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短期持续增长源于我国社会结构与西方国家的差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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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中立观点
一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后，不少人开始对我国未来的经济表示乐观的预期，认为经济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经济增长速度正在逐步回升。从经济数据看，的确有不少经济指标已经出现回升的迹象，如用电量、进出口情况等，尤其是消费仍然上分强劲。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398亿元，同比增长15.0％(3月份增长14.7％)，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5.9％，同比加快36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加快1.1个百分点。
笔者以为，这并不表明我国经济没有受到外部的冲击，消费短期持续增长源于我国社会结构与西方国家的差异。
中国的大多数城市不是纯粹的商业社会，有庞大的吃财政的群体，这些人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厂及国有企业员工。以北京为例，截至2007年底，全市有城镇职工745万人，其中在国有经济部门工作的人数有189万，在股份制企业工作的有218万，在私营及个体工作的人数是200万。其中股份制企业中有很多是国家控股的。国有经济部门及股份制企业与同家财政直接相关，或者说，这些职工的收入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效益，更取决于财政状况，北京市的在职人员中与财政直接相关或间接相关的就业人数比例达到或超过了一半。
以商业为主的补会结构对经济危机的快速反应就是大量的裁员与节省开支，使社会总需求迅速减少、失业率迅速增加，结果一定是GDP的迅速下滑。中国首先失业的是农民工，吃财政饭的主流群体不会因为金融危机而失去工作，这些人的收入也不会因为金融危机而减少，这些人是消费的主力军，所以社会消费总需求不会立即㈩现下降。因此，我们看到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的工业增加值出现了快速下跌，而居民消费没有出现大幅度的萎缩。
如果说美国经济高度依赖金融的话，那么我国经济高度依赖财政。财政状况成为影响中国消费需求的主导力量，只有当金融危机演变为财政危机时，才会对中国的总需求产生重大影响。当前的税收已经出现减收，但由于2008年之前的2万多亿的财政积累(表现为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及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不高，在短期内财政运行没有太大的问题。
由于我国银行对国家财政的高度信任，商业银行给国有企业及政府工程项目提供巨额贷款，这是小国银行业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独特的表现，银行充当着“准财政”的角色。2009年前三个月，我国银行贷款分别增加1.62万亿元、1.07万亿元、1.89万亿元，合计为4.58万亿元，与2008年全年基本相等。银行信贷的大幅度增长对缓和危机的冲击十分有帮助。反观西方国家的银行，当危机一旦来临，信贷基本上处在冻结状态，于是，危机一步一步加重并蔓延。
同样，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同，金融危机对我国房地产的传导及影响与西方国家的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以商业社会为主的西方国家由于老百姓收入减少、失业增加，住宅及写字楼的需求会同时出现减少，住宅及写字楼市场会迅速出现萧条。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则有很大差异，由于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不会因为金融危机而出现大量裁员，人们的收入不会因为金融危机而出现明显减少，对普通住宅(尤其是类似北京的消费型城市的普通住宅)的需求影响较小。因此，在市场价格下跌到一定幅度后，交易量会出现明显反弹就在情理之中了。
但是，如果我国出口在较长的时间里(如1年以上)不能恢复，则我国的财政状况会越来越紧张，与财政直接相关的企业及个人的收入预期将受到冲击，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将逐步深化，届时消费增长将难以持续。
经济企稳对宏观政策提出新要求
傅勇观点
眼下有关经济是否已经见底的争论很多。笔者还是坚持已经给出的判断，经济已经触底，并认为触底并不意味着反弹会立刻展开。近期宏观经济可能会有所回暖，但力度应该相当微弱。应该说，虽然急速的V型反转不大可能上演，但这已经是一个相当理想的表现了。
说现在是关键时刻还有另一方面原因。在这幅近乎怡人的图景中，宏观经济还存在若干的不确定性。首要的不确定性当然来自外部。金融机构爆发出灾难性消息的可能性已经减小，但如果其有毒资产不能得到有效及时清理，一些机构或将难逃沦为“僵尸银行”的厄运，这会拖延欧美实体经济的复苏。此外，一些缺乏竞争力的传统制造业――比如底特律的汽车制造业――正面临困境境，也可能会进一步引发产业收缩。总之，年底之前，外部环境不会好转，出口下降导致的调整还会持续。
更大的不确定性还是来自内部。经济暂时企稳之后，政策进一步加码似乎失去了目标。事实上，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已经营造出了壮观的新增信贷规模。不过迄今为止，有迹象显示，这些信贷以及投资的增加主要发生在政府支持项目和大中型国有企业占主导的部门，出口和私人部门甚至仍在收缩。三月份的PMI(采购经理人指数)最能说明这一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连续4个月反弹，已经达到了50以上的水平；但法国里昂证券公布的3月份PMI指数不增反跌。考虑到样本范围，这一变动反映了中小企业――特别是与外贸、出口相关的中小企业仍未度过时艰。
现在市场上涌动着空前的流动性，以目前的实体经济增速，显然无法消化这些流动性，这些流动性要么在金融系统空转，要么导致经济进入滞涨，除非实体经济出现明显好转。
鉴于外部环境近期难有起色，政策面就需要考量已有政策是否能够避免经济二次探底。在私人部门自发增长的动力启动前，政策力度就不应该减弱。实际上，进一步出台经济刺激计划并没有失去目标。如果有新的刺激方面，那刺激重点必将转移至公共领域和被用于启动内需。应该指出，居民消费的表现还是令人欣慰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由2007年的168％提高到2008年的增长21.6％。但如果要想改变我国消费率的历史性下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略高于50％。该比例在上世纪90年代降到了46％，2005年是]8％，2007年大约为35％。要知道，2007年美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为72％。
就具体政策而言，很多人对下调“双率”(利率和准备金率)充满期待。但考虑到货币供应处于前所未有的宽松状态，信贷增速规模巨大，货币政策放松的力度和空间不会很大。当前的问题不在货币金融领域，而在实体经济当中。货币政策更可能再次充当一个风向标，随之而来的将是政策框架以及各类细化政策的出台。政策的目标在于将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来的流动性，引向实体经济部门，尤其是公共部门。新的经济刺激计划或许不如以投资为主的经济刺激计划那么集中，但对于经济结构的平衡将更有意义。
警惕结构失衡上的经济回升
吴土金观点
中国实际上并没有产能严重过剩时期进行宏观调控的经验，和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相比，目前的产能过剩程度、外需格局都与10年前有着很大的差别，当前的经济刺激方案实际上是原有增长模式的延续和放大，在产出分配失衡衍生出的过剩经济时代，政府及能优先获得信贷的特定主体规模的扩张能够在一定时间内拉动总需求，却无法形成良好的收入――消费循环，即经济扩张带来的产出分配会进一步趋于集中，如果外需持续低迷，实体经济必须依赖于更多的财政货币扩张，继而形成类似于日本90年代以来的“财政货币依赖症”。当前宏观调控措施对经济健康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在于投资效率下降、需求结构异化、劳动力相对价格下滑、甚至可能意味着经济增长对财政货币的惯性依赖。
当前，制约多数行业景气度的根本原因是供给过剩，为保经济拉动重工业和普通制造业的投资增长，无疑将形成新的产能，加剧供需矛盾。因此，政府拉动投资需求的着力点只能在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基础设施行业。以4万亿投资主导的投资扩张主要集中在交通电网、灾区重建、安居工程和生态环境等领域，与市场领域的投资活动相比，当前财政拉动投资对经济效率的损耗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1)投资边际效率下滑，以公路为例，近些年来我国的公路单位里程客运、货运周转量都出现了明显下滑，这意味着部分基础设施的边际投资效率已经显著下降，从更宽泛的全社会投资效率来看，近十年来单位投资的产出一直在逐步回落；(2)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从审批、拨款到实施等各个环节的效率损耗；(3)由于产业链和就业链较短，政府投资需求形成的产出无法沿着产业链均衡分配，新增产出的分配往往出现集中化的趋势，对平滑财富分配实际上有负面作用，而财富差距的相对扩大无疑会进一步抑制有效需求的形成。
作为劳动力优势突出的制造业大国，中国的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超过1/3，尤其是纺织服装、玩具、电子电器等劳动力密集型出口部门，是吸纳就业的重要领域。2008年四季度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出口需求出现丁自由落体式的下滑，出口终端需求的萎缩直接导致整条产业链的供给过剩和就业紧张。而4万亿投资计划直接拉动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领域，部分能够扩散到钢铁、水泥、建材、电气设备等上游工业企业，但劳动密集型产业往往无法获得显著受益。在这一需求结构转变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新的失衡倾向，过剩产能也无法在需求转化过程中获得充分利用。同时，劳动力相对价格也下滑。
或许美联储应设立通胀目标
潘成夫观点
与前任格林斯潘喜欢“装神弄鬼”的风格不同，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讲究透明和公开，讲求与市场沟通。但是，近期美联储却显示不出透明和公开的迹象。年初开始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发大量对此举可能导致通胀的批评。对此，伯南克强调，一旦经济复苏美联储有能力回收流动性。但是，质疑并没有消除，这就是沟通不足的表现。
在短期利率为零的情况下，实施货币政策有很大难度，伯南克在2004年提出了替代做法：第一，央行保证未来的利率将比投资者预期的要低、持续的时间要长。经济衰退期间，即使短期利率为零，长期利率仍可能很高，央行的保证有助于降低长期利率；第二，改变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结构，如购买长期国债，引发其他投资者跟随购买，如果各种资产之间不能完全替代，可以降低长期利率；第三，增大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使其大大超过维持零利率所需的水平，避免出现通缩。
这三项政策是相互补充的。例如，要保证短期利率足够低，央行光调整资产结构是不够的，还必须扩大自己的资产规模。因此，量化宽松往往与其他两相做法同时使用，可以认为其他两项做法也是量化宽松的补充或者是其一部分。量化宽松的关键在于改变市场的预期，如果投资者相信央行能够在未来保证低利率的话，那么就会跟随央行购入长期债券等长期资产，从而有助刺激投资和消费。
量化宽松的一个隐含效应是，避免通缩预期甚至产生通胀预期，从而避免将消费、投资延后，有助刺激投资和消费。1998年，克鲁格曼对陷于流动性陷阱的日本提出如下建议：“使货币政策有效的做法，是央行可信地说服市场，央行将不负责任地允许通胀发生，从而产生经济所需的负利率”。美联储现在的做法，倒是很像克鲁格曼主张的翻版。
后来，克鲁格曼又解释，其实他并不是让央行“疯了似”的印钞票，而是要产生一个合适的通胀。但现在量化宽松带来了太大的不确定性，虽然美联储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发生通胀，但是市场还是很担心，这对量化宽松的效果是致命的。通胀预期意味着低利率难以长期维持，未来利率可能飙升，长期债券价格可能暴跌，在如此预期下，美联储买入长期国债，而投资者则会选择抛售长期国债，完全有可能变为最终由美联储持有全部或大部分的长期国债。此外，通胀预期导致美元贬值预期，也大大影响海外投资者购买美国资产的意愿。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伯南克主张的“沟通”，即如何能够说服市场相信未来将会产生通胀，但是又不会太严重。对此，美联储有必要引导通胀预期，或许设立通胀目标是好办法。对于通胀目标，美国国内也有大量的争议，例如担心会导致美联储失去灵活性，而在具体操作中也有一定的技术性难题，例如应采取什么通胀指标。
当然，不管设不设通胀目标，未来仍然有可能还是会出现通胀，但是至少可以让市场减少猜疑，坚定市场对于美联储抑制通胀的信心，对量化宽松生效也许会有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