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逻辑及其对中国的冲击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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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是在美国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发生的，但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转不过去而形成的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原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只是引发了正在酝酿中的中国生产过剩危机。因此，美国的问题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更具有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的特点。这是我们分析中国在这次危机中一些重要问题的前提。
金融危机中中国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在面对目前这场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尽管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是由美国引起的，但美国的问题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进一步说。即使中国的问题是由美国引起的，美国的问题也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截至目前为止，美国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的金融产生严重的影响，美国金融危机中的一些核心要素在中国几乎都不存在。中国没有美国那种大面积的房贷断供，没有明显的信贷链条的断裂，没有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倒闭破产，整个金融系统在正常运转。中国股市的大幅度下跌，从时间上看似乎是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但两者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因为中国股市在2007年10月跌势开始的时候，其时美国的次贷危机尽管已经发生，但其世界性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的实质性影响还没有发生。
危机中“中国的经济问题”反倒是表现在另外的方面。
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出现，是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产物，换言之，是内因和外因这两个因素共同起作用的产物。我说的这两个因素，外部的当然是指世界金融危机，即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整体下滑，外部需求减少，外部订单减少，出口困难。内部因素我具体指的是，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过程，而这个转型迟迟转不过去。现在就是这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了。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转不过去，核心的问题是内需和市场的问题，而金融危机给中国出口造成的困难，恰恰是击在我们的软肋上。这就是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质。也许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本来正在酝酿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转不过去而形成的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恰在此时，由世界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阻断了中国避免这场生产过剩危机的出口，从而引爆了中国的生产过剩危机。
明确以上问题的意义是：
第一，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更具有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的特点。应当看到、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经济危机是一种崭新的经济危机，与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的传统生产过剩危机是不一样的。比如，在这场危机的原发地美国，危机发生前几乎没有任何生产过剩的迹象，相反倒是“消费过旺”。如果说这次危机中也存在生产过剩因素的话，这种过剩也是在世界经济整体的意义上存在的，是在危机的非原发地存在的(如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的“寅吃卯粮”则使这种过剩维持了表面的平衡。就危机原发地美国本身而言，是在金融危机爆发，特别是金融危机转化为经济危机之后，由于信贷紧缩，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恶化，才出现了生产过剩的问题(美国大量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是建立在信用消费的基础上)，而且尽管如此，直到目前这个问题并没有到达一种很严重的程度，并不是其经济危机中的主要问题。而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则不一样。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一开始就是发生在实体经济的环节上，生产过剩是引发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对于生产过剩危机形成的原因，特别是对其“周期性发生”的原因，尽管人们提供了许多不同的解释，但笔者则倾向于认为，生产过剩危机是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特有的现象。因为耐用消费品时代打破了生活必需品时代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直荜，扩大了产能的弹性，从而也就强化了生产与消费之间不均衡的风险。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面临的问题，与其说同今天的美国相近，不如说同历史上生产过剩危机的情况更相近。
第二，原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只是引发了正在酝酿中的中国生产过剩危机。对于目前中国经济所发生的问题，实际上既可以看作是世界性金融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看作是一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中国进入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过程。但正如此前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发生的过程那样，这个转型是相当艰难的。如果一个社会的生产已经全面转向耐用消费品，而同时该社会还形不成全面消费耐用消费品的条件，生产过剩危机就有可能形成。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现象，就是这种生产过剩危机的端倪。不过，冷战结束后突然加速的全球化过程，特别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外移过程对“中国制造”的需求，缓解了这个问题。有一种看法认为，如果没有新全球化的影响，中国早在2005年就会进入传统市场经济式的生产过剩危机，新全球化使中国面临的危机得以迟缓，但也在被推迟后以更大的程度出现。而这种危机的发生，可能会取决于许多可能的引爆因素。克拉斯穆尔・佩佐夫在2004年写的《中国的大萧条》一文中就指出，以下几种情形可能会成为中国萧条的触发点：(1)一场世界范围的货币、银行或者衍生产品危机；(2)美国的一次衰退；(3)扼制通货膨胀的措施；(4)中国失去贸易盈余；(5)一场石油供应危机。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与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没有关系。但这种关系更多的是‘种引爆的关系，或者说是挤压金融泡沫和资产泡沫的过程演变为挤压中国生产过剩的过程。这是我们分析这次危机中一些重要问题的前提。
第三，生产过剩危机将会是我们今后将不时面对的一个问题。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转型期的非常规发展过程。但在30年后的今天，这种非常规发展过程将会逐步转变为一种常规的发展过程。在常规发展中，有两个问题是必须加以正视的。一、中国有可能将告别两位数高增长时代，我们也许要习惯一位数的增长。当然，这种变化也许是在若干年之后。二、生产过剩危机将可能周期性发作。西方发达国家在两次大战之间用了差不多30年的时间才真正完成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期间要解决消费信贷、城市化、中产阶层发育、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等一系列问题，为进人耐用消费品时代创造条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的不时爆发将会是不可避免的。强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直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有两种误解。一是以为这场金融危机只是一个插曲，插曲总会过去，一旦插曲过去一切又可以回复往常。二是以为就中国本身的发展来说，这次的危机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而且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这两种误解将会导致我们对今天和将来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错误的判断。
危机的波浪式推进：危机波与冲击波
就这次金融危机本身来说，有一个鲜 明的特点，即犹如海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而且，自2008年10月前后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之后，金融层面的冲击和实体经济层面的冲击可能会交替而来。不过，这里我们需要更加注意的是，在这场危机原发地美国形成的危机波与对世界经济形成的冲击波并非是一回事。而现在人们对于这两者往往是混为一谈，这可能会导致对一些问题的误判。
作为原发地的美国，这场金融危机至少已经经历了两波，人们现在预测的是，第三波会不会到来，以及何时到来。第一波开始于2007年2月，即通常所说的次贷危机。到2008年9月美国政府接管“两房”、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第三大投行美林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至此，次贷危机已经转化为全面的金融危机。
第二波则始于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加深，金融危机开始向实体经济转移，经济衰退的迹象出现。典型的标志性事件是，美国通过7000亿救市计划以应对经济衰退，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宣布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美国三大汽车巨头陷入困境，钢铁生产急剧下滑。
对于有可能到来的第三波冲击，目前人们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有，有人认为不会发生。但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原发地美国本身金融危机的发作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与对外部的冲击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而且，我们可以大体看到一个趋势，越是到后来，这种差异就越大；越是到后来，受冲击国家受影响的实际过程，就会愈加取决于其内部的因素。换言之，越是到危机的后期，各个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就越是受内部逻辑的支配，就越是“自己的问题”。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意义是可以使我们看到，在危机原发地美国要解决的问题，与受冲击的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完全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金融危机第一波冲击中受打击最沉重的，往往是金融体系最脆弱的国家，特别是虚拟经济比重比较大的国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冰岛。冰岛是个人口仅32万、国土面积10.3万平方公里的岛国。冰岛曾长期跻身“世界最幸福国家”之列，多次被联合国评为“最宜居国家”，其国民的人均收入也在全球前列。但冰岛也是全球内负债水平最高、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截至2008年6月30日，冰岛三大银行的资产规模总计达到1280亿美元，而其200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93.7亿美元，银行业的资产总值高达该国GDP总值的8倍。同时，其外债超过1383亿美元，以冰岛32万人口计算，这大致相当于每名冰岛公民身负37万美元的债务。在亚洲，首当其冲的则是被称为“亚洲第一倒霉蛋”的韩国。从去年9月底开始，韩国金融市场出现严重恐慌情绪，股市和汇市一路暴跌。但总起来说，在这一波冲击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受到的影响较为有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认为中国甚或亚洲的经济发展已经与欧美等国家脱钩，在金融危机中可以置身事外。
但事实证明，当时几乎整个世界都低估了这场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和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威胁程度。当美国的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的时候，其对外部的第二次冲击也就开始了。这第二波冲击主要是以影响实体经济的方式展开的。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了美国、日本和欧洲相继宣布进入经济衰退过程，由于金融紧缩，经济衰退，需求减少，进口大量缩减。在这一波中受打击最大的，无疑是严重依赖对外出口的新兴市场。也正是在这一波中，中国开始明显感受到金融危机的压力。尽管珠三角企业中小企业的倒闭潮发生的时间更早，但整体来说，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情况的恶化主要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但尽管如此，中国，包括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一波中受到的主要还是外部的“冲击”。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第三波可能的冲击。尽管目前对在美国是否会发生金融危机波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我的看法是，即使原发地美国本身不发生金融危机的第三波，或者由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危机不会明显恶化，其危机对外部的第三波冲击也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波冲击也可以看作是前两波冲击在其他国家内部的再次回响，或者是危机在受冲击国家内部的发酵过程。在这一波冲击中受打击最大的，可能将会是内部经济结构问题最大的国家。可以想象的是，在主要发达国家进入经济衰退之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兴起，新兴市场国家内部问题以全球化解决的空间缩小，内部经济结构的问题将会进一步突出出来。如果说在第二波冲击中中国就已经明确意识到不可能独善其身的话，那么，在这一波的冲击中，中国遇到的挑战会更有实质性。事实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一些过度借贷、盲目扩张和投资的企业就已经存在严重的隐患，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一到来，这些企业就会陷入困境，甚至出现破产、倒闭。因此这一时期将是内部结构问题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彻底显露的时期。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在这一波冲击发生的时候，也正是目前各国政府采取的紧急应对措施效果开始显现的时候。这一次金融危机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各国政府联手对危机进行干预，主要国家政府都出台了大手笔的救市措施。在短期内，这些措施对于防止危机的恶化，无疑会起到明显作用的，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下滑等。但同时必须看到，这些措施中的许多政策是仓促出台的，在缓一时之急后其某些消极效果会逐步暴露出来；一些措施只是使问题的爆发推后了，或减缓了，而不是解决了，过一段时间，问题还会暴露出来；更重要的是，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无法从根本上消解金融危机，特别是无法消解实体经济危机。因此可以想见，在一些最初的应对措施潜力释放完毕之后，造成这些危机的那些因素还会浮现出来。甚至目前的一些应对措施，也可能正在埋下未来的隐患。正因为如此，像克鲁格曼这样一些经济学家在提醒，全球经济可能陷入日本式的长期经洲氐迷期。在一些国家，急风暴雨式的金融危机可能演变为一种慢性病。
危机波与冲击波的差异，会让我们想到一个问题，这次危机最后会不会导致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即作为原发地的美国在经济上所受到的实质性损失并不大，甚至会成为最后的赢家，而处在危机边缘的国家，反而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不但对于相关国家的发展，而且对于整个世界格局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危机中最重要的机遇，是转变发展方式
在有关这场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讨论中，人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即这场经济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但如何理解这个机遇?目前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趁机建立资源储备是一个机会；世界上其他地方出现空白，我们填补进去是一个机会。但我认为，最大的机遇，就是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下决心进行社会变革，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理解机遇的前提是理解挑战。也许这场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最大挑战，是冲垮了我们过去的发展方式，是我们过去的发展方式在新的背景下无法持续下去了。而这里说的无法持续，不是指在金融危机这样一种特定的背景下无法持续下去了，而是说，它标志着一种发展方式的终结。认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面对这场危机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将其作为一个突如其来的挑战加以应对，而忽视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和结构的调整，不但会错过转变发展方式的大好机会，很可能会导致过去那种传统发展方式的回归。就此而言，可以说是短痛易止，长痛难消。
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转到以内需为基础的发展上来。解决内需问题在今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30年代大萧条时美国面临的是内需的问题，我们今天面临的也是内需的问题。而内需问题，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是一个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以加大投资力度为主调的经济刺激措施可以在一时之内将GDP的增长速度拉动起来，可以将大量的产品生产出来，甚至通过其他的努力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改善产品的性能，但假如东西卖不出去，一切都无从谈起。但如果不能通过社会变革解决一个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需要具备的基本社会条件，导致今天危机发生的一些深层的、根本曲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不能只是一般地谈社会变革、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这种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应当围绕内需问题来展开。内需是连接经济与社会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