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分布”及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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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有一种布币，布面有左右排列的阳文“分布”二字，平首平肩，首中皆有一孔，足尖趋于圆形。由于此布与桥足布类似，过去多列入桥足布。一般通长约60、肩宽29、足宽33mm左右，重在11.2-12g之间。这种“分布”最早见于清代晚期著录，但多为临摹线图。①墨拓始见方若《药雨古化杂咏》，实物主要收藏于天津和上海博物馆。对其看法，学术界意见不一。

《药雨古化杂咏》著录一枚，认为“‘分布’二字未必即《食货志》注‘分布流行’之意。明此布之准一分也。称‘布’称‘分’，于此始见”。②丁福保《古钱大辞典》图一五四即此枚。

日人奥平昌洪《东亚钱志》云：“分即，与豳同，为周之先庆节所居，春秋以后属秦，今陕西省州三水县是也。或云分即汾阳之汾省，汾阳，晋地，后属赵，今山西省汾州府汾阳县治是也。”③

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与发展》图版拾捌：4刊载的一枚“分布”，也是录自《药雨古化杂咏》著录的一枚，文内43页“中期布”表内列出“分（），秦，陕西县”。④重印附裘锡圭先生来信云：“页43中期布地名‘分’（）,所据仅为‘分布’一品，此品颇可疑，即使可信，‘分’也不见得一定是地名，即使是地名也不见得一定是。此一字关系布铸分布情况，不可忽视”。⑤

郑家相《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著录一枚，认为“面文称布，尤为特殊。按分为汾省，即战国之汾北，在今山西宁乡之东，襄陵之西，太平之西北也，与韩平阳为邻，亦属韩地。盖仿魏布之制，而加以变化者。其曰分布，谓汾地所铸之布化也。”⑥显然，郑家相认为这种形制的布是仿魏的韩布。

朱活《古钱新探》将其与“阴晋一NFDA7]”一同列入平首布钱III型II式。由此可以看出，朱活倾向是魏布。⑦

《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著录4枚“分布”（1443－1446号），分别重12、11.5、11.2、11.5g，⑧为上海博物馆藏品。《上海博物馆藏钱币•先秦钱币》著录两枚（296－297号），分别重11.4、11.6g，⑨应是上列《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诸品之中的两枚。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中国历代货币》52页著录2枚，注明“韩布”。⑩

《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编》“分布”条下说明是“战国早中期青铜铸币。铸行于魏国，流通于三晋等地。……‘分’通作‘汾’，古水名，源自山西宁武县西南，流经静乐、阳渠、文水、临汾，至河津县西入于黄河，其下游流经魏境。‘布’为先秦货币名称”。[11]这是主张将“分布”二字拆开，“分”为地名，“布”为先秦货币名称。

何琳仪《桥足布币考》倾向“分布”读为“汾布”，“布币自铭为‘布’，战国货币中仅此一见”。汾即汾城，战国晚期属韩，此前属魏。[12]

根据货币铭文综合情况考察，我们曾怀疑“分布”的“布”不是指“布币”之布，而是一完整地名，确切地点还可再研究。[13]

由于这种布的确与一般布币和桥足布有所区别，“分布”二字写法特别，不少学者，尤其是古文字学者对其可靠性基本持否定态度。我曾在《先秦货币通论》中予以介绍，还特意假设前提“如此品没有问题”云云，也未能逃脱批评，认为“书中沿用了个别伪品，如112页的‘分布’桥形布”。[14]

1991年中国钱币博物馆曾接受王树伟先生捐献一枚，重10.73g（图1）。

北京市钱币博物馆展览一枚，重11.9g。 [15]

2003年，中国钱币博物馆又征集到一枚，重11.33g（图2）。

两枚布币的锈色及质地，不象是赝品，因存有争议没有报道，等待再发现。

2005年5月，中国钱币博物馆又征集到两枚（图3、封二上）。据说发现时两枚粘连在一块，留下的粘连痕迹很清楚，一枚背面留下另一枚“分布”字迹。绿锈红斑，颜色自然古朴，声音低沉。我们轻触地面听声音时其中一枚（重13.2g）足部居然断裂。根据断面出现腐蚀层次观察（封二下），此布不大可能是赝品。两枚分别重11.84g（图3左）和13.2g（图3右，此枚足断，锈厚）。据悉，这两枚布出自河南长葛、鄢陵一带，以前也发现过。据说先后在这一地带发现有百枚左右。但目前所知，这种布币我们见到实物和报道者（包括传世品）只有10多枚。

由此，经过分析判断，我们收藏的几枚及见于著录的“分布”应该不是赝品。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下列三点理由：

1.颜色质地不像赝品；

2.重量特征基本一致；

3.上海博物馆、天津市历史博物馆收藏及相关著录、论述是经过慎重考虑作出的选择。

但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货币，其归属如何确定，个性特征如何解释，的确还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笔者在此谈谈对这一问题先后考虑过的意见，供大家讨论、研究。

根据“分布”形制、文字均与桥足布有别的实际情况，我们曾考虑是否属于晚出货币，即战国晚期三晋以外之国货币或者秦汉以后之物。可是，战国晚期布币类均为方足布，也没有充分证据说明是三晋外哪国货币；秦汉以后，除王莽时期出现比较特殊的布币外，铜币均为方孔圜钱，不大好将“分布”这种形制的货币插入其中。也就是说，任何时代不可能凭空突然出现这种形制的货币。所以，经过比较，还是觉得将其归为战国布币类比较合适。

关于“分布”二字的理解，我们一直主张为地名。

“分”可读如“汾”，分布即汾布。布，帮母鱼部。北，帮母职部。布、北二字双声。魏国西部有地名汾阴、汾城、汾北，都与“汾”有关。以前我们倾向郑家相提出的“分布”为“汾北”的意见。《战国策•魏策三》：“子能以汾北与我乎。”过去多主张汾城在汾水北，故称“汾北”。顾观光《国策编年》隶于周赧王九年(前306)，相当于魏襄王十三年，属战国前期。

后来，我们曾注意到，“分布”或可读为山西汾水流域的“汾陂”。分读为汾没有疑问。如《楚辞•九章》：“分流汩兮。”《考异》：“分一作汾。”布，帮母鱼部。陂，帮母歌部。二字双声，韵部鱼歌旁转。如佗（歌部）或作宅（铎部），宜（歌部）或作且（鱼部）。[16]布、甫均从父声，从甫声之字可与从皮声之字相通。例如《庄子•应帝王》：“蒲衣子。”《释文》：“崔云：‘即被衣’。《淮南子》曰：‘齿缺问道于被衣’。”《庄子•天地、知北游》：“被衣。”《尸子》作“蒲衣”。[17]是布、陂可通之证。《水经•汾水》：“又南过大陵县东”下注：“汾水于县左迤为邬泽。《广雅》曰：‘水自汾出为汾陂’。其陂东西四里，南北一十余里，陂南接邬。”杨守敬按：“《广雅》水自汾出为派。王念孙谓，《众经音义》［十七、二十三、二十五］三引同。《水经注》水自汾出‘为’下，当有脱文，是也。今拟定之曰，水自汾出为派，积而成陂，谓之汾陂。”[18]陂指水，也指坡。《说文》：“坡，阪也。”“陂，阪也。从阜，皮声。一曰池也。”段注：“陂与坡音义皆同。”《说文》：“阪，坡者曰阪。”段注：“坡陂异部同字。”《释名•释山》：“山旁曰陂。”此汾陂“南接邬”，在邬北。邬指邬县，春秋晋置，西晋末废。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复置。北齐又废。其地在今山西介休县东北邬城店。[19]汾陂在其北面，汾陂一带的水面、陆地或山坡可能都可以称汾陂，战国属魏的版图。[20]

现在，这种货币在豫中南发现，是一条很重要的信息。币上的地名“分布”很可能与这一地带的地名有关。

根据有关记述，豫中有汝水，颍水，支流有汾水。

《水经注•汝水》：“汝水又东南，迳奇P城西北，今南颍川郡治也。逅出焉，世亦谓之大(氵隐)水。《尔雅》曰：河有雍，汝有濉H辉逭撸汝别也。故其下夹水之邑，犹流汝阳之名，是或濉(氵隐)之声相近矣。亦或下合(氵隐)、颍，兼统厥称耳。”

《水经注•(氵隐)水》：“汝水于奇P城西，别东派，时人谓之大(氵隐)水。……别汝又东，迳征羌城北。水南有汾陂，俗音粪。汾水自别汝东注，而为此陂。水积征羌城北四五里，方三十里许。”杨守敬按：“陂在今郾城县东南。”今郾城在古郾城稍北。

郾城与“分布”发现地较近。如发现地与此布的铸造和流通区域有关，那么，“分布”也可能就是附近的“汾陂”。

郾城，过去本来是姬姓胡国的所在地。姬姓胡国即《韩非子•说难》所云受郑武公侵伐的“兄弟之国”，后不知所终。有学者推测“鲁哀公八年（前487）以后，胡事不再见于史籍。从春秋、战国之际楚师在郑地少有活动的迹象分析，姬胡亡于郑的可能性要大于亡于楚。”[21]郾（或作鄢）城一带曾经属于魏国的版图。[22]前375年韩灭郑前后，郑的部分土地已先后属魏。

《史记•礼书》：“汝、颍以为险。”《正义》引《括地志》云：“汝水源出汝州鲁山县西伏牛山，亦名猛山。汝水至豫州郾城县名逅。《尔雅》云‘河有眩汝有濉，亦汝之别名。”

《史记•苏秦列传》：又说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鸿沟、陈、汝南、许、郾、昆阳、召陵、舞阳、新都、新V。”郾，徐广曰：“在颍川。于仪小！薄此饕〉曰：“音偃，又于建反。《战国策》作鄢”。《正义》曰：“陈、汝南，今汝州、豫州县也。”

《汉书•地理志下》：“魏地，觜、参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东，尽河东、河内，南有陈留及汝南之召陵、(氵隐)强、新汲、西华、长平，颍川之舞阳、郾、许、B陵，河南之开封、中牟、阳武、酸枣、卷，皆魏分也。” 师古曰：“郾音一扇反。B音偃。”

由此可见，郾城附近的“汾陂”战国时期曾经属魏。

此布之“布”字与楚系文字“布”构形相似。尤其是所从的“巾”上多一小横，虽也见于侯马盟书的“帅”，[23]但目前多见于楚系竹简：[24]

如布币属魏，文字接近楚风，当是便于与楚交往，即布形基本为桥足布形，而文字采用了楚国文字风格（或受楚影响）。

郾城一带后来为楚所有，当不晚于楚怀王六年（前323）“使柱国昭阳将兵攻魏，破之于襄陵”（《楚世家》）前后。此布铸行上限估计早不过魏迁都大梁之时，即公元前362年（梁惠王九年）。前362－323年这段时间，与魏铸桥足布的大致年代在战国前期也是吻合的。[25]

楚与郑、三晋及分晋后的魏韩经常发生战争，郑或魏、韩南面的土地也一度属楚。如：

《史记•六国年表》：悼王三年（前399）“归榆关于郑。”四年“败郑师，围郑。郑人杀子阳。”《楚世家》悼王九年“伐韩，取负黍。十一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肃王“十年（前371），魏取我鲁阳。”威王“十一年（前329），威王卒，子怀王熊槐立。魏闻楚丧，伐楚，取我陉山。”怀王“六年（前323），楚使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襄陵，“县名，在河东。古本作‘八邑’，今亦作‘八城’。”可见，像大梁、榆关与陉山这些本属于三晋与郑的土地也一度属楚。包山楚简“鲁阳公以楚师后城郑之岁”，据考证为公元前320年，[26]韩灭郑为公元前375年，鲁阳公所加固的郑城显系已属于韩的“郑韩故城”，是楚曾经占领这一地带的明证。郑韩故城东周铸铜遗址内还出有楚大布陶范。长葛一带也发现有与魏“梁夸NFDA7]百当”桥足布同出的“郢称”楚金币。[27]所以，“汾陂”一带一度也曾属楚。

如“分布”是楚币，可从下面几点理解：

一是布币形制与桥足布有所区别；

二是文字风格与桥足布有别，而与楚文字接近；

三是楚国也曾铸行过长行大布，为的是便于与中原交往；

四是楚国北进中原与魏国交往最多。

如将其定为楚币，年代与桥足布接近，为的是与魏国交往，这就为重新认识楚国的货币经济、政治军事增添了新的内容。它与楚大布当有类似之处。鄂东有与铜钱牌一同出土的布币。[28]这些都是楚为与北方三晋进行交往的具有特殊意义的货币。

“分布”究竟属魏还是属楚，目前还难以断定，有待进一步发现与研究。我们估计属魏的可能性较大，

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属楚。オ

注释：

①如朱枫辑《古金待问录》卷三（1769年写刻本），倪模《古今钱略》卷五（1877年刻本）等。

②方若《药雨古化杂咏》，1925年铅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重印。

③［日］奥平昌洪《东亚钱志》，1925年铅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重印。

④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科学出版社，1957年。

⑤王毓铨《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1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重印本。

⑥郑家相《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131页，三联书店1958年。

⑦朱活《古钱新典》84页，三秦出版社，1991年。

⑧马飞海总主编、汪庆正主编《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⑨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

⑩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编《中国历代货币》，天津杨柳青画社1990年。

[11]《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编》209页，中华书局，1995年。

[12]何琳仪《桥形布币考》，《吉林大学学报》1992年2期，收入《古币丛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

[13]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

[14]吴良宝《钱币学姊妹新篇--简评与》，《中国钱币》2002年1期。后来作者列入可疑品，见其著《中国东周时期金属货币研究》15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15]拓片为王纪洁女士提供材料。

[16][17]高亨纂著《古字通假会典》677、661页，142，690页，齐鲁书社，1989年。

[18]《水经注疏》53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19]参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326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

[20][22]可参考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33－34页，地图出版社，1985年。

[21]何浩《楚灭国研究》241页，武汉出版社，1989年。

[23]《侯马盟书》宗盟类序编一六•三，字表319页，文物出版社，1976年。

[24]可参考汤馀惠主编《战国文字编》545页布及从中之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642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25]何琳仪《桥形布币考》。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

[26]王红星《包山简牍所反映的楚国历法问题》，《包山楚墓》上册531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27]朱京葛、喻战勇、王军《河南长葛出土加盖戳记的楚“郢爰”》，见河南2004年《中州钱币•总第12期》，又见《西安金融》2005年1期。

[28]费世华《湖北阳新出土良金铜钱牌》，《中国钱币》1990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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