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堆里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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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年前，我只身来到深圳创业。

如果一定要给那段过往安一个题目，我想应该叫做《1983》，我在那年所经历过的那些兴奋、尝试、大起大落和大开大阖，以后再也没有遇到过。现在回过头去看，对我而言，当时真正的挑战在于处理与各色人等之间的人际关系。

我第一次胃出血是上世纪80年代还在新疆当兵开汽车的时候，因为胃下垂导致了胃出血的情况。原本以为离开部队，生活强度相对减轻，这样的事情应该不会再出现。可到了深圳才发现，事与愿违。

在深圳的头几年，我几乎每年都有一次胃部大出血，而起因都是在人际关系上――不是和上面人的交情，就是和下面人的交道。最常见的情况是骨干不合――这边有他无我，那边有我无他。而你必须做出选择，搞不好两个人全走。

这样的处理方式无章可循、无逻辑可言，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彻夜难眠，急！想想骨干要是都走了，企业该怎么发展？我一个人能干出点什么？“窝里斗”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团队一盘散沙，而我必须要做的就是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即便是到了今天，我想起最初创业的那段依赖应酬的日子仍然心有余悸。这也直接导致我之后在打造万科企业文化的时候，将简单、透明、规范确定为核心的文化理念。

导致胃出血的原因当然不可能仅仅是因为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而动气。因为，在中国人的人情观里，应酬成为了躲不开而必须要过的一道坎。很多人习惯性将其隐晦地表达成为“一起吃顿饭”，可真的只是安静地坐在一起吃个饭？

做我们这行，每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应酬。我最怕接触的是有政府背景的应酬――一定要把你灌醉，一定要把你喝到钻到桌子底下，否则事情十有八九谈不成。

最近，我正计划要向这种现象宣战：万科内部禁止酗酒。

我不愿意看到万科起来了，做出了优秀的产品、扩大了影响力，但我的中层干部我的一线老总，因为应酬，到了我这个年龄个个都患上肝硬化肝囊肿。如果因为应酬，万科和当地的官员与客户伙伴之间没有处理好关系，那我宁可这生意做不成。

烟酒不分家，饭桌上喝酒，茶桌下吸烟。也经常会有人送我一些烟酒作为礼物。旁边人告诉我，这烟两千块钱一条。我觉得莫名其妙！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欢喝普洱茶，但你问我一般是喝贵的还是喝便宜的，我当然是喝比较便宜的。无论在谁面前我的答案都只有这一个，因为理由很简单，就好比咱们喝可乐，是喝比较贵的可乐还是比较便宜的可乐？可乐是很好，但它撑死了也就是一种饮料，如果你把可乐做到两百块钱，一听绝对是脑子有毛病。

中国现在就有这毛病，把烟做到两、三千块钱一条，抽一根就是几十块钱，这不是莫名其妙，是什么？

我不抽烟、不喝酒、不“吃饭”，在生意场上喜欢直来直去，靠产品来开展公平的竞争。

真要想完全按照规定程序把事情办顺利了，也不能说不可能，只是几率比较小。尤其是在公司或者企业规模还比较小的时候。

对于这些令我嗤之以鼻的事情，其实我也曾经尝试过。

那还是在刚刚去深圳创业的时期，我计划着要买点车皮，但考虑到我之前不认识批车皮的货运主任，想着买两条烟送过去，或许会少点麻烦。当时“三五”烟是十块钱一条，两条二十块。我让我的一个小伙计送到他家去。

一个小时过后，小伙计把两条烟原封不动地拿了回来，说人家不要。

于是，我对他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批评。“让你挣两条烟，你没这个能力，现在让你花两条烟你都花不出去。”说完，我又自己骑自行车拿着烟找到了那个货运主任。

我把烟放在他家桌上。他看了一眼说：“你先回去，这事你明天让你伙计来也行，你自己来也行。”在我临走的时候，他还笑着朝我伸出了两个手指：“你知不知道现在计划外车皮的行情？一个车皮两百块钱。”

那晚我一夜没睡着，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个计划外车皮需要两百块钱的好处费，而我买的两条烟才二十块钱，那我明天是不是得带着四百块钱去办事？

没想到第二天，他二话不说就把事办了，一个“钱”字都没提。之后我才知道，因为我那时带着民工买外贸的玉米，外贸卸货我都会帮着扛，那时他在外贸车站当货运主任，他第一次看到一个城里人一点架子也没有，就想着有机会一定要帮帮我。

“我手中的权利就是计划车皮，你只要一次性不超过十个，我随时给你批。”我后来把这件事写进了我的书里，取名叫“行贿未遂”。

那一次的经历还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所谓的钱权交易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这也导致“绝不行贿”成为了万科今时今日的一条基本办事原则。

博主简介：万科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