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不止是调整人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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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消息甫一，便如预料之中一样，引起了公众的广泛热议。

一方面，这一政策事实上宣告了实施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结束;另一方面，更在于这一“生育选项”早已被大部分“80后”家庭思考了无数遍。因此，对于 “80后”来说，这一所谓的“超预期政策”，其实早已不是新鲜事。

所以，在政策正式落地后，大部分人才会异口同声地表示，“全面二孩”看似是阳光普照，但真正要让每个中国家庭实施，所遇到的现实仍然“骨感”。

为什么“骨感”？许多媒体的分析其实已经道出个中原因，经济负担是最核心也是最现实的因素。网络上有好事者精确计算了国内主要城市抚养孩子的成本，即使如重庆这样的西部城市，抚养一个孩子到成年也需要投入60-70万。可见，对于国内大部分普通家庭来说，“二胎”无疑是一件“奢侈品”。

不过，当我们深入分析这种沉重的生育负担之后，会发现，其中潜藏的是今天的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仔细分析抚养成本的明细，我们可以看到，生育成本的“大头”其实就是教育成本。在中国的大多数城市，教育资源的精英化已是显而易见的趋势，这导致教育成本仍在水涨船高：学区房、私立或贵族学校的学费、课外补习班、海外游学……这些五花八门的教育支出，就像黑洞般吮吸着每个家庭的账户。

更大的问题在于，大部分中国家庭即使并不崇尚“虎妈式”教育，但总归抱持着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想法，最终造成中国家长在教育方式和观念上产生“羊群效应”。因此，中国家庭大多是自愿投身于上述“黑洞”，却没有人愿意理智地分析，这些投入对于孩子的教育究竟起到什么效果。

其次，“二孩”政策的难以实施，还囿于今天的中国企业对于女性职工普遍存在的一种潜在的“歧视”。

事实上，存在于中国职场的这种女性“歧视”，不同于封建社会，并未真的将女性看作是“二等公民”，而完全是出于功利目的，将女性自觉不自觉地分为“未婚未育”、“已婚未育”和“已婚已育”等不同类别，其中“已婚未育”的女性对于雇主来说收益最差，也因此遭到最明显的就业歧视。

在功利主义占据主流的今天，许多中国企业抱持这样的态度有其可恨之处，也有其可怜之处。他们大部分仍处于利润低薄的产业底层，其自身生存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自然无法承担太高的职工保障水平，再加上国家相关的社会保障水平也没有跟上，整个大环境也就给处于相对“弱势”的部分女性，以较大的压力。

所以，与其说“中国式家庭”在实施“全面二孩”时面临的困境，是囿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不如说是我们社会存在的许多现实的主客观因素，在妨碍“二孩”政策的真正落地。因此，想让“二孩”真正成为中国家庭的“选择项”，需要的也就不仅仅是对人口政策的调整，而更需要整个中国社会实现质的转型。

首先，自然是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尽可能地解决企业在聘用女性职工、尤其是未育女性职工时的犹豫和顾虑;第二，加快全社会的产业升级，改变员工在生产过程中的“流水线”角色;最后，最重要的是，推动全社会观念的转变，培育健康、良性的教育观念，并且采取措施遏制教育精英化的趋势，推动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

这样来看，“二孩”政策的实施，需要的是中国社会实现真正的转型：“中国式家庭”只有在拥有更美好生活的可能后，才能放心去养育第二个孩子;同样，当每一个中国家庭都能无所顾忌地选择生育第二个孩子时，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中国社会实现了“全面小康”。

于是，生或者不生，这对于今天中国家庭好似囚徒困境的选择，也就显得不再重要。而真正重要的是，5年之后的中国人，在面临类似的选择时，是否能够显得更加从容，也更加自信。

（作者为财经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