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养老存在的问题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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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开始实行。
1999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
2011年，中国社会养老金缺口超过1.3万亿元。2012年，刘易斯拐点到来，中国总劳动力快速下降，出现短缺。
2023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
2050年，中国人预期寿命达85岁，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4.38亿，不足两个劳动力赡养一个老年人……
30多年前，中国主要人口问题是解决高出生率，今天，迫在眉睫的人口问题是老龄化，城市老年人养老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热点问题之一。目前我国城市老年人养老存在以下几大问题。
问题一：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呈高龄化、空巢化趋势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我国从1999年迈入人口老龄型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2011年底，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是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1/5，是亚洲老年人口的1/2；2050年前后，将达到4.8亿左右，超过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占届时世界老龄人口的四分之一，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从1980年到1999年，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就基本完成了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而英国完成这一过程大约用了80年，瑞典用了40年。
近年来我国80岁以上高龄老人以年均约4.7%的速度增长，明显快于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2011年，中国8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2000万。与此同时，中国城乡老年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老年空巢家庭达到70%，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老年空巢家庭将进一步增多。
问题二：未富先老、养老金缺口严重、资金面临巨大贬值风险
当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上升到14%，就标志着从“老龄化社会”过渡到了“老龄社会”。完成这一过程，法国用了100多年，而巴西、中国、日本、智利等国只需用25年左右。根据联合国的人口统计数据，中国将在2024年至2026年前后进入老龄社会，届时，不仅中国30年来的高速发展所仰仗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可能荡然无存，整个社会还将背上沉重的养老负担，中国将面临“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双重挑战。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上在5000美元至1万美元，目前平均达到2万美元左右，2008年，中国人均GDP也突破了3000美元，似乎差距不是很大。但真正的差距在于，中国的工资总量只占GDP的13%左右，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接受超低工资收入的劳动者在老龄化到来的时候，个人养老能力可想而知。
在中国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之际，政府对养老保险的隐形负债正成为新的隐忧。根据测算，今后38年中，养老金累计缺口占GDP比重将达到75%，远高于环保成本，是融资平台和铁路债务对财政压力的近20倍。最新的研究报告《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
在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中，养老金问题被认为是引发危机的一个重要诱因。截至2010年底，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5707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5365亿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的1.5万亿元，90%存入银行，10年来，年均投资收益率不到2%，低于年均通货膨胀率，面临着贬值问题。事实上，近十年来基本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已经超过了1万亿。
问题三：影响社会稳定、道德风险加大
老有所依，安享晚年是每一个老人的愿望，但是当前 “养”与“医”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老人，甚至有些老人的生活状况十分恶劣，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六七十岁的老人以乞讨或捡废品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养老问题无法解决使得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保障低下，生活、生命质量水平不高。辛苦大半辈子为社会作出了贡献却未得到应有的回报的想法会使他们产生消极的心理。而这种心理很可能波及中青年劳动者，从而影响他们对社会整体利益奉献的热情。而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生活的困境也可能使老年人产生不满的情绪，进而形成一个群体。这种群体的存在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我想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20城市居民幸福感暨寿险需求研究报告》（2012年）是中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携手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我国仅有近四成的城市居民拥有总体的幸福感受，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感觉生活幸福的老年人不足两成。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退休后，老年人的收入减少，超过一半的老人不满意自己的收入情况，表示生活品质明显下降。
问题四：孝文化缺失、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中国一直以儒家思想为主导，长期以来形成了“家庭养老”的传统模式，赡养老年人已成为国人责无旁贷的责任，“养儿防老”、“父母在，不远游”、“百善孝为先”等都是孝道伦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反映。纵观古今，养老做法最好的要算汉朝了。汉朝的养老敬老法规始终一致，没有间断过。西汉初期，国家刚刚恢复安定，就颁布了养老诏令，凡80岁以上老人均可享受“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的待遇。到了成帝建始年间，又将享受这种法定待遇的老人最低年龄降到了70岁。每年秋天，由地方政府普查人口，对高龄老人进行登记造册，举行隆重的授杖仪式。最耐人寻味的是西汉诏书中明确写道：“高年赐王杖，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比于节”、“年七十以上杖王杖，比六百石，入官府不趋”。当时的“六百石”官职为卫工令、郡丞、小县县令，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那也就是说，汉代的70岁老人在“政治”上享受处级待遇，持王杖进入官府不必趋俯，可以与当地的官员平起平坐。汉代老人的“政治”待遇还体现在可以“行驰道旁道”。驰道是专为天子驰走车马的，绝对禁止他人行走。即便是皇子，也不允许。可见汉代老人是何等特殊！
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时间资源和精力资源都格外宝贵，人们都在紧张地为生计而忙碌。尤其是一些年轻人，陷入了角色困境，即要同时扮演好成功人士的角色、合格父母的角色和孝顺子女的角色，往往是勉为其难，疲于应付。现代社会使大家庭的概念相对淡化，小家庭的概念明显增强。两代人都崇尚居住的私密性，老少分居的倾向日益明显。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以及人口流动的频繁，以及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开始步入老年，“4—2—1”家庭结构状况日趋增多，家庭养老功能将日渐弱化。目前，我国平均每个家庭只有3.1人，如何养老成为一道社会考题。“常回家看看”是否适合写入法律，“居家养老”模式如何发展，草案中一些与此相关的规定引起了社会各界热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