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风俗化人名的修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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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小说中风俗化的人名主要有三类：一类是数字人名，一类是拟音人名，还有一类是与绍兴地方掌故有密切关系的人名。这三类人名，不仅具有鲜明的风俗化特征，而且其艺术修辞的特征和效果，还从一个特殊的方面显示了鲁迅小说这个海纳百川的艺术世界的个性色彩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和情感倾向。

关键词：鲁迅；绍兴；风俗化人名

在为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取名时，鲁迅曾说，为了免除一些人的“白费心思，另生枝节起见”，他往往采用最简单的方式，或从《百家姓》上的最初两个字为人物取名，如《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钱太爷”；或从“描红字帖”上随意拿下几个字作为人物的名字，如“孔乙己”；或根据中国历法的天干地支为自己虚拟的人物命名，如《奔月》中的女辛、女乙、女庚等。也许是出于同样的目的，鲁迅还有意依据越地绍兴取名的习俗，给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冠以九斤、七斤、阿毛等人名。如果说前几种为小说人物命名的方式，仅仅只具有避免“谣言家”穿凿附会的功能的话，那么，鲁迅依据越地风俗为小说中人物的命名，则不仅有效地塞阻了“谣言家”的口实，而且在成功彰显小说地域特色的同时，产生了意味深长的修辞效果，这些修辞效果正是鲁迅小说艺术性的一个特殊方面。

一、数字人名的语用修辞效果

鲁迅小说中有些人名是用数字来称谓的。这种命名方式，与绍兴地区的风俗密切相关。在绍兴的风俗中，用数字给人取名，一般有三种惯常的习俗：或按照孩子出生时的体重取名，如《风波》中“九斤”、“七斤”；或用婴儿出生时祖父的年龄命名，如《离婚》中的“八三”和《社戏》中的“六一公公”；或按家族男丁的排行取名，如《离婚》中的“庄木三”、“七大人”等。

绍兴这种以数字为取名依据的风俗，或表明了某种纪念意义，或表达了祝愿祖孙健康、长寿的意思，或曲折地隐喻了家族兴旺发达的意思。总之，其价值取向都是善良的。也许正因为这种风俗包含了绍兴地区人们善良的企望，所以，这种用数字取名的风俗一直延续到今天。鲁迅的小说，尤其是现代小说的取材，很多都与自己的故乡绍兴有关，他依据这种习俗为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取名也在客观上反映了故乡的普遍风俗和与之相伴的普遍社会心理。小说所采用的修辞手法与绍兴传统的手法一样，即“纪实”的手法，这种纪实的手法，在中国传统修辞学中也就是“赋”的手法，“赋”这种修辞手法的最突出特点及效果就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即写实与“直言”。这种修辞手段及所获得的效果，不仅十分形象地凸现了鲁迅小说与民间文化的密切联系，而且也从一个特殊的层面显示了鲁迅小说这个海纳百川的艺术体的美学意义和个性风采。

鲁迅小说中这些具有鲜明风俗色彩的数字人名的语用修辞效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构成人名的语言单位；一个是话语组合。

就构成人名的语言单位来看，这些数字语言单位作为指称人物的符号，在语言体系中其性质是等价的，都具有别的语言单位无法替代的指称功能，如八斤就无法替代七斤的指称，反之也一样，它们的语用价值也不存在高低之分和良莠之别，在语用功能上都能较为客观地传递某种信息以及与这些信息相关的某种心理内容和良好的主观愿望。毫无疑问，鲁迅在小说中用数量词为这些人物取名的时候，也是依据当地的风俗习惯进行的。不过，鲁迅在叙事的过程中，立足于这些以数字为名的人物的性别、身份及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处境给他们冠以老太、大人、公公的时候，却不仅使这些人名具有了指称身份的意义，而且巧妙地完成了这些人名的艺术化处理，形成了生动形象，同时又产生了意味深长的修辞效果，如，“老太”、“大人”这些语言单位。“老太”这个语言单位，其本义是指上了年纪的女人，在词义性质上仅仅只是一种年龄和身份的标志，不具有价值取向，但当这种年龄和身份的标志被鲁迅安放于《风波》中的那个常常抱怨“今不如昔”的九斤人名之后，构成“九斤老太”的称谓，则不仅具有了某种讽刺意味，而且也为小说艺术描写的展开和人物通过自己的言行表露自己的思想观念，塑造自身倚老卖老的性格特征，提供了话语组合的基础。“大人”这一语言单位，虽然带着价值倾向，含有“尊敬”的意思，但当鲁迅在小说《离婚》中将其安放在标志着排行的“七”字之后，构成“七大人”的称谓，则同样具有了讽刺意味，也同样为艺术描写的展开和人物性格的揭示提供了话语组合的基础。而当小说的话语组合一步步展开，数字和身份构成的人名“九斤老太”和“七大人”的修辞意义也就得到了生动的展示。

话语组合，是这些数字人名语用修辞效果的更有深意的体现。在鲁迅的小说《风波》和《离婚》中，无论是九斤老太的话语组合，还是七大人的话语组合，不仅意味更深长，而且修辞效果也更为可圈可点，但，他们话语组合的基础，却是以这些数字人名的语言单位，也就是他们的名字的指称为基础的。如，《风波》中九斤老太的话语组合的基础就是“九斤老太”这个人名所标示的事实，而这个事实又正是鲁迅能在小说中对人物言行展开真切、生动描写的艺术性依据。九斤老太之所以根深蒂固地抱定“一代不如一代”的价值判断并只要有机会就喋喋不休地展开言说，是因为她的名字和身份表明她的确具备了如此言说的资历――年近八旬的“老太”，是家中最年长者，辈分最高者；她“一代不如一代”的话语之所以常常显得“理直气壮”，也是因为有她的名字所标示出的九斤的事实和她的孙子七斤的名字、曾孙女六斤的名字所标示出的事实作为直接的证据。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六斤的确“不如”七斤多，七斤也的确“不如”九斤重，九斤老太据此认定“一代不如一代”自然合情而合理，而鲁迅在小说中如此描绘“九斤老太”的话语，从艺术的构成来讲，也当然顺理成章，真实可信，且生动而深刻，很充分地发挥了“赋”这种修辞手段的功能，达到了朱熹所说的“修辞见于事者，无一言之不实也”的艺术境界。

同样，《离婚》中的“七大人”的话语组合的修辞效果，也与其数字加身份的名字有直接关系，或者说，鲁迅对他的话语的描绘，所依据的正是他的名字所标示的规范及义指。“七大人”这一称谓中的“七”作为排行的数字表明，他家里至少有七个兄弟姐妹，这么多的兄弟姐妹正表明他的家族人丁兴旺，这也说明由他来裁定与“人丁”密切相关的婚姻事宜是恰切的；而他被乡下人尊崇为“大人”的身份，又表明他有裁定爱姑离婚事宜的资格。尽管他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实在没有让人尊崇的内容，尽管他在私下与人交流的话语庸俗不堪，但既然乡下人都尊称他为“大人”，且是家族中排行为“七”的“大人”，他在公开场合的话语，也就自然具有作为绍兴地区“上等人”的特点：短促而具有权威性。鲁迅在《答

二、拟音人名主旨化的修辞智慧

在鲁迅的小说中，与绍兴风俗有关而又最有意味，最值得分析的拟音人名当首推阿Q。

之所以说阿Q这个拟音的名字与绍兴风俗有关，是因为鲁迅在小说中谈到为阿Q取名时曾如是说：“我又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么写的。他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Quei……我曾经仔细想：阿Quei，阿桂还是阿贵呢？”鲁迅通过阿Quei的发音推测阿Q的名字可能叫“阿桂”，这并非随意而为，而是有越地绍兴取名风俗依据的。在绍兴的取名风俗中，有这样一种风俗：按孩子出生的月份取名。而一年十二个月，绍兴人又分别按每个月作物生长的特性给月份命名，如，称一月为茶月，二月为杏月，三月为桃月，四月为梅月，五月为榴月，六月为荷月，七月为凤仙月，八月为桂月，九月为菊月，十月为芙蓉月，十一月为荔枝月，十二月为腊月。并由此给在相对应的月份中出生的子女取名为“阿茶”、“杏生”、“梅仙”、“荷姑”、“桂香”、“蓉英”和“春芳”、“秋芬”等。再加上，绍兴人又有崇拜树神、祈祷树神辟邪护生的习俗，特别是对一些名贵的树种，如樟树、桂树等更是崇拜有加，并将这种习俗用在了取名上。鲁迅的乳名“樟寿”正是这种习俗的反映。鲁迅说阿Quei可能是阿桂，也是依据绍兴地区这种特有的习俗作出的判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阿Q的名字具有风俗性，尽管鲁迅在小说中说，由于无法确认是阿桂还是阿贵，只好按英语的规范取了英文字母Q为人物命名，也无法遮蔽其本土色彩。

如果说，从阿桂的“桂”字所标示的对象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名字的风俗特征的话，那么，从Quei的语音修辞中则可以发现阿Q这个名字不仅与绍兴的民间文化有直接关系，具有鲜明的风俗性，而且与鲁迅小说的主旨有深层的联系，具有艺术的独创性。

“语音是与意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Quei这个语音也不例外。尽管鲁迅在小说中针对Quei这一语音的“能指”特性否定了与之对应的几个具有“所指”性的汉字，但却并没有否定也无法否定Quei表达某种意义的功能，如果从语音表达意义的角度来诠释、破译Quei的所指，这样的判断是经得起验证的，即，Quei这个语音的意义所指与鲁迅塑造阿Q这个人物以及所要表达的思想意图有关，而能承担这个所指功能的汉字只有一个，这就是“鬼”。关于这一点，日本学者丸尾常喜在《阿Q人名考――‘鬼’的影像》一文中曾指出：“‘阿Q’这个人物的名字的全称‘阿Quei’，实际上是‘鬼’的意思。”即，Quei的意义等于鬼。丸尾常喜先生如此认为，主要基于两个依据：一个是鲁迅故乡绍兴的鬼文化；另一个是鲁迅在谈创作《阿Q正传》的目的时所说的“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前者关乎阿Q这一名字的风俗性，后者关乎阿Q这一名字与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主旨。

鬼文化，是绍兴传统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绍兴传统的迎神赛会和戏剧表演中，扮鬼、演鬼是常事，与鬼有关的建筑物，如土谷祠等在绍兴也屡见不鲜，迎鬼和看鬼戏，供鬼和拜鬼本来就是绍兴的一种风俗，而绍兴人也就养成了“爱鬼”的习惯，尤其是对一种叫无常的鬼，更是情有独钟。鲁迅小的时候，不仅喜欢看无常鬼和以鬼为主角的绍兴戏，而且，他也扮演过“鬼卒”的角色，在《女吊》一文中，鲁迅曾说：“我在十余岁时候，就曾经充过这样的义勇鬼”。正是因为鲁迅的故乡盛行鬼文化，而鲁迅又与家乡的“鬼”关系密切，所以，丸尾常喜先生认为Quei就是鬼，并非全无道理。

不过，丸尾常喜先生据绍兴鬼文化与鲁迅的关系得出Quei就是鬼的判断，虽然不无道理，但在论述逻辑上没有细致区分鲁迅对家乡鬼的认识的不同层次，即感性与理性的层次，也没有在认知逻辑上辨析鲁迅爱鬼、扮鬼的具体时代，因此，他也就只能从鲁迅对家乡的鬼有“好感”的角度来解说Quei等于鬼，由此也就影响了他对与鲁迅《阿Q正传》有关的一些重要表述的判断，他简单地将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目的“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中的“魂灵”等解释为“阿Q的亡灵”，除了别的原因以外，这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因为如此，丸尾常喜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无法有效而有理地解释鲁迅要写出思想里的“鬼”与鲁迅启蒙和改造国民性意图的关系，无法言之成理地解释一个对家乡的鬼如此好感的鲁迅为什么却要执意在自己创作的小说中“无情”地“打鬼”等问题。

不错，鲁迅在少年时代的确与家乡的鬼的关系十分密切，但少年时代鲁迅与鬼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感性的关系，他对鬼，特别是无常鬼、女吊鬼所表露出来的好感，都是建立在这种感性认识基础上的，他的“爱鬼”、“扮鬼”不过是少年人跟着感觉走的情感倾向的直接表露。但当他经过新文化的洗礼，将自己昔日对家乡的各种鬼的感性认识理性化后，他发现即使是逗人喜欢的鬼，也有不同的类型和不同的价值意义，如“女吊”鬼，虽多为女性却具有复仇性，因此他认为这种鬼“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而无常鬼，虽多为男性，却只表现了“对于死的无可奈何，而且随随便便”。前者负载了“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的优良传统，后者虽也让人感到可爱，却负载着国民妥协、敷衍等劣根性。正因为创作《阿Q正传》时的鲁迅，对家乡的鬼有了清醒的认识，对各种鬼所负载的文化内容和思想内容有了自己的判断，所以，我们认定阿Quei就是阿鬼，也就有了坚实的依据，这个鬼很显然不是女吊似的鬼，而是无常似的鬼，这个鬼身上所负载的不是绍兴的优良传统和积极的文化精神，而是消极的国民的劣根性。如此，鲁迅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的创作意图与鬼的关系也好解释了。这里的魂灵，所指的不仅仅是阿Q的亡灵，更多的指的是负载了国民劣根性的亡灵，鲁迅要“打的鬼”也是这种负载了国民劣根性的鬼，而不是别的鬼。小说批判性的主题与阿Q这一名字的深层联系性就在这里，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创作意图与他别具匠心地为小说的男性主人公取名阿Q的用意也在这里。

据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丸尾常喜先生的结论：“《阿Q正传》的写法更为复杂，更具有独创性。我想作者的独创性，首先表现在这个以阿Quei为名字的主人公的设置上。”以阿Quei为名字的主人公的设置之所以具有非凡的创造性，就是因为这个名字不仅含纳了包括风俗在内的丰富的内容，而且直接体现了鲁迅这篇小说创作的主旨。这正是鲁迅杰出的修辞智慧在取名上的充分体现，他采用语音修辞学的“谐音”技巧为自己小说的主要人物命名，不仅使这一人名具有了浓厚的地域色彩，也使自己创作小说的主旨通过这一似乎不起眼的人名获得了以一斑而窥全豹的思想效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将一般的修辞技巧的功能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将普通的语言符号――阿Quei艺术化了，将艺术形式的因素――语音思想化了，形成了发人之未发，用人之未用的具有艺术独创性的审美效果。

三、具有掌故色彩人名的写实与反讽的修辞性

越地绍兴乃人杰地灵之处，有很多闻名遐迩的历史掌故，如大禹治水的掌故，越王“卧薪尝胆”的掌故，美女西施的掌故等等。鲁迅小说中有些人名就直接出自这些历史掌故，《故乡》中的“豆腐西施”可为代表。

说到这个人物，学界同仁所关注的多是这一人物的属性和性格等内容问题，鲜有人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即，鲁迅为什么给这一人物取这样一个名字？更没有人对鲁迅为这一人物取名的匠心以及这一人名修辞的功能和意义等艺术性问题展开研究。事实上，“豆腐西施”这一人物的典型性等问题固然值得探讨，但这一人物别具一格的名字也同样值得探讨，因为，这一人名不仅具有标示其职业并进而反映其性格的功能，而且凝聚了浓厚的绍兴文化色彩；它不仅具有表现鲁迅对故乡的历史、现实以及故乡人的复杂情感倾向和同样复杂的理性判断的功能，而且以小见大地体现了鲁迅运用反讽修辞的非凡能力。

“豆腐西施”这一人名，从词语的形态看，是由两个词语组成的人名，这两个词语分别指称人物的两个方面：“豆腐”是人物职业的代名词，其意是指“卖豆腐的人”；而“西施”则是人物外在与某种内在特征的修辞性指称。前者的指称，具有较为明显的写实性，它标示的是人物在现实社会中的谋生手段和社会职业；后者，则具有借代的修辞性，意指人物“像什么”。前者具有直接反映人物性格特征的艺术功能和反映越地民风民俗的文化功能；后者则在反映鲁迅的情感倾向和娴熟运用反讽修辞技巧能力的同时，也反映了越地掌故文化的魅力。两者合一，则综合地体现了鲁迅为人物命名的艺术匠心。

“豆腐西施”这一人物的性格特点概括起来说是精明而势利，这种性格特征正是一般小商人共有的特征，具有代表性；当然，作为一个卖豆腐的小商人，“豆腐西施”的精明和势利又是充分个性化的，如，为了达到从“我”这里得到好处的目的，她一进门就主动而热情地与“我”套近乎，正显示了她特有的精明；但当她发现我竟然完全忘却了她后又马上“显出鄙夷的神色”等，正是这一人物十分个性化的势利性格的表现。所以说，鲁迅在小说中用“豆腐”（即卖豆腐的人）来称谓人物，不仅使这一人名具有了表明人物职业身份的作用，也具有了揭示与人物的职业相关的性格的规定性的功能。同时，豆腐作为绍兴人喜爱的一种食物，是绍兴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油豆腐”就是绍兴的一道最普通和常见的地方菜，所以，在绍兴，吃豆腐是绍兴的一种饮食文化。按照市场经济学的原理：有消费和需求，就自然有生产和销售。正因为绍兴人爱吃油豆腐，所以，从事豆腐的生产和销售，也就当然地成为了绍兴人的一种职业，不仅成为了一种职业，而且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还逐步地成为了具有绍兴地区特色的物质生产文化和商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鲁迅用“豆腐”来为人物命名，指称的就不仅仅是一个有个性特征的典型人物，而且也直接地反映了绍兴地区的生产与生活内容以及与这些内容相关的绍兴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特色，从而使小说的“故乡”色彩在这样一个似乎不太起眼的方面也机智地得到了体现。

西施作为越地历史上的美女，不仅因其倾城羞花之貌为人艳羡，更因其“柔肩担道义”的行为而受人敬爱，她的事迹的广为流传所形成的知名度，也在客观上使她的名字成为了具有修辞功能的名词，在人们的日常交流和文学作品中，这一“名词”常常用来指称那些与西施一样，不仅有姣好、美丽的外貌，而且有善良、义勇品性的女子，其价值取向多为赞美。但是，与我们日常交流中用西施来称谓美女的习惯相左，鲁迅在《故乡》中用这一人名来称谓自己所创造的这个人物，却恰恰没有按照这一“名词”应有的修辞规范来使用，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地刻画了一个样子像“圆规”（外貌不美），德性充满小市民习气（内心也不善）的人物。鲁迅如此地使用西施这一人名的修辞，我们当然不能，也无法从“西施”这一人名应有的修辞性来解读，而应该从更为复杂的内容和目的来解读。从这一人名构成的艺术手法来看，如果说，“豆腐”采用的是写实的手法的话，那么，“西施”则完全没有写实性，而是一种语言艺术变异的产物，所采用的修辞手法是反讽。从功能的角度看，如果说，“豆腐”的写实性具有标明人物的职业及其性格特征的功能的话，那么，“西施”的反讽性，则具有表达鲁迅的情感倾向的功能，它们功能不同，各司其职，分别从不同的方面显示了鲁迅塑造这一人物的艺术意图和思想、情感倾向。

写实与反讽作为两种规范、功能都不相同的艺术手法，它们是既对立又有联系的，就“豆腐西施”这一人名的“名”与“实”的关系来看，“豆腐”如实地表明了人物的职业和性格特征，具有名与实对应的一致性；而用反讽的手法描写的“西施”的外在特征与内在心理却与具有修辞功能的“西施”的应有之意相反，完全是“名不副实”，这正是两种修辞手法不同的规范所导致的名与实的不同与对立性。就联系来看，“西施”所指的落空与反讽形成的基础，则恰恰正是建立在关于“豆腐”的言语行为的如实描写之上的，正是有了关于“豆腐”像个圆规的外在特征和小商人、小市民习气浓厚的言语行为的精细描写，才为反讽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文本内部的语境，鲁迅对这一人物否定的思想倾向也才有了按图索骥的线索，也才最终形成了反讽性的艺术效果，这正是“豆腐西施”这一人名中两个词语及其所指的联系性之所在，而这种联系性所凸显出来的正是鲁迅对故乡文化的复杂情感和态度。

毫无疑问，鲁迅对民众身上沾染的故乡的劣性文化气是深恶痛绝的，他在《故乡》中对豆腐西施这个人物身上的“豆腐”气的刻画就已经表明了他的这种情感和理智的倾向，但对故乡的优良文化传统，鲁迅却是赞赏的，如辛劳治水的大禹、卧薪尝胆的勾践等，但对同为越地美好人物且与“卧薪尝胆”的优良文化传统相关的人物西施，鲁迅的态度却是复杂的。鲁迅曾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鲁迅这里说的“西施沼吴”，就是“卧薪尝胆”、报仇雪恨的掌故。在这个掌故中西施不仅被当作美丽女性的代名词，而且也似乎成为了越王勾践报仇雪耻的功臣。而鲁迅却说他“不相信”，他不仅不相信西施有这样的力量和伟业，而且也完全否定了“西施沼吴”这一掌故中对西施忍辱负重行为的赞美。从这方面看，鲁迅对西施的态度的确复杂，其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反潮流”倾向，但，这种复杂不是无缘无故的，其“反潮流”也并非意气用事。

鲁迅之所以“不相信”“西施”能够帮助越王勾践灭亡吴国，是因为他认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也就是说，在理智的层面，鲁迅清醒地认识到了故乡掌故中对西施帮助越王勾践向吴国雪耻的赞美甚至拔高的“反历史”的性质。按鲁迅的历史观来看，中国的社会是男权社会，女子只是附庸，作为统治者的男人是绝对不会给予女子以权力的，历史的事实也的确是如此。而绍兴的掌故中对西施的赞美甚至拔高，不仅无视历史的事实，而且也与鲁迅所保有的历史观相乖，所以，鲁迅“不相信”“西施沼吴”的态度，不仅体现了鲁迅一贯的独立特行的思想本性，而且体现了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深刻洞悉。但另一方面，在情感的层面，鲁迅对像西施一样的女子们又是同情的，甚至为她们常常被男子当作推卸责任的对象而愤愤不平，他曾断然地说：“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由此，我认为，鲁迅借用“西施”来给一个市民习气很重的人物命名，不仅表现了他对掌故中所包含的故乡文化的复杂情感，而且也表明了他对现实中女人的复杂态度：一方面，他不相信在男权社会里像“西施”这样的女人有什么大的力量，但另一方面，现实中的这个“西施”的精明、势利所显示的“力量”，又以无法回避的事实，颠覆了鲁迅“一向不相信”的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有力量的观念，而现实中这个“西施”为得到“好处”所显示的能量，又并不是什么“正能量”，而恰恰是小市民气漫溢的消极负能量，是让鲁迅深恶痛绝的负能量，这又在现实性上消解了鲁迅对像西施一样的女人曾经葆有的同情心。所以，对现实中的这个“西施”，除了用文字进行讽刺批判之外，似乎别无他法。于是，小说改造国民性的题旨也就这样地被导引出来了。

鲁迅小说中的数字、拟音以及掌故色彩的风俗化人名兼具写实与反讽的功用，从“音”、“形”和“意”三个方面融汇绍兴本土风俗，又以“反常”的方式，产生意味深长的修辞效果，彰显了鲁迅小说的个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