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译模式在文化传播中的历史传承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合译模式在文化传播中的历史传承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在我国文化传播过程中，很多影响大的、质量高的译本都不是由一个独立译者完成的，而是由原语和目的语文化两层译者合作完成。这种合作形式为合译模式。本文通过梳理我国历史上的合译模式，旨在探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医药外译合译模式的特点。

关键词：翻译史；合译模式；中医药外译

原语文化译者和目的语文化译者的合作在我国对外文化吸收和输出过程中一直存在。有人称“口译和笔述”相结合的翻译西书的方法是“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沿用下来，……直到19世纪末严复直接从原著翻译，特别是20世纪初期中国人开始独立翻译西文书籍之后， 该方法才被淘汰。”（上海图书馆：25-26）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懂双语甚至懂多语的译者虽已经可以理解原文，但原语目的语文化双方译者的合作却不曾消失。

1.译进来

我国古代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和西方科技文本的译入活动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中西方译者合作的模式，即传统的“口译和笔述”模式得到了广泛运用。

1.1 佛经翻译

从东汉末年到西晋，中国的佛经翻译多为外籍僧人译成汉语，另一人或数人（多为华籍胡裔僧人）笔录成汉文并进行修饰。代表有支娄迦谶口授、孟福笔录的“开后世般若学之源”的《般若到行经》；（马祖毅：23）竺法护与安文慧、聂道真等当时佛教界知名人士合译的159部译籍。（马祖毅：31-32）

从东晋到隋末，译经从之前的口授、传言和笔录三个角色中又多了记录梵文、正义和校对三个角色，合作的译者分工更细，参与的人也更多。（马祖毅：55）释道安在符秦佛经译场中请外国僧人昙摩难提、僧迦跋澄等译出的许多佛经均由惠嵩笔录。（马祖毅：39）鸠摩罗什精通佛学，也通晓汉语，但他的译经过程也是他将梵文口译为汉语，然后由多名中国僧人明了他的意思，检查他语言的正确性，最后书写成文。（马祖毅：40-41）

在唐朝，以玄奘、不空为首的佛经译家翻译了大量高质量的文本。然而即使是通晓经理和梵文的玄奘，也在其主持的译场之中对翻译和笔录、校对等角色进行了分工。（马祖毅：63）翻译和笔录是由不同的人完成，说明合作翻译盛行。

1.2 西医中译

明末清初西方来华耶稣会士对西医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但真正大规模翻译西方医学书籍文献是在洋务运动时期。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京师同文馆为代表的官方翻译中心依然沿袭着西述中译的方法，翻译了相当一部分书籍。如傅兰雅口译、赵元任笔录的《儒门医学》、《西药大成》；舒高第口译，分别由赵元益、郑昌Ρ事嫉摹赌诳评矸ā泛汀陡究啤贰《产科》；秀耀春口译、赵元益笔录的《保全生命论》和《济急法》等等。（上海图书馆：191-192）根据傅兰雅的描述，翻译西书的过程就是西方人理解原文，讲给中国合作者听，两人一起逐句翻译成中文，由中国译者记录，最后润色译文使其符合中国文法。（上海图书馆：26）

2.译出去

异域文化输入到我国的翻译活动中，由于双语译者的缺乏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 原语文化译者和目的语文化译者的合作不得不成为主流模式。但在双语译者大量出现、中西方文化的了解进一步深入的时代，我国的文化输出中还是有很多合作翻译的模式。

2.1 中医药外译

中医外译始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的见闻记述，但真正意义上的中医药文化外传的标志，是中医药典籍的翻译和有关中医药知识的外文书籍。在中国文化积极“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中医药外译的范围不仅限于对中文文本的翻译，还应包括外文撰写的中医药书籍。

可供早期西方学者参考的中医药书籍很有限。1959年，法国医学史研究者Pierre Huard和他的中国同伴Ming Wong用法文合著了La Medicine Chinoise au Cours des Siècles（《几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医学》）成为了“西方早期可供参阅的最重要的二手材料”之一（文树德）；作为出色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李约瑟的《针灸史略和麻醉理论》一书也是与其长期合作的中国药剂师的女儿鲁桂珍合著的。（兰凤利：29）

随着中医名词术语国际化统一的推动，英国中医翻译专家魏杰也和以中文为母语的中医从业者合作译书、出书。1993年他与台湾中医师李政育合著了英文版的《中医基础理论》，1999年又与台湾中医专家冯晔合译了《伤寒论》。魏杰是国际知名的中医翻译家，即便如此，非医学背景的他在译书、写书时也需要与丰富临床经验、懂中医且母语为中文的人合作。

作为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英译本，Ilza Veith独立翻译的《素问》前34章长期为西方研究中医的学者所援引，该译本旨在简单地介绍中医，因此语言很流畅，但由于对中医知识的了解不够深刻，所以今天看来有很多误译。Ilza在译本的前言中也表明希望“能找到精通古汉语的华人合作”（施蕴中等：47），但由于条件不成熟且耗时太久作罢。

由此可见，来自原语和目的语文化中懂双语的译者合作译书、著书的模式有成功的先例，而合作模式的成功在当下中国文化成功“走出去”的书籍中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2.2 成功“走出去”的中国文化

近年来介绍中国各个方面文化的图书“走出去”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成功走出去的图书有中外两方合著的，也有中外合译的。《中国文化与文明》和“皮书”系列两种图书既有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也有对当下中国发展的各个方面的专业考量，从文化角度和专业角度和中医药文化外传相近。

《中国文化与文明》是中国外文局和耶鲁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较为全面、权威地介绍中国的书系，由中美两方各学术领域出类拔萃的学者合著、合译。大致流程是：两方专家核定提纲；分别写初稿并自行翻译；交换译本阅读后提供反馈；再次修改。（陈燕：21）由于这套书在中美两国同时发行，所以可以认为是合作翻译的模式，即内容的沟通和理解是双方共同进行的，最后由双方各自完成其母语的版本。“皮书”系列是中国与世界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发展的年度报告及预测，有相当的专业性。该系列由中国一流研究机构的一流专家撰写，经过合译模式完成外文译本。大致流程为中国本土有专业背景且懂英文的译者翻译；交给母语为英文、懂汉语的外国专家审校后定稿。（陈燕：193）由于该系列的目标读者群体为研究机构和学者，所以对中医药外译的参考意义更大。

3.中医药外译合作模式的思考

从以上文化输入、输出的译著活动看，原语文化译者和目的语文化译者的合作模式是中医药外译值得借鉴的模式。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合译模式对双方的译者都有一定的要求：至少懂双语、母语流利、专业知识的积累。其他方面的要求还可以包括：对翻译理论的认识、有一定的翻译实践技能、合作意识、对异域文化的包容和尊重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佛经翻译、西医中译还是已经成功走出去的书籍，原语文化中译者都牢牢握着翻译的主动权，目的语文化的译者更多的工作是润色文字，或者根据目的语文化读者的兴趣和特点对原文提出相应的编译意见。在众多汉学家和外国学者相对占主导地位的中医药外译领域，这一点就尤为重要。需要指明的是，文化输出时，受不同情况、不同时代、不同内容的制约，翻译的模式可以多样化。本文只是在分析了历史上文化输入和输出的翻译活动后指出合作模式或许是更适合当下的中医药外译活动。

（作者单位：成都中医药大学）

参考文献：

[1]上海图书馆.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图志[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1.

[2]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3]文树德. 西方的中国医学史研究：成就、方法与展望. 麦劲生译.[EB/OL].（2011-09-28）[2015-02-27].

[4]兰凤利. 中医英译的历史回顾[J]. 中华医史杂志， 2008， 38（1）：28-32.

[5]施蕴中， 马冀明， 徐征. 《黄帝内经》首部英译本述评[J]. 上海科技翻译， 2002，（2）：46-49.

[6]陈燕. 中国图书“走出去”成功案例选[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