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借鉴与融合中寻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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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夜宴》是剪切、复制了一个原本发生在中世纪英国的故事并与中国历史相结合，而《满城尽带黄金甲》是改编自中国的《雷雨》。不同文化背景体现着不同的文化特质，同时规定了特定族群的审美取向。这两部片子在“移植”和“嫁接”上，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把握方面有所偏离，但在全球化态势中，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而且这种文化的借鉴与融合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电影改编；中西文化；借鉴；融合；创新

一、“移植”和“嫁接”应注重“融合”和“升华”

冯小刚在中国电影商业化发展中是一个积极的探索者和成功者，他始终放自己放在普通人生活中间，以平易近人的视角描绘平凡的小人物，用充满戏剧的方式演绎一个又一个或癫狂的、或平静的故事。而耗资1.5亿，凝聚冯小刚最多心血的《夜宴》却一反常态，完全抛弃了他的以往风格，将故事人物放置在宫廷，场面豪华壮观。冯小刚的这一转变有其深刻的时代因素，西方文化及电影理念的强势影响促使电影艺术工作者不得不思考本土文化的国际化。综观《夜宴》，故事剪切、复制了一个原本发生在中世纪英国的故事并与中国历史相结合，企图上演一部中国版的“哈姆雷特”悲剧。但其人物内涵、一举一动仍未脱西方思想气质，故事发展依然遵照西方人行为逻辑。哈姆雷特――这位丹麦王子面对父王被谋害，叔父篡位与母亲改嫁，并未急于单纯地杀仇雪耻，而是将复仇同拯救社会的责任结合，审慎思索更适合的时机、更准确的途径去实现既定目标。恰如黑格尔这一公认正确的论断：“他所犹豫的不是应当做什么，而是应该怎样去做。”为了更切实有效地复仇，借助雪报这非同一般的仇怨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哈姆雷特痛苦地意识到使命的艰巨复杂性，终于因为恶势力过于强大而自身孤立无援，在未能等到理想实现最佳时机的情况下，便不得不采取了远非上策的手段，虽杀死仇凶，却未完全实现复仇的正义目标。由此可见，悲剧的主人公――哈姆雷特具有超越了简单的道德划分，超越了现存的社会规定，甚至超越了文化本身的性格的复杂性。他的失败和毁灭，使人在恐惧与怜悯中得到净化与新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式的复仇偏重复仇主体灵魂世界冲突，偏重精神摧残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常常引发人们对个体与命运抗争的悲壮感，让人因叙事所及的人性深层隐秘而反思深省。在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里，深层地折射出了与西方文化性质相一致的不断超越、不断前进的否定之否定的悲剧意识。

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冯小刚的《夜宴》。《夜宴》将故事放置在五代十国，无论故事模式还是人物精神气质明显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痕迹。与《哈姆雷特》相似，也叙述了一个王子复仇的故事。王子无鸾面对同样的境遇。这样，无鸾与哈姆雷特承担了相同的责任，所不同的是，太子无鸾面对着比哈姆雷特更凶残、更阴险的仇敌，却沉溺在歌舞中自暴自弃，放弃了复仇。从中国传统文化分析，杀父之仇乃世间大仇。有仇必报、刑尸泄愤等故事在古代中国被广为流播、大加渲染和美化。在古代中国，类似像伍子胥鞭尸楚平王报父兄大仇的事例，为数不少。即使泄愤举动再残忍，因动机是尽孝复仇，并未受到过多责难。无鸾面对杀父仇敌苟且偷安的懦弱行为是与中国古代的复仇者们往往生怕失去了“甘心”――亲手杀死仇人，总是急不可待地摧毁仇人性命的文化内涵相违背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无鸾完全丧失了哈姆雷特的精神气质，仅充当了一个欲望的符号而已。按照一个逻辑的正常叙事来讲，历帝暗害国君，诛杀贤臣，谋刺太子，冒着血雨腥风踏上皇帝的宝座。他作为一个帝王的心理很难让人认同他是一个为了爱情而甘愿喝下毒酒去死的人物――他的一生梦寐以求的是皇兄的盔甲和国色天香的婉后。这种带有西方宗教情节的人物安排与其说是演绎欲望复仇大剧，倒不如说是一出中西故事的大拼凑。

不同文化背景体现着不同的文化特质，同时规定了特定族群的审美取向。中西文化的差异，也就决定了中国与西方电影叙事创造模式的显著差异与各自特征。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天人合一”精神为基础，道德人伦在中华传统思想中占据了中心地位，“轻个体”“泛道德”的“伦理型”文化是典型的中华文化特色。由此,我们也能从影片中体会到冯小刚对中西文化价值趋向把握上的不成熟与力不从心。相反，《满城尽带黄金甲》在这一把握上要出色得多。尽管《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有许多相似之处，故事背景同样选择了政权交替的五代十国，同样是王室家族的权力斗争，片中同样有王后的角色，但表现手法及带给观众的震撼与感动却截然不同。可以说，无论是影片流畅的剧情还是情节铺垫的丝丝入扣，《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表现实在让人惊喜，片中的美术、服装以及布景相当奢华，但其辉煌奢靡的皇宫和璀璨琉璃的眩目生活背后却是尔虞我诈、六亲不认的世态炎凉。通过对比手法，将一出宏大的悲剧、人心的冷酷衬托得更加令人发指。另外，张艺谋将皇帝药浴、中医药、壁画、茱萸、、方圆等代表中国文化的符号表达得非常到位，反映了张艺谋很深的中国文化功底，及对中国文化独到的理解和运用。 在演绎弃妇复仇这一很能代表民族文化内涵的形象时，立足本土文化，继承我国传统的弃妇悲剧模式，又借鉴了西方的弃妇悲剧模式，并且将二者融合在一起，给我们奉献了一部中西合璧的影视作品。王后潜藏极深的复仇欲望，大王张口闭口“君臣父子，忠孝礼仪；不成规矩，不成方圆，凡事都有规矩”的训诫处处透着王者的威严，符合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特点。母后复仇的失败也在一定程度上深层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把女性看作罪不可赦，对个体生命价值轻蔑的文化内核。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王后对封建专制的报复显得有些惊颤，如同美狄亚为了报复负心的伊阿宋亲手杀死自己的两个儿子一样，是一种新的具有进攻性格的悲剧性形象，是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规范和要求不相容的弃妇形象，王后这种西方式“主动反抗”的复仇方式，打上了西方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的烙印，是西方悲剧意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如同《雷雨》中的繁漪，为追求爱和幸福，敢于犯“”和“犯上”之罪，不惜采取极端的手段反抗奴役和压迫，同不公平的命运抗争。尽管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其反抗意志、牺牲精神，在今天崇尚个性的时代里，很能在观众心中唤起真诚的钦佩和敬仰，博得中国观众的共鸣和认可。

二、文化的借鉴与融合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当电影这种舶自西方的艺术形式于100年前在中国落地生根之后，其艺术形态便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电影无论在实践、抑或理论归纳上，都明显体现出重道德、重伦理文化、重社会责任的电影观，形成中国电影文化的独特形态。综观冯小刚的《夜宴》和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我们从整个世界范围内人类文化都发生变化的大背景的角度出发，会发现这两部电影与中国文化有着一定的内在冲突。一方面，中国电影必须立足本土民族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电影必须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走向世界。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外来文化影响是否能发生作用,融为中国电影的有机组成,还要看外来影响是不是切合了作为接受者的中国电影的期待视野与内在需求。影响也是一种传播,而且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化传播,除了具备文化交流的条件之外,还取决于接受者。从根本上说,影响都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是一种融合。正如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所指出的,“艺术品绝不仅仅是来源和影响的总和:它们是一个个整体,从别处获得的原材料在整体中不再是外来的死东西,而是已同化于一个新结构之中了”。也正如鲁迅所说,“虽是西洋文明罢,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了。好像吃牛肉一样,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变成牛肉的”。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电影界呈现出繁荣景象，但中国电影界尚未形成能够同世界电影对话的力量，缺乏自己独特而完整的标志性话语，这很大程度源于传统文化思维模式的拘囿。这就需要我们超越原有思维模式，寻求新视角。所以，除了借鉴西方电影的现有成果，还应在发挥中华文化自身原有思维优势、充分开掘本土文化宝贵资源的基础上，吸收和融合西方文化的合理成分，在保持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优良本质的前提下，借鉴、引进外来文化和思维中有价值的元素，健全思维结构，调整与变革自身原有思维定势,使不同文化的优质部分在电影艺术的改造上达到互补，坚决抵制中国电影在学习西方电影时，对一种集娱乐、欢快，有时是颓靡、沉醉和纯粹观能式电影情有独钟的负面影响，发挥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开创中国电影的新纪元。

尽管冯小刚的《夜宴》和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其商业化严重局限了电影的思想力度的发挥，其对西方文化的“移植”和“嫁接”没有达到更高的融合中西文化的力度，还没有达到民族文化精神的内在要求，在电影改编上表现出了文化把握上的一些不足，但毕竟是在商业浪潮冲击下的一次有益努力和尝试。正如卢卡契所言,“真正的影响永远是一种潜力的解放。正是这种潜在力的勃发才使外国伟大作家对本民族的文化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而不是那些风行一时的浮光掠影的表面影响”。毫无疑问,任何外来影响的发生发展都不可能是盲目移植嫁接的结果。因为,“艺术品绝不仅仅是来源和影响的总和：它们是一个个整体,从别处获得的原材料在整体中不再是外来的死东西,而是已同化于一个新结构之中了”。这一影响接受的过程,必然也是一条从契合、移植,进而融合、升华的道路。相信冯小刚的《夜宴》和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在融合中西方文化方面的努力对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作者简介]伏小刚（1979―）男，汉族，甘肃天水人，兰州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影视文学方向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