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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时英摩登背后的身份焦虑和排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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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上个世纪30年代风靡于上海的新感觉派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其中的青年作家穆时英正是以对摩登上海的充分书写和完美展现而取得了“新感觉派圣手”和“鬼才”的盛誉。然而在这“摩登”书写的背后有着他难以排遣的身份焦虑

穆时英从小生活在银行家庭,属于中产阶级家庭长大的孩子,他既没有《家》中“觉慧”反帝反封建,投身革命的激情,也并不像《憩园》中的“姚诵诗”过着麻木的寄生生活。他的作品“一方面展现了现代都市文明特有的喧闹、繁忙、速度、色彩以及沉湎于物质文明中的享乐与的沉迷,另一方面又表现了现代人在都市的失落、孤独、焦虑、和变态,人被都市所‘压扁’。”①之所以会有这种情绪,源于作者的身份焦虑。所谓的身份焦虑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这种担忧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我们生活的松紧度;以及担忧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等级过于平庸,或者会堕至更低的等级。”②

穆时英之所以会有这种身份的焦虑是因为他生活中的变故和自己的个人经历。一般而言我们每个人都是“依赖他人对我们表示出的尊重从而感觉到自己还不错”,可是令人遗憾的是“身份的赢获是困难的,若想保有终身更是难上加难”,穆时英正是这样一位失去“身份”的作家。“银行家的父亲给儿子带去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十岁的穆时英随父亲到上海求学,但是不久之后父亲生意失败,家道急剧中落,让穆时英尝到了人生最初的苦涩。”③在穆时英写于1933年11月3日的《父亲》中写到父亲病重,刚回到家中时有这样的描述“我去按那古铜色的,冷落的门铃。门铃上面有一道灰色的蛛网,正在想拿什么东西去撩了它的时候,我家的老仆人已经开了那扇木栅门,摆着发霉的脸色,等我进去,”走到院子中说道“院子里那间多年没放车子的车间陈旧得快倾塌下来的样子,车间门上也罩满了灰尘。”父亲盼人来看望,可是没人来感叹道“人情真的比纸还薄啊!……从前我只受了些小风寒,张三请中医,李四请西医,这个给煎药,那个给装烟,成天你来我去的忙得什么似的。现在我病也病了半年了,此外还有哪个上过我家的门?连我一手提拔起来的那些人也没一个来过啊!他们不是不知道。”

这一系列门前冷落的现象都说明穆家辉煌不再,生活的变故和人情的冷落使穆时英深刻的感受到“穷到闹市无人问,富到深山有远客”的残酷现实。丧失了应有的受人尊重、追捧的待遇。随之而来的就产生了一种耻辱感“一种腐蚀性的意识产生了,那就是我们没能使世界信服我们自身的价值,并因而获到怨恨成功者且自惭形秽的境地。”④这就使穆时英的内心产生了一种挫败感和对现实的愤恨感。同时面对家中的经济窘境,虽说还能勉强支撑,但毕竟已显出捉襟见肘了。而穆时英又是家中的长子,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要过活,因此他只能以卖文为生,向《现代》杂志投稿,虽说自己少年成名,但也是费尽心血所得,饱尝了为了生活而挣扎的辛酸。这点也是穆时英区别于其他新感觉派作家,尤其是区别于与他风格最为相近的刘呐鸥的作品的最根本之处。所以穆时英自称为“寒士”,而当时的刘呐鸥却是“祖产六百余甲田”的阔少爷。

穆时英的小说中到处充斥着这种“纯粹为了存活的本能的都市生活。不仅工人流氓无产者要为了生活而挣扎,知识分子的‘贫士’,社会职员,甚至包括资本家,投机商人都是如此。”⑤比如在《手指》中的童工翠姐儿,手指烂成了“炸油条”,然而过度的劳作不但没有改变她的生活,反而落了个被包工头打死的悲惨下场,还有《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破产了的金子大王胡均益,失去了青春的交际花黄黛茜,怀疑主义者季洁,被女朋友甩掉的大学生郑萍以及失了业的市政府秘书缪宗旦,以及《夜》里面的“水手和”,《黑牡丹》中的“我”和“黑牡丹”等等,这些都是一些从生活上跌下来的人,一些没落的pierrot(小丑)。“卷在生活的激流里,你知道的,喘过口气来的时侯,已经沉到水底,再也浮不起来了”感慨自己“被生活压扁了。”⑥穆时英笔下描写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摩登生活,并不是单纯的的放纵,而是有着精神支撑的,这个“精神支撑”就是他自身的身份焦虑和面对生活的无力感。

体现在小说中就是塑造了很多丑角的形象,并把这些丑角形象作为排遣自己不满情绪的一种途径。穆时英的内心矛盾在于既对旧世界不满,但是对革命文学和左翼作家又不完全理解,他“不愿像现在许多人那么的把自己的真面目伪装起来,过着虚伪的日子”⑦但是又找不到改造现实的道路。所以他就用这些近乎可笑的丑角形象的塑造来排遣内心的孤独和无奈。

穆时英认为“每一个人,除非他是毫无感觉的人,在心的深底里都蕴藏着一种寂寞感,一种没法排除的寂寞感。每一个人都是部分的,或是全部的不能被人家了解的,而且是精神了的隔绝了的……生活苦味越是尝的多,感觉越是灵敏的人,那种寂寞就越加深深地钻到骨髓里。”⑧比如《黑牡丹》中的“我”和“”和《CravenA》中的那个荒唐的女主人公都带着这种丑角的倾向,而《pierrot》则更是明显的表明了作者的丑角意识。“pierrot”本身就是“小丑,丑角”的意思,这篇小说是作者写给戴望舒的,甚至整部小说集《公墓》都是写给戴望舒的,在《公墓》序言中最后作者说到“我把这本书敬献给远在海外嘻嘻的笑着的pierrot,望舒”,由此可见整本书都包含着这种小丑似的“带着快乐的悲哀”的情绪。穆时英曾说过“在我们的社会里,有被生活压扁了的人,也有被生活挤出来的人,可是那些人并不一定,或是说,并不必然的要显出反抗、悲愤、仇恨之类的脸来;他们可以再悲哀的脸上带了快乐的面具。”⑨以此作者内心的忧愁和孤独被掩藏,排遣或转移作者自身的身份焦虑。

穆时英正是通过小说中丑角形象的塑造,排遣了自己身份焦虑和面对现实生活产生的无力感。穆时英从18岁开始文学创作到28岁去世,犹如一个流星般登上了中国文坛的顶峰,又流星般的陨落了。在他辉煌的十年中,他一直“带着快乐的面具”生活在上海这个摩登的都市中,运用自己的天赋抒写着自己感受到的都市疯狂的节奏,表达着自己的都市苦闷。

注解

①黄静.穆时英现代都市小说的意象世界[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

②阿兰.德波顿,陈广兴,南治国(译).身份的焦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6.

③李欧梵.上海摩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33.

④阿兰.德波顿,陈广兴,南治国(译).身份的焦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6.

⑤金理.从兰社到[M].上海:东方出版心,2006.6:37.

⑥穆时英.南北极 公墓[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304、313.

⑦李欧梵.上海摩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33.

⑧穆时英.公墓(自序)[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4.

⑨穆时英.公墓(自序)[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