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黄金时代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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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黄金时代”?

国内理论界有个奇妙的现象：对一些复杂而纠缠的理论问题，最简便痛快的解决办法，就是声明：“这是拾西人牙慧，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学术传统，你们有的我们也有”。这个说法和做法对不对呢?应当说是对的。中国古代文化灿烂辉煌，有许多成果尚未总结。例如在符号学研究中，不仅先秦名学至今总结得不够，而且玄奘带回来的唯识宗，以及唯识宗的基础因明学，至今还没有得到总结。这笔巨大的思想财富，将对符号学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贡献，但是至今我们身居宝山而两手空空。

但如果把这个办法当作一包万灵药，能给我们足够的骄傲，让我们可以称为“我们的”理论，无需再纠缠于任何一个学科。这就是“黄金时代传奇”(Golden Legend)。此语原为13世纪一本圣徒传的标题，现在泛指“过去年代的辉煌”。

于是我们看到一本本《中国的XXX学》煌煌大作。如果这些书仅仅是谈中国学术传统，那就太需要，它们丰富了世界学术的宝库。但是这些著作的目的是“取西人而代之”，是建立“以中国传统学术为中心的XXX学”并推广到全世界。至今这目的达到了没有，没有达到。今后会达到吗?也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点：我们的黄金时代，任何民族的黄金时代，绝不可能延续到19世纪之后：19世纪之后世界的文化信息交流就相当有效，尤其是学术，先于各种其他事物开始全球化过程。就中国而言，严复、王国维之后，黄金时代就结束了，不是说中国学者没有新的贡献，恰恰相反，现代中国学术空前活跃，中国学者对20世纪这个“理论世纪”贡献极多。中国传统学术作为学术史，绝对重要。但是独立而绝缘的，不受任何国外影响的中国学术，已经不可能了：我们从小开始的学习，已经使我们的知识构成多元化了：我们从思想构筑上，已经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传统中国人”。认为靠整理19世纪之前的本土思想语汇，学术的民族自豪感能得到满足，就能解决当前文化面临的种种难题，任务就太简单了。

第二点：我们如果依靠传统的黄金时代，就能发展出独立的XXX学，其他民族能不能呢?也能够，他们也有传统的不受外界干扰独立发展出来的学术。我在伦敦大学教比较文学理论时，很希望在课程设置中加入中国材料，尤其是一向让西方人着迷，而且与后现代非常对接的禅宗美学。但是学生和老师们就意见纷纷了：为什么不能加入印度吠陀诗学?为什么不能加入阿拉伯苏菲主义?为什么不能加入撒哈拉之南艺术观?能，当然能，每个民族有自己骄傲，自己的黄金时代传奇。但是这课程就不成体系，成了一个拼盘。如果我们能把“中国的XXX学”传向全世界，我们也是为拼盘加一道菜。为什么?因为每一门学术的体系可以受拼盘启发，却不可能被拼盘代替。各民族“关门自言语”并不是出路，而各民族融合，也就不再是黄金时代传说。

第三点：凭什么我们要接受西方理论体系呢?难道这不是向西方文化殖民主义投降吗?这里应当说有一个非常令人苦恼的感情纠结。但是有一点应当明白，世界批评理论体系，并不是西方“黄金时代传说”的延续。既然19世纪之前的西方，没有产生体系化的现代批评理论，那么19世纪前的古典中国，或古典印度，或古典阿拉伯，没有产生系统的批评理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西方批评理论是20世纪初在欧美的许多国家，没有任何人际族际协调地发展起来的：弗洛伊德不了解马克思，胡塞尔不了解索绪尔，雅克布森不知道瑞恰慈或艾略特，皮尔斯不知道索绪尔：批评理论第一代奠基者，没有可能作有意识的应和。20世纪初，这些思想者都发现有必要从现象后面寻找深层控制原因：葛兰西在阶级斗争后面找到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弗洛伊德从人的行为方式后面找到无意识中里比多的力量，胡塞尔从经验与事物的关联中找到意向性这纽带，而索绪尔与皮尔斯分别看到人类意义表达与理解的符号规律。这个不约而同的“星座爆发”，是文化气候催生的产物。正因为它们是对同一个文化发展进程的思想应对，它们对表面现象共同的不信任。这种共同立场，也为它们日后的融合打下了基础。

只要受到现代性的压力，就不得不寻找现象与底蕴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不能绝对地说：中国学术回到隔绝状态，也不可能产生纯粹中国的学术。这是个伪命题，因为已经不可能。我们只能说：对于那些率先批评现代性的理论，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它们当作“西方理论”，批评理论各学派首先出现于20世纪初的欧洲，这并不奇怪：欧洲思想者普遍感到了现代性的压力，那时在世界其他地方，尚未出现这种历史对思想的压力。它们本来就是世界性的应对现代化的理论，当我们也走上了现代化之路，我们就不可能不参与这种应对。

二、批评理论的基本体系

批评理论从20世纪初发展到现在，已经极为丰富，以致20世纪往往被人们称为“批评的世纪”。不管发展到何种形态，批评理论始终依赖于四个支柱体系：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现象学一存在主义一解释学、心理分析、形式论。在20世纪初，这四种理论不约而同同时出现，互相之间并不存在影响关系，但是它们共同的取向是试图透过现象看底蕴，看本质，看深层的规律。

20世纪批评理论的最重要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卢卡契(GeorgLukacs)开始，到法兰克福学派，基本上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马克思主义使当代批评理论保持批判锋芒。当代著名批评理论家很多是马克思主义者；而20世纪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也主要从文化批判角度进入政治经济批判。

批评理论的第二个思想体系，是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Phenomenology／Existentialism／Herme―neuties)。这个体系，它是典型欧洲传统的哲学之延续。从胡塞尔(Edmond Husserl)开始的现象学，与从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开始的现代解释学，本来是两支，却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利科(Paul Rocoeur)等人手中结合了起来。加德默尔(Hans―Georg Gadamer)与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80年代的著名“德法论争”显示了较严谨的哲学思辨，与解放的理论姿态之间的差别。

批评理论的另一个支柱思想，是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这一支的发展，一直陷入争议，但是其发展势头一直不减。只是这一派的“性力”(libi－do)出发点，与中国人传统观念过于对立。拉康(Jacques Lacan)的理论对西方当代批评理论影响巨大，其陈意多变，表达方式复杂，在中国的影响也一直不够充分。

而形式论(Formalism)体系，是批评理论中最重要的方法论。这一潮流似乎是“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m)的产物，至今已深深锲入当代批评理

论。符号学原本是形式论的一个派别，由于其理论视野开阔，又不尚空谈且具有可操作性，60年代之后却成为形式论的集大成者。符号学从结构主义推进到后结构主义，从文本研究推进到文化研究，如今符号学与形式论几乎同义(叙述学，认知语义学等，是符号学普遍原则在特殊领域中的扩展)。当代全球文化的迅速蜕变，使形式研究超越了自身：一方面形式论保持其分析立场，另一方面它超越了形式，批判锋芒越来越锐利，称为批评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在当代，流派结合成为开拓新阵地的主要方式：对当代批评理论作出重大贡献者，无不得益于这四个体系中几种的结合，此时符号学作为人文社科的总方法论，作用就非常清楚：70年代前，两个体系的结合已经常见，例如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理论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拉康的心理分析应用了大量符号学概念；8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人用结合体系方式推进到新的领域：克里斯蒂娃用符号学研究精神分析，展开了性别研究的新局面；博德利亚则以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对当代资本主义作出尖锐的剖析；利科等人的工作重点是把解释学与形式论结合起来。至于符号学与解释学，更是一个学说的两种称呼。福柯说：“我们可以把使符号‘说话’，发展其意义的全部知识，称为解释学；把鉴别符号，确定为什么符号成为符号，了解连接规律的全部知识，称为符号学”。的确，凡是涉及意义，就进入了符号学，因而也就会用符号学作为基本的方法论。

近四十年批评理论的新发展，往往都以“后”的形态出现。但是后结构主义者原来都是结构主义者，这证明结构主义有自行突破的潜质；后现代主义研究当代社会文化正在发生的重大转折；后殖民主义则反映当代世界各民族之间――尤其是西方与东方国家之间――文化政治关系的巨大变化，以及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新形式；如果我们把女性主义与性别研究看作“后男性宰制”的学说，可以说，60年代之后的批评理论，都是上述四个支柱理论的延伸产物。

把现代批评理论分成“四个支柱，若干延伸”，自然是过于整齐的切割。笔者只是想指出：现代批评理论，已经覆盖了整个人类社会文化触及的所有课题。只要我们能时时回顾四个基础理论，我们就完全不必跟着西方“最时髦理论”奔跑，我们就能走出“不是跟着说，就是自言语”的两难之境。

整个批评理论是现代性压力的产物，今天批评理论在中国的兴起，正是这种压力的体现。只要我们掌握了四个支柱理论，我们就能与各国学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对世界批评理论作出中国独特的贡献。

说这样一个理论体系是“西方”的，从至今为止的主要参与者来说，应当说是的：四个支柱理论体系和四个“后”体系，创始人和主要发展者，甚至今日的主角人物，都是西方学者。

其实说“西方”是笼统的。在英语世界，整个批评理论体系常常被称为“欧洲大陆理论”(Continen，tal European Theory)。在主要的批评理论家中，德语(德国、奥国)和法语(法国、瑞士、比利时)的思想家占了一大半，还有一部分东欧及南欧的思想家。英语国家贡献比较少，与其幅员版图和高校数量正好相反。受经验主义传统之累，英美高校再发达，也只能起鼓风作浪的传播作用。欧美之外的人，对批评理论扮演过重大作用的，主要是“后殖民主义者”。这一派的几个领军人物都是在英美受教育，并且在英美大学执教的阿拉伯人和印巴人。无论如何，这个批评理论，并不是一种“西方理论”。

批评理论需要一个体制作为批评对象，现在批评理论的对象是西方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但是这个体制正在向全世界扩展，因此这个批评理论，也就是针对正在向全球延展的西方式体制(例如符号经济，例如社会泛艺术化)的批评理论；这从反面证明它不是一个西方理论。

批评理论的前景是必将世界化，原因是东方民族的文化遗产，已经开始进入批评理论的大体系。近三十年，在全球范围内，人们渐渐认同一套新的价值观：例如多元文化，地方全球化，弱势群体利益，环境保护意识，动物保护意识，反无限制科技等等。很多新价值提倡者声称他们是在回向东方智慧：对生态主义的西方信徒，道家经典是他们的圣经，道法自然是他们的响亮口号；反对“科技无”的人，一再重提老子关于过分智巧的警告；动物保护主义，与佛教的众生有灵有显然的相应；对残废人、智弱者的关怀，更是佛教式的悲悯；至于老年人权利，当然与中国儒家传统一致。至少，因为本是我们的固有思想。东方人应当对这些新价值并不感到陌生，甚至应当有自然的亲和。

结论是什么呢?在最近的未来，中国将会对批评理论作出贡献，但是不会完全用一个中国化的理论取代它，而是把它变成一个真正世界性的理论。批评理论已经是整个人类的财产，而当代中国的文化气候，已经开始召唤这样一种世界化。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