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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管理思想及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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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管理思想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既要做好政府的宏观管理,又要做好农业科技推广和农田水利建设的具体管理工作,促进人地关系协调,保持生态平衡,对当前中国农业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管理思想;启示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4-0059-02

无论是在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古代,还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农业经济都是社会经济的根本,粮食丰则农业稳,农业稳则天下安。因此,在农本思想的指导下,不仅仅统治者非常重视对农业的发展,劳动人民也视农业为自己的命根子,便形成了农业管理思想。

一、政府宏观管理

早在古代时期就形成了最早的农官制度,夏、商均已设置官职管理农业。到周朝,一套比较严密的农业管理体系已建立,周天子以下的中央两大官属卿士寮、太史寮的长官们都得过问农事,亲自参加耕作。统治者为了促进官吏为农业生产提供优良的管理和服务,历朝都规定了农业官吏考核的法律制度。秦对官员的考核标准为最、殿二级,获最者得到奖励擢升,获殿者处以笞罚;汉时专门颁布了《上计律》对官员进行考核;元代则把地方官吏置于司农司、劝农司与户部、提刑按察司等政府机构的监察之下,形成了一套赏罚皆由中央机构参与的严密管理系统。这种制度以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否作为地方官吏的考核依据,激发了地方官吏组织和指挥农业生产的热情,促使地方官吏传播农业知识、推行适合于当地农业经济政策、力劝农桑、保证农业生产发展和繁荣。

值得一提的是,自宋代开始,国家也将对水利建设的管理转向宏观控制,具体各县如何兴修水利,应当“各述所见,具为图籍,申送本州。本州看祥,如有不尽事理,即别委官复检各县利害,送主管官”[1]。根据这一制度要求,县一级的水利主管部门,要对全县水利现状做一全面了解,并且“审视境内合兴修堤防沟洫,以利害大小急缓为先后具图状”[1]。使全县的水利有一个整体规划。与此同时,对上级机构也有要求,当上级接到县上报的图籍后,要认真审查,必须认真去考察这些水利工程是否应该修建或修复,开工时间是否恰当,征集劳役的方法是否合理,所需要的工程钱是否属实等等。这样既可以保证水利工程的成功,又能避免官员欺下瞒上,虚设工程,谎报成绩的现象。还有对兴办水利的官员“议量功绩大小,比附优劣与改转,或升陟差遣,或循资家便等第筹奖”[1]。不仅如此,奖励的依据不但看兴办水利的次数或规模,而且还要看到功效,主要是根据受益田亩多少、扩大种植面积多少而定。对于那些失职者、虚冒者、扰民者进行惩罚。这样就提高了水利管理机构的效率,增强了农业防灾的能力。

二、农田水利建设

水利灌溉和农业生产关系密切,它可以说是农业生产的命脉。通过对农田的灌溉,不仅能能保证按时耕作,还能保证农作物正常生长和收获。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者非常重视水利工程建设,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管理。

尧舜时代,中国已经开始兴修水利,当时人们已经懂得和利用水利来发展农业,灌溉田园,《尚书》中便记载有鲧和禹治水。经过禹平水土之后,中国经济进入农业时代,其后历经治理,使全国各地均享河渠灌溉之利。《周礼地官》记载说:“夫间有遂,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万夫有川。遂注入沟,沟注入洫,洫注入浍,浍注入川。故田亩之水有所归焉。”这说明当时的灌溉排水系统发达,百姓得利。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水利与农业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管子》一书中强调主管农业的官吏必须承担起兴修水利的职责,“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早,有所粉获”。这时的人们也已经学会兴修大型的专门灌溉工程。根据史籍的记载,魏国的西门豹和史起的漳水渠,秦国的修建的郑国渠,都是当时的名渠,灌溉面积达数万顷。《水经注》记载说:“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这里写的是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这项工程的建设,一方面减轻了岷江两岸的灾害,同时也灌溉了沱江水域成都平原十余县的田地五百万亩。汉代水利工程规模更大,渠道长达数百里,且兼收航运、灌溉、防洪多目标水利的效果,奠定了后代兴建水利的基础。宋代更是重视水利建设,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加强水利工程管理。水利的发达,有助于土地效力的增加,也有利于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三、农技创新和推广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进步,在原始社会,人们已经开始用石木工具种植农业。唐尧时期,姬弃因为善于农耕,懂技术,尧即“举弃为农师”,弃亲自教人们耕种技术。到舜时,命弃主管农业生产,官名“后稷”。后稷之兴,推动了古代农业的推广。商和西周时,中国农业耕作技术又向前发展了一步,石木工具明显改进,青铜工具开始用于农业。春秋战国时期,已经使用铁器农具并且得以推广,牛耕也普遍流行,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两汉时期,铁农具和牛耕技术有了更大的推广。从考古发掘看东北起辽东半岛,西北至甘肃、新疆,西南至云南、四川,南至广东,都有汉代铁农具的出土。此外,农具创新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从垦耕、播种、灌溉、加工和清洁等方面都有了很多改革和创造,如耦犁、耧车、翻车、水碓、风扇车等等。从文献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政府比较重视农业的推广工作。《齐民要术》引崔实《政说》曰:“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教民耕殖。”在推广的过程中,赵过还创造出一套农业技术的推广程序。以代田法为例,赵过推广代田法用了三个步骤:第一,他亲自试验,验证代田法的优越性,以便于推广。第二,借用行政力量和生产骨干力量,建议“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使适合代田法耕作区的官吏和老农去京城学习方法。第三,他们回来后先在公田和“家田”上重点推广,其后全面推广。这样,赵过通过这一系列的程序,将农业科技推广开来。赵过之后氾胜之又在关中一带推行区田法,区田法在耕作要求方面比代田法高,它是一种比较先进的农田丰产技术。

宋代的农技推广主要体现在种子方面。宋太宗时,何承矩主张在河北推广稻种,并亲自在雄莫、坝州、平戎、顺安等长达六百华里的地区内屯田种稻,使农民从种稻中获得增收,大获其利。宋代“占城稻”开始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大量种植,这与宋真宗亲自过问推广有关。大中祥符四年,江、淮、两浙旱灾,水稻收成大减。五年,真宗派人从福建取“占城稻”种三万斛,分给三路种植,并公布种植的方法,号召人民种植。六年,真宗在玉宸殿上种植“占城稻”,稻熟之后,带领近臣参观,收割完毕,又运至朝堂,以示百官。他亲自过问推广,加快了占城稻的推广速度,给当时的农业生产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古人尚且如此,今天我们更应该重视科技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

四、生态环境保护

管理制度完善、农业硬件设施完备、技术先进这一切都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外在原因,最主要的是要想搞好农业发展,必须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作支撑。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给人类提供了发人深省的智能,在今天愈来愈显其独特的价值。

首先是关于水资源的保护,水是“万物之本源”,不单农业,甚至关系到国家民族之存亡。《史记·周本纪》说:“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管子》一书十分重视水的问题,“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沟渎遂于隘,障水安其藏,国之富也。”由此可见,水的重要性。儒家曾经提出通过加强对水利设施的管理从而合理农业用水。而古代司空管理水利的基本原则和措施,就是根据季节节律来决定蓄水和泻洪的问题。因此在对水的问题上不仅要做到“开源”,还要“节流”。其次是土地资源的保护,如果说水是农业的命脉,那么土就是农业的基础。土地问题,自古就是中国社会一个特别核心的问题。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社会,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是“食之本”、“国之宝”。早在西周时期,人们就把土地看成是衣食的来源。《国语·周语上》记载卿士召虎(穆公)在进呈治国建议时就说:“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左传·成公六年》记载晋国韩献子看到了土地的重要,第一次提出了土地国宝论的主张。他说:“夫山、泽、林盐,国之宝也。”《管子》一书更是反复强调了土地的重要:“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由于人民的衣食来源于土地,国家的财政来源于土地,国家的富强依靠于土地,怎么样来保护土地呢?《管子》认为应保持城市与乡村适当比例和人地平衡。它指出,如果城市规模过大,农村相对狭小,就会导致“其野不足以养其民”;缺乏必要的农产品供应,“其藏不足以共其费”、“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关于人地平衡的问题,它说:“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最后是对林业资源的保护,先秦时期,人们就反对滥砍滥伐,履行“时禁”,以保证树木的正常生长。《荀子·王制》记载:“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但是当时仅仅是禁止在二三月间草木生长季节砍伐树木,目的是为了“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汉代以后,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森林在水土保持方面的巨大作用,《汉书·贡禹传》记载贡禹曾提出“斩伐树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繇(由)此也”,把对山林的滥垦乱伐,与水旱灾害的发生直接联系起来,对保护森林的意义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在民间则通常是通过设立“护林碑”和林(树)神崇拜等形式,对森林进行保护。

五、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管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农业经济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是,作为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管理思想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作用,而且对现代农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

首先,我们的政府可以借鉴古代农业宏观管理思想中的精华,利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利,充分发挥自己的管理职能,结合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对农业进行宏观管理,加强政策确保对农业的持续投入。其次,我们仍然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合理开发水能资源,水利灌溉仍然是农业的命脉。我们应该在吸取古代水利建设经验的基础之上,一方面对农村旧有的河道进行综合整治,另一方面加快推进水源工程建设,大力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新技术。最后,要持不懈地推进农业科技,坚持科教兴农战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参考文献:

[1]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7:4815-4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