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吐蕃与南诏、蒙古等民族关系研究成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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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吐蕃时期，藏族的民族认同得到了加强，此时期的民族关系也是颇为深厚。近些年来，随着文献史籍整理和翻译工作的深入，开考古工作的新进展，吐蕃历史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因鉴与此，文章就近十年来吐蕃与周边各民族关系的研究进行回顾，特此作出综述。
关键词：吐蕃；民族关系；研究；综述
一、近十年来吐蕃与南诏关系研究
在吐蕃和周边各族关系中，除唐蕃关系处于核心地位外，吐蕃与南诏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近十年来也有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现。方铁在《南诏、吐蕃与唐朝的三者关系》中，以南诏的崛起、发展、衰落为基本线索，概述了7-9世纪后半叶，南诏与唐朝关系发展演变的几个阶段，并且指出南诏与吐蕃关系是该时期内吐蕃与周边民族关系的重要成分，并且分析了南诏与吐蕃两者关系变化的原因。杨文顺在《唐代N些蛮与吐蕃、南诏关系初探》中，概述了唐代是纳藏、纳白关系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唐代N些所分布的地区处在唐、南诏、吐蕃三个政权之间。在这政治多变的环境中，以唐代N些为主线，介绍了南诏与吐蕃的关系演化。马德在《敦煌文书所记南诏与吐蕃的关系》中，阐述了敦煌藏文《吐蕃史》中赤德祖赞接待阁罗凤的丞相段忠国并唱歌赞颂、阁罗凤攻陷唐之`州、赤松德赞时代，南诏王反叛后又归唐等史实，并且进行了和汉文史籍的相互印证。杜丽理在《南诏与唐朝、吐蕃及东南亚地区关系论述》中，叙述了南诏对我国西南边疆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且进一步阐述了南诏与吐蕃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对其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赵心愚在《略论吐蕃与南诏公开结盟前的关系》中，略述了南诏与吐蕃从最初的接触到公元752年公开结盟，维持和发展了近百年的关系。进一步分析了其关系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且归纳了其特点，概括总结出两者结盟是由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各自利益的相互吸引，而不是其他原因所致。赵心愚在《唐贞元中南诏背蕃归唐的主要原因》中，概述了唐贞元中，南诏与吐蕃昔日为兄弟之帮，关系出现了重大转变，刀兵相见，南诏归唐的史实，进一步分析南诏归唐的主要原因是自身发展的需求，驳斥了郑回的引导，韦皋的诱谕和吐蕃的赋敛重数是只要原因的观点。杨铭在《敦煌藏文文献所见的南诏及其与吐蕃的关系》中，主要引用了敦煌的藏文文献，结合有关的汉文文献，对南诏与吐蕃关系的进行了三个阶段的讨论，并且揭示了两个政权之间一些鲜为人知的人物、事件及政治、军事联系等，填补了南诏与吐蕃的关系研究方面的一些空白。赵心愚在《南诏、吐蕃关系的加强与张虔陀事件的发生》中，概述了唐代云南地区发生的张虔陀事件，指出先前史学家多数认为是张虔陀激化了矛盾，使这一影响唐与南诏关系的发生。而根据《南诏德化碑》的记载，确实是与其有关，但是应该是南诏与吐蕃关系的加强导致了这一事件的发生。赵心愚在《南诏吐蕃联盟关系走向破裂的记录―赵昌奏状的研究》中，主要论述了樊绰《云南志》中存在的赵昌奏状，虽然校订，但讹夺之处仍有。通过分析奏状的的记载，可知南诏派出使者标志着南诏与吐蕃联盟关系的破裂，异牟寻决心已定，并且南诏归唐的主要原因是吐蕃在当时已对南诏的生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此外，赵心愚的《从P.T.1287卷的一篇传记看南诏与吐蕃结盟后的关系》与《从P.T.1287卷赤德祖赞传记看南诏与吐蕃关系的变化》，李中和的《吐蕃王朝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等对两者关系也有研究。
在史学界，对唐吐蕃关系研究、南诏与吐蕃关系研究等研究，近十年来出现了很多成果，然而对于吐蕃与蒙古、突厥、于滇等民族关系的研究却是鲜有提及。在吐蕃与蒙古关系研究方面，景虹雅在《试论蒙藏关系的开端――阔瑞与萨班凉州会谈》中，概述了阔瑞与萨班为蒙藏关系积极活动的史实，引出了蒙藏关系建立始于蒙古宗王阔瑞对吐蕃的招抚和经略，分析了蒙古贵族利用吐蕃宗教上层通知的原因和凉州会谈的重要意义。陈得芝在《再论蒙古与吐蕃和吐蕃佛教的初期接触》中，针对关于蒙古与吐蕃和吐蕃佛教初期接触的年代、事件，晚近的历史著作列举或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对史料额利用和和辨析仍存在不足之处，对以上问题做出了辩证；在吐蕃与突厥关系研究方面，陆庆夫和陆离在《论吐蕃制度和突厥的关系》中，通过概述吐蕃王朝的行政建制如职官奎本、如本和贡论、囊论，吐蕃的实行的兵民合一、刑罚的制定等史实，分析出吐蕃建国后陆续制定的各项制度都受到了突厥制度的很大影响，而并非全源于唐制的影响，这也进一步反映了吐蕃与突厥关系的密切；在吐蕃与党项关系研究方面，黄兆宏在《七至九世纪吐蕃与党项关系的论述》中，试论了七至九世纪，随着吐蕃的兴盛和衰落，吐蕃与党项发生了密切关系，这表现在吐蕃与被征服地区党项各部的关系、吐蕃与内迁党项部落，及九世纪中叶，吐蕃政权瓦解之后，其统治的许多种族部落溶入党项的种族部落之中等方面的关系。张云在《党项、吐蕃关系杂议》中，讨论了西夏的“白高国”与藏文中的“白色董氏”有关，即而介绍了早期藏文史料中关于党项“董氏”的记载。文章指出，党项与吐蕃的关系十分密切，但部族不同，并非吐蕃的本土成分。他们是以“古羌人”为基础发展、融合而成的，存在许多方面的共同特征，并在此后的发展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保宏彪在《试论唐初唐蕃战争对党项羌的影响》中，以唐初唐蕃战争为史实依据，通过分析一部分党项羌收到吐蕃的控制和驱使，一部分不甘吐蕃的统治被迫向唐朝内徙，说明了党项羌与吐蕃关系发生了变化，进而影响了党项羌的分布和历史进程；在吐蕃与于滇关系研究方面，朗措在《吐蕃与于滇关系考述――于滇和鄯善地区吐蕃部落的族属和特点》中，从于滇地区的吐蕃部落、鄯善地区的吐蕃部落、西域吐蕃的族属和特点等方面，运用史料，以小见大考证了吐蕃与于滇的关系，并且做了探讨分析。杨铭在《唐代吐蕃与于滇的交通路线考》中，考证了公园7-9世纪期间，吐蕃进出塔里木盆地期间，于滇成为其重要的控制区域，人员往来频繁，通过克利雅山口，经过于滇，北至麻扎塔格的路线，成为了主要路线之一。文章在已有的基础上，又对其走向、来往军旅、僧众事件进行了探讨，以交通路线的重要性，揭示了唐代吐蕃与于滇的密切关系。
三、总结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研究成果不断创新，但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第一，整体而言，表现出失重的迹象，多数研究集中在吐蕃和南诏的研究方面，吐蕃与蒙古、突厥等研究相对薄弱；第二，多数研究集中在使用汉文文献上，而对于藏文文献的使用则甚少，造成了史料的缺乏，论证不充足；第三，研究性专题著作出版甚少等等。为解决现有现有现状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在以后研究时应该在一下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应当对历史史料进行深入挖掘，将其综合利用，加大原始藏文文献与外文文献的使用，做到论证充实。
其次，在有限的史料基础上，借鉴二重证据法、统计法，等帮助研究者系统地、综合地进行研究。
再次，拓宽吐蕃民族关系研究领域，深化吐蕃民族关系研究的研究主题，拓宽研究思路。尽量避免文章论述的单一性和重复性，从而丰富研究内容。
最后，加强考古发面的发掘，学会运用考古史料来论证观点，避免论证史料单薄的弊端，才能突破现有的研究现状，丰富其学术研究。
以上仅是笔者的个人浅见，由于笔者学术和能力有限，错误和遗漏之处必不可免，不但之处敬请大家学者批评指正。
（作者单位：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
参考文献：
[1]恰白.次旦平措：《通史――松石宝串》，拉萨，社会科学院，中国杂志社，古籍出版社，1996年。
[2]王锺翰：《中国民族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
[3]王锺翰：《中国民族史概要》，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
[4]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拉萨，人民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