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唐兰“三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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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高鸿博（1991），女，辽宁沈阳人，沈阳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

摘要：唐兰打破传统六书的束缚，提出“三书说”，本文主要从“三书说”的内容进行分析，并尝试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唐兰；“三书说”；古文字

汉字“六书”理论是在古人对汉字构形认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我国最早论述汉字结构原理的系统理论。它在全面分析小篆构形的基础上，归纳出了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四种汉字结构类型，首次使汉字内部所隐含的条理显现出来，最早科学地揭示了汉字结构的一般规律，对两千年来的汉字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六书”理论也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首先，“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前四书为造字之法，而转注、假借后二书为用字之法，二者并不在同一平面上。其次，“六书”中每一书的界定都不够明确，含混不清。正是因为“六书”的局限性，在分析古文字材料的基础上，一些学者相继提出新的汉字构造学说。二十世纪30年代，唐兰先生第一个开始批判传统“六书”理论，并且提出了关于汉字构造的新理论――“三书说”。本文主要从唐兰“三书说”内容，发展和评价三个方面对唐兰“三书说”进行论述。

一、 唐兰“三书说”的内容

1935年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2]中批判了六书说，提出了“三书说”。 唐兰把汉字分成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文字三类。

所谓象形文字是“画出了一个物件，或一些惯用的记号，叫人一见就能认识这是什么。”唐兰认为凡是象形字“一定是独体字”，“一定是名字”，“一定是本名之外，不含别的意义。”可以“分做三类。一是属于人身的形，可以叫做‘象身’，二是自然界一切生物和非生物的形，可以叫做‘象物’，三是人类的智慧的产物，可以叫做‘象工’。”如：人、口、虎。包括六书中表名词的象形字和指事字中的一小部分。

所谓象意文字“是图画文字的主要部分”，“不过象意文字不能一见就明了，而是要人去想的。”“象意文字的范围，包括旧时所谓‘合体象形字’、‘会意字’和‘指事字’的大部分。”如：大、休、立。因为唐兰把象意文字定为图画文字，因此他把“比类合谊”一类的会意字排斥在外，认为古时只有象意，没有会意：象意字是从图画里可以看出它的意义的。

唐兰所说的的形声文字，则与“六书”的形声字没有太大的区别。他认为形声字是原有的图画文字经过孽乳、转注、发展来的。他还提出了象意文字的声化问题。如某些以四声别义的词，在字形上往往用加偏旁的方法区别，“食”与“”，“鱼”与“渔”，“子”与“字”即其例，这样就使一部分字具有了声旁的性质。这也是形声字构成的重要途径。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唐兰后来在《中国文字学》中写道：“象形、象意、形声，叫做三书，足以范围一切中国文字。不归于形，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形意声是文字的三方面，我们用三书来分类，就不容许再有混淆不清的地方。”

二、 唐兰“三书说”发展

1、陈梦家的“三书说”

继唐兰之后，陈梦家在其《殷墟卜辞综述》的“文字”一章中提出了他的新“三书说”，其三书分别为：象形、假借和形声。陈氏对其三书说的描述是：“象形、假借和形声是从以象形为构造原则下逐渐产生的三种基本类型，是汉字的基本类型。象形字以它自己的形象表示意义，如‘月’‘虎’一看就是月亮和老虎；假借字把象形字或形声字当作一个音符，读出来的音相当于我们的语言中的某个词，如羽毛的‘羽’字的声音同于第二天的‘翌’，女子的‘女’字的声音同于第二人称‘汝’；形声字的形符表示事物的类别，音符乃是事物在语词中的发音，如‘河’字的水旁表示‘河’的一条水而这条水的名字近于‘可’的声音。”象形是由形而得义，形声是由形与音而得义，假借是由音而得义。

2、刘又辛的“三书说”

刘又辛在其《从汉字演变的历史看文字改革》一文中提出了新“三书说”。其三书名目和实质与陈梦家的三书无别，只是陈先生从甲骨文的发展得出了这个结论，我是从比较文字学的角度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3、裘锡圭“三书说”

在陈梦家“三书说”，的基础上，裘锡圭在其k字学概要理也提出了“三书说。”其三书分别为：表意字、假借字和形声字。他说：“我们认为陈氏的三书说基本上是合理的，只是象形应该改为表意（指用意符造字）。这样才能使汉字里所有的表意字在三书说里都有它们的位置。”表意字使用意符，也可以称为意符字。假借字使用音符，也可以称为表音字或音符字。形声字同时使用意符和音符，也可以称为半表意半表音或音符意符字。

三、唐兰“三书说”评价

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时代背景，都是在一定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评价某种理论的得失，应把它放在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去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三书说”的创立，是对传统文字的分类的一个极大的冲击，标新立异，对文字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三书说”的提出未能很好的解决问题，因为其本身就存在很大的不足。

（一） 积极

正是在唐兰先生“三书说”的影响下，学者们开始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冲破“六书”限制，以新的眼光来研究汉字结构，提出了种种新的观点与看法。正如刘又辛对唐兰“三书说”的评价是：“近代文字学家第一个提出“三书说”的是唐兰先生，他打破了两千年来的‘六书’传统，指出‘象形’、‘象意 ’、‘表声’的‘三书说’，可以说是汉字学领域内的一次大胆的革命性新说。他的破旧立新之功在学术界已有定论。”[3]唐兰的“三书说”是对传统“六书”理论的一次冲击和挑战，使很多学者意识到“六书”的不足，并试图建立新的分析方法。

（二）局限

本唐兰“三书说”并没有给非图画文字类型的以义会意的会意字留下位置；不包括假借，把假借字排除在汉字基类型之外，不能真正反映汉字的实际；象形、象意的界限不很明确，难以把握，划分意义不大，例如：“雨”字，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上编当中当作象形文字，上编《正讹》里又改称为象意文字，“上”和“下”字，《古文字学导论》中当作象意文字，《中国文字学》中又改称为象形文字[4]，可见唐兰在划分象形、象意时，也“有混淆不清的地方”。

裘锡圭先生在 《文字学概要》中对唐兰“三书说”提出了四个问题：“其把‘三书’跟文字的形意声三方面相比附；没有给非图画文字类型的表意文字留下位置；象意、象形的划分意义不大，例如“上”、“下”两字，在《古文字学导论》、《中国文字学》中分别是象意文字、象形文字；把假借排除在汉字基本类型之外。”[5]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中国文字已经几经几千年的演变，在字形字义上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如果完全从字形读音意思几个方面对文字进行研究太狭隘，也完全符合不了中国文字的研究现状，我们需要更深入更细化的研究，而不是删减。这就是为什么六书说一直沿用至今，更简化的的研究可以适应物理，数学，化学，而文字是精神领域的一种产物，它变化多端，无法给其公式化，系统化，他不是化学反应，他存在很多偶然性与主观性，我们在进行文字学的研究上不要犯懒，弄些大而空的分类，而要去从文字产生演变人的精神主观影响是什么，有哪些，形声义之间的变化是否遵从某种规律。而这些规律中人影响着哪些部分，影响人的部分又有哪些。

总结：

无可置否，“三书说”的提出对于六书理论来说是一次新的挑战，唐兰的“三书说”在当时确实是一个标新立异让人刮目相看的全新理论，他对我们延续千年的文字分类方法进行了否定，做出了创新，虽然其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我们应该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才能对唐兰“三书说”进行正确的评价。（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