场规模。我们过去利用国际市场比较成功，但是国内市场开发做得不够。其实，中国国内市场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未来怎样开发国内市场，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头等大事。

遗憾的是，由于凯恩斯理论的影响，我们形成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公式是：GDP=消费+投资+净出口。依据这个公式，GDP怎么增长呢？用现在流行的说法，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这一驾跑不动了让另一驾跑。出口不行了，靠投资，像去年，政府大规模增加投资。现在投资太多不行了，靠什么？消费。这就是很多人理解的经济增长模式。

从亚当・斯密的理论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需要的是开发国内市场，由企业家创造新的产品、满足市场需求，这是企业家的职能。而凯恩斯理论认为，经济增长要靠增加内需，特别是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于是就变成了政府的职能。

增加需求意味着开发市场，必须靠企业家创新。企业家创新靠什么？激励机制。特别是有可靠的产权保护、较低的交易成本和创新才能有合理的回报。而从凯恩斯的角度讲，增加需求靠的不是创新，而是靠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但是，当企业家发现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很容易卖掉产品、而产权保护并不可靠的时候，没有人会有积极性去搞创新，因为创新是一种长期持续和承担风险的行动。

看投资，投资是为了提高未来生产率，今天放弃100块钱，是看未来能不能带来110、120块钱的回报。投资本身是为了提升效率，如果不能提升效率，投资就没有意义。但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看，投资就是为了增加需求，无论有没有效率，只要增加投资，就能扩大需求，就可以创造GDP。这样一来，凯恩斯主义政策推动的经济增长，不仅效率不高，反而造成浪费。GDP增加了，但真正的财富并没有增加！

看贸易政策。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市场规模越大，分工越细，创新越多，经济发展越快。所以，好的贸易政策就是降低贸易壁垒，扩大市场自由，反对贸易保护。但是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看，只有净出口可以增加需求才能增加GDP，这一定会导致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因为只有少进口、多出口才能增加GDP。

再看所有制结构。经济发展靠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用凯恩斯的理论去看，不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只要能增加需求就好。在产权改革与法治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增加总需求的最好办法就是增加国有企业投资。在去年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中，大量贷款都给了国有企业，确实，由于投资增加，速度上去了。但从亚当・斯密的角度看，这样做，对经济持续增长没有积极意义，反而会造成巨大的损害。

一方面，国有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从增加消费的角度看，如果说国有企业占经济的比重那么大――现在仍然在35%以上，国内市场是没有办法开发的。过去十几年，特别是过去几年，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不断萎缩，增加的GDP不能真正变成老百姓的购买力。这种情况下，谈什么经济转型呢？

凯恩斯主义关心短期问题，不关心长期问题。政府怎么能不关心短期问题呢？这是凯恩斯主义者的自我安慰。我们要追问，如果一项政策给这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带来伤害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坚持这样的政策？唯一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考虑。政治家一般只考虑短期的事情，不考虑长期的事情，于是凯恩斯主义也就适合只考虑短期利益的政治家使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张维迎

1959年出生，陕西吴堡人。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经济学专业，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