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把更深的痛苦留给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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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出生于1960年，上海人，摩根士丹利前董事总经理兼亚太区经济师。1983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路桥系，198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同年加入世界银行，担任经济分析员。1995年，加入新加坡Macquarie Bank，担任企业财务部的联席董事。1997年加入摩根士丹利。2007年，由于个人原因离开摩根士丹利，筹备组建自己的研究团队，设立私募股权“投资俱乐部”。

现在，通过经济刺激。问题还能多掩盖几年，但这只会导致更大的危机。最好是现在就开始结构性改革。

近来，不少大名鼎鼎的媒体发表文章，把眼下的金融危机归咎于中国购买美国国债。

这种理论认为，贸易赤字国家(如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等)就像“北京填鸭”，贸易盈余国家(如中国、日本、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等)则像“鸭农”，“鸭农”强行给“鸭子”喂食，使这些“鸭子”举债成瘾，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当然，债务泡沫要产生，必须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怪谁?债权人，债务人，还是中间人?危机爆发国的政客们指责中国和其他债权国有一种政治上的便利。他们通过指责他人来回避艰难的抉择。

这样的理论搞错了因果关系。

在这场舌战中，目前矛头大多对准华尔街，也就是“中间人”。看看这些机构的首席执行官吧：他们作出经营决策，认为这会带来利润，并以此支付给自己数亿美元的奖金，而如今这些利润都没有实现。他们的机构要么已经破产，要么濒于破产。

我一直在撰文记述格林斯潘在这场危机中的罪过。首先是1999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他决定减息，导致了IT泡沫；然后是2000年，IT泡沫破灭后，他的减息决策导致房地产泡沫和债券泡沫；再到2003年，还是在格林斯潘任上，一轮新的泡沫生成。去年，他曾声称，金融机构高度负债却未能处理好这些债务，他当时不了解这些情况。然而，很多高风险的经营活动就一直游离于监管之外，为这次的危机埋下了祸根。格林斯潘是最应该为这场危机负责的个人。

因此，赤字国用“我们是‘北京填鸭’”这种理由来解释今天的情形，真是太天真了。

这种理由无视那些最强大、最富有国家的自由意愿。事实上，正是这些国家的监管和货币政策，使得泡沫得以持续。赤字国花别人的钱过了一段好日子，如果他们还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来责备借给他们钱的国家，就是不讲道理了。

泡沫很可能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错误。在有些泡沫中，有人是故意怂恿并加以利用，从而牟取私利。这些人才应该受到控诉。

如果赤字国责备盈余国造成了危机，它们就会等后者来解决问题。除了财政和货币刺激、银行救助计划，它们不会实施改革来平衡经济结构。这种无所作为会延长经济下行的时间，并埋下未来危机的隐患。

比如，如果美国用政府借贷来置换家庭借贷以提振经济，也就是把数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券，而不是华尔街的金融衍生品，卖给外国投资者。另一方面，盈余国也持续购买美国国债。那么，世界又回到了过去那种不平衡增长的老路上。但是，终有一天，当外国投资者不再购买美国国债时，等待我们的就是一个更大的危机。

因此，最好是现在就解决问题。美国不应只依靠经济刺激来提振经济，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计划来压缩医疗成本。照现在这样下去，2015年美国的医疗成本将达到GDP的20％。如果不真正进行结构性改革，很难想象美国如何避免一场更大的危机。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能够摆平今天的问题，只不过是把消费变成了投资――这种策略风险很高。我认为，除非大举改革，否则，最终摆在美国面前的可能就是美元贬值和超通货膨胀。

盈余国主要是东亚的制造国和石油出口国。这场危机同样暴露了它们的货币分配问题。一方面，这些国家的政府积攒外汇储备购买美元资产来抵消经常账户盈余；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企业从外国人手中借入美元以备投资。难道它们不应该更好地配置资金来支持投资吗?

资产所有权集中于政府及少数个人，是扩大内需的关键障碍。看看中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吧，它们的所有权都异常地集中。除非能够更广泛地分配财富，否则，很难发展出一个消费导向型的经济。

日本、德国和其他依赖于制造业出口的经合组织成员国，问题就不一样了。这些国家正在老龄化，因此，他们的央行应该发钞票购买其政府债务，还可以通过减税来提高家庭单位的购买力。

多数大经济体内部都有不小的问题，且各不相同全球化使其互相融合，因此，它们走了一条异乎寻常的增长路径。现在，通过经济刺激，问题还能多掩盖几年，但这只会导致更大的危机，最好是现在就开始结构性改革，迈向一个更讲究平衡的增长模式。

(本文节选自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