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司治理转型:从行政型到经济型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中国公司治理转型:从行政型到经济型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式公司治理逐步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型，即从以往的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统合，各级政府部门直接监管企业运营的政企合一的行政型治理，逐步向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政企分开，在现代企业制度的法人治理结构下，外部通过资本市场，产品市场，经理人市场和法律法规，内部通过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对企业实施监管的经济型治理方向转型。中国公司治理转型的过程是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企业治理实践逐步摆脱行政化、理论研究渐进丰富的过程。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转型

回顾国有企业制度改革30多年的发展历程，伴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对国有企业治理的模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企业控制效果有了显著改变。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后，形式上建立起了以公司制为前提，以股东主导型产权制度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从整体上看，公司治理的模式从以往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统合，各级政府部门直接监管企业运营的政企合一式的“行政型治理”，逐步向“内外治理机制协同作用”，监管部门等机构对企业充分监管的“经济型治理”方向转型。但是，政府作为国民经济的管理者与企业国有股东权利行使者这一双重身份所形成的“治理困境”，易造成集团治理“漂亮的外衣”与“经济型治理”外壳下的“行政型治理”或其变形，进而造成行政型治理实质上的残存。

随着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开展和深化，学术界对其中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形成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有力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实践的深入。林毅夫最为关注的是，产权变革过程中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和企业亏损，认为造成这种后果的首要原因是国有企业在不公平的市场环境下仍然存在预算软约束。因此，改革应从解除企业目前面临的各种政策性负担入手，以此硬化其预算约束，进入到竞争性市场，使企业的利润率成为能够真正反映其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

民营企业公司治理转型

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逐步演进的过程，表现为：非正规公司“红帽子”阶段的“官商结合”，行政联系依赖阶段的“亲密资本”，以及市场化，制度化和规范化阶段。

针对民营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有专家认为，私人企业家主要是通过结交“政府企业家”来完成对本企业的融资，这种融资行为虽然带有“腐败”和“寻租”的性质，但在私人企业缺乏正常融资渠道的前提下，该融资行为的成本是最低的，在目前的社会中普遍存在，其实质是对公司“行政联系”的描述。当前阶段民营企业在发展壮大的同时，依然表现出一定的行政型治理色彩，　“倒一个民营企业，倒一批官员”的现象在中国依然突出，国有企业“一股独大”，“坏孩子效应”等问题在民营企业也得到了体现。

综上所述，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的治理，都在经历着从行政型向经济型转型的过程。然而，在当前中国企业行政型治理放松的同时，经济型治理却未及时确立。由此，行政型治理一旦放松，企业常陷入内部人控制状态；而企业一旦出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强有力的行政型治理。由于经济型治理体系的缺失，企业常在“内部人控制”与强有力的行政型治理之间摇摆。因此，以制度改革为背景的中国情境下的主要公司治理问题是：行政干预过多，但是经济型治理尚未确立，二者之间未能形成高度的相机性与互补性。

中国式公司治理命题的提出

自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开始引入并尝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起，关于公司治理理论的探索之路至今已走过了近30多年的历程。但是，与公司中频发的治理事件相比，公司治理命题在中国的正式提出却至少落后治理实践十余载。如今，重新审视转型背景下公司治理理论的研究脉络，不难发现，中国最初对公司治理某一问题研究的展开，大都是对国外经验或理论的比较和介绍，之后不断地将转轨因素纳入到相关课题的研究框架中，实现公司治理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国外公司治理理论的“枝繁叶茂”为我国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参考。然而，中国的现实背景，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借鉴甚至是“复制”国外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理论来解决中国式公司治理的问题。

中国公司治理理论伴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命题的提出而形成，其研究的视角和关注点越来越丰富。在研究内容的侧重点上，呈现出了较强的阶段性特征，一方面，不同阶段的关注点与转轨经济改革进程有着较强的联系；另一方面，公司治理的理论研究又体现出了先于实践的特征，即实践正式上升到制度层面之前，理论就已有相关的探讨。在中国式公司治理的背景下，治理转型理论主要表现为不同企业形态治理转型的驱动因素与演化博弈、治理成本与治理边界的转变，行政型治理的多角度度量等。

基于治理主体与治理边界变迁的视角

在公司治理转型过程中，治理主体发生了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企业、社会政府政策上的一系列变化，已使得现实中的公司治理难以单纯依据公司法确立的股东权益唯一性来展开。这种法理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困境，促使学术界在反思传统的股东唯一论局限性的基础上，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重新审视治理主体问题。

在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型的背景下，公司治理的主体从初期的政府直接管理的以“政府”作为治理主体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股东作为治理主体，转化到现在“以股东为治理主体，兼顾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典型的经济型治理主体。

伴随着治理转型过程，治理边界也发生了改变。公司治理边界实现了从无企业边界到法人边界，再到集团治理边界转化。在治理主体和治理边界变迁过程中，治理风险和成本治理得到了降低，治理效率逐渐得到提高，行政型治理逐步向经济型治理演进。

基于行政型治理量化的视角

在从治理主体和治理边界等视角厘清中国公司治理转型过程之后，行政型治理量化研究便成为重点关注的领域。关注行政型治理的现状、行政型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动态变化过程，均离不开对其的量化工作。目前，关于行政型治理的度量，学者们尽管没有提出明确的转型思路，但是对股权结构、行政任命，行政联系的研究是“高度契合”行政型治理的三个维度的。

治理转型与相关理论的拓展研究

治理转型与多元化问题研究。行政型治理企业和经济型治理企业的多元化，无论是从动机还是从实施条件来看，都有根本性的差别。行政型治理企业的多元化动机主要在于增强市场实力、巩固权力和减少行政干预。而经济型治理企业的多元化动机在于降低风险，稳定收益和协同效应，实施条件是大股东掌握决策权。

治理转型与技术创新问题研究。在内生技术变迁理论之后，Baum0I解释了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内生的，常规化创新。在竞争性的市场中，创新是生产者之间相互竞争的最主要手段。治理结构作为一种契约结果，随着契约方的谈判能力或者在组织中相对重要性的改变而改变，进而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

治理转型与财务决策问题的研究。企业的资本结构体现了公司治理机制主体的权力基础，合理的资本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决定企业的经营绩效。另外，良好的公司治理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进而提高投资效率。因此，有效的公司治理能够通过使财务决策更加科学而降低成本，而财务决策作为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中介作用或传导机制有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