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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奥运会、世博会和孔子学院等一系列公共外交活动的举办,中外交流格局大幅度拓展,中国国际知名度有了很大提升,但要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进一步促成中国文化走出去,还需要深入探索。分析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困境,既要重视考察中国文化的本身特性,又要重视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战略和机制。
中国文化的精英化使得文化资源变成了一种硬权力
与西方近代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更多属于少数社会精英的文化。在中国社会,文化被视作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文化与社会地位、财富和名誉等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在中国,有文化的人被视为是“圣贤”、“贤能”或者“有学问的人”,可以从社会中获得更多的资源。所以有文化的社会精英不愿将文化世俗化,转化成为被社会大众所共享的公共资源。因此,中国文化的精英化使得文化资源变成了一种硬权力,而不是软权力。文化始终走不出少数社会精英的小圈子,没有转化成为具有世界号召力的软权力。
首先,中国文化没有做好特殊性与普世性的转换。任何文明都是特殊性与普世性的统一。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曾与其他文明体系有过三次重要交锋。在汉唐时期,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交锋,成功地吸纳了佛教文化,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元之后,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文明交汇,产生了影响至今的回教文化,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明清之后,随着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国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交汇,催生了一波波的西学东渐浪潮。中国汲取了西方基督教文明中的大量成分,汇入了中国文化的主流。然而,经过三次文明交融、交汇和交锋,中国文化都与各种外来文化实现了融合发展,但中国文化始终停留在亚太地区,没有成为一种普世文化,始终作为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地区文化。
其次,中国文化没有做好经典化与世俗化的转化。由于中国文化为少数社会精英所掌握,在文化品位上更强调高雅文化,过于追求阳春白雪。中国文化不缺国粹精品、能工巧匠,在文化艺术领域可谓星光灿烂,经典云集。但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缺陷是文化世俗化和大众化程度比较低,大多数文化学人不愿意主动做下里巴人式的世俗文化,不愿意将文化产品社会化和大众化,普通百姓缺乏应有的共享文化盛宴的机会。
再次,中国文化没有处理好融合性和冲突性的关系。尽管中国文化早在《易经》中就确立了“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文化精神,但中国文化自秦汉以后,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影响,更强调文化的融合性,淡化文化的冲突性关系。尤其是经过宋明理学的改造,中国文化崇尚“和而不同”,恪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保守信条。中国文化不喜欢激烈的冲突,喜欢包容,尊崇厚德,缺乏西方文化那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性。因此,中国文化没有主动向世界扩张,更强调内圣外王,重视道德教化,缺乏基督教文明外方传教的“使命感”。中国文化更安于作为一种地区文化,没有文化扩张的欲望和内在激励,此种安分守己、敬天保民的思想限制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使得不仅宋明之后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受到制约,而且在硬实力比拼上也渐趋下风。
中国文化始终缺乏有效的社会权力杠杆
任何文化要想成为更大范围内被大众追随的生活方式,均需要具有一系列功能强大的支点和杠杆。以西方文化为例,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化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强大的文化权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西方文化获得了宗教革命、工业革命、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民族国家等一整套社会权力杠杆。通过这些杠杆,西方文化将自身的文化精神融汇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日用而不觉,逐渐转化为不可抗拒的文化权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个世界受到欧风美雨的强大冲击并非完全是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软实力影响,更重要的是借助于硬实力的载体和各种社会性权力的杠杆实现的。
近代以来,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吸引力之所以下降,从根本上说并非软实力的下降,而是国家硬实力的衰落。西方国家照样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照样掠夺中国的文物和字画,西方的汉学家们一刻也没有停止研究中国的步伐。对他们而言,中国的文化充满着无尽的玄妙和魅力。虽然他们极不愿意承认中国比他们先进,却总也不敢公开说中国没有文化,只能说“中国病了”,它犹如一头睡狮,“一旦醒来,必将震惊世界”。从前几年皮尤研究中心所做的全球民意调查报告来看,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也并非想象得那么差,中国在许多国家的形象甚至高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中国的疲弱是硬实力的疲弱,并非软实力的疲弱。
同时,相比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始终缺乏有效的社会权力杠杆。中国世俗化的信仰结构决定了缺乏西方宗教革命带来的持续性信仰权威支持,道德化的礼俗社会赋予中国文化以不可计数的伦理信条。这些伦理信条指导着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杜赞奇先生所说的“权力文化网络”,但是,并没有转化成为对其他国家民众的“文化软实力”。近代以来,在工业革命、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民族国家等一整套现代规划冲击下,中国文化始终没有获得抗衡西方文化的能力和空间。因此,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上缺乏西方文化得天独厚的社会权力杠杆,大大限制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能力和空间。如何从总体上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有效的杠杆,建立一整套将中国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权力的体制和机制,将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所在。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要靠文化软着陆、社会软崛起、国家软驱动
探索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体制和机制,出路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实现文化软着陆(soft landing)。中国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明体系,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要善于通过柔性化的手段,实现刚性的文化软实力目的。特别是要用老百姓喜欢看、喜欢听的文化艺术形式表达中国文化理念,将看上去与西方文化存在深刻差异的中国文化理念,用西方民众熟悉的方式和手法传播出去,成为喜闻乐见的文化品牌。同时,尽管中国缺少宗教、科学技术等社会化权力杠杆,但中国的优势在于礼俗和道德,中国外交要积极开发道德伦理领域中的资源,不断提升中国文化的道德感召力,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资源。
二是实现社会软崛起(soft rising)。作为一个新兴发展中大国,中国崛起速度非常快,国际社会难免会产生一种恐慌心理,这一点可以理解。但是,中国既不能因此而放慢发展速度,畏首畏尾,也不能对于此种顾虑毫不在乎,置之不理。更为妥帖的办法是在硬实力崛起的同时,也要重视软实力的崛起,要充分发挥人文交流的优势,通过大规模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推广取信于人,用心与心的对话感化世界,让国际社会接受一个强大、繁荣和值得信任的中国。
三是要实现国家软驱动(soft directing)。传统上,驱动一个国家对外行为的主要动力是利益和权力,凡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事就做,不利于国家利益的事情就不做。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光看重国家利益是不行的。作为一个大国,不仅看重利益,还要看重价值,要讲原则,不唯利是图,要负责任,不文过饰非。要把文化立国摆在突出重要的战略位置,不仅要弘扬传统文化,还要创造新文化,以此来获取国际社会的尊重和信赖,建设一个文明大国。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战略与公共外交中心主任)
责编/杜凤娇 美编/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