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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结号》: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回归与集体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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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集结号》46亿的票房证明主旋律电影是有市场的。谷子地身上所具有的执著、坚忍、责任和视死如归等精神气质在当代社会是稀缺的,这是集体主义导向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体现。它犹如一剂情感良药让人们在人情淡漠、情感匮乏、娱乐至死的后现代社会意识到兄弟情谊的价值、生命的可贵及荣誉超越一切的大爱精神,是社会集体的情感宣泄。

[关键词]集体主义;价值观;归属;情感宣泄

英雄是孤独的,所以谷子地注定是孤独而寂寞的,这个久经战场的热血男儿终其一生难以逾越战争的创伤。昔日的战友已化作铮铮白骨,白发将士空悲切。《集结号》不仅让观众直面惨烈的战争、淋漓的鲜血和壮烈的英雄主义,更是一次社会集体情感的洗礼。影片成功塑造了一位视兄弟情与荣誉胜于自己生命的连长谷子地在战争之后寻找部队为战友争取荣誉的故事。谷子地对战友和部队所持有的执著、坚忍、责任、视死如归等精神气质犹如一剂情感良药让人们在人情淡漠、情感匮乏、娱乐至死的后现代社会意识到兄弟情谊的价值、生命的可贵及荣誉超越一切的大爱精神。谷子地和他的战友是千万个牺牲在战场上普通军人的缩影,他们打动电影观众的不仅是角色所具有的独特魅力,更是在现代社会中日益没落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

谷子地:从朴实的个人英雄主义到集体主义

影片开始,谷子地因为文化水平不高,政治觉悟低,枪杀俘虏并抢夺他们的衣服而受到禁闭,这实际上是谷子地朴实的个人英雄主义作祟的结果。弗洛伊德指出“成人个性的绝大部分源于一种基本冲突,即个人满足自身生理需求的愿望与履行富有责任感的社会成员的职责必要性之间的冲突,是本我、自我、超我三个精神系统之间的冲突。”[1]在这里,谷子地的本我占据了上风,作为一个久经战场、多次立过战功的英雄,他的本我膨胀。这个兄弟之情至上的刚烈男人无法对指导员的死视而不见,同时他又羡慕敌军的衣服和装备,他的自我呈现出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他富有同情心,无视军纪,率性而为。

在禁闭之后,谷子地遇到了王金存。王也是个个人导向的浪漫主义者,他厌恶战争,一心只想回家与自己的媳妇团圆,也是被集体抛弃的特殊分子。然而就是在王金存身上谷子地强烈地感觉到亲情的珍贵以及生命的脆弱。王就像他的俘虏,俘虏也是中国人,就像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战争与流血无可避免,亲情却无法割裂。如果说在此之前谷子地只有打仗报仇出人头地的念头,而在禁闭之后潜藏于心中的超我被唤醒,它冲破了本我的享乐性和自大性,集中体现为东方的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

研究学者指出“价值观反映的是个体与群体、个体之间以及群体之间适当关系的看法。”东方文化强调集体主义、协作关系,将成就和荣誉归因于集体努力,拒绝偶像崇拜。正因为如此,作为战争的幸存者,谷子地对战死的弟兄充满了愧疚,荣誉是大家的,活着就意味着耻辱。在战争结束后,谷子地奔波于各个地方,从不放弃寻找自己的部队,当他绝望地得知无法为自己的兄弟证明烈士的身份后,他拼命挖煤窑,要把战士的尸体挖出来,为的就是要向世人证明他和他的兄弟曾经为了荣誉在这块土地留下了光荣和圣洁的鲜血,他们不是背叛的俘虏,不是无名的孩子,是为了祖国母亲和人民和平安宁生活甘愿牺牲一切的有血有肉的生命。

战争过去近60年,观影者无不动容,在城市的喧嚣和高科技当道的当代文明社会,西方文化思潮的入侵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迷恋物质,急功近利追求个人表现,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盛行。谷子地不顾险阻寻找的不仅是荣誉,更是当代社会所缺乏的献身精神、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无私精神和忘我为战友正名的他人导向的大爱精神。这正是影片令观众潸然泪下的致命一击。

集结号: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符号象征

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观点认为,符号不仅具有能指和所指,所有社会和文化现象都具有符号下的内在意义。[2]集结号看似是撤退的信号、是电影的主题,实际上是士兵对军队的承诺、责任与牺牲的象征。

在团长刘泽水对谷子地下命令的时候,他早就预知了谷子地和他的连队注定有去无回,因此,他反常地为谷子地准备了一桌酒菜、一条大黄龙香烟,对谷子地抢夺俘虏的衣服异常地宽容。谷子地庄重地重复着团长的命令“没有听到集结号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绝不撤退”。这是军人对命令的严格执行,是谷子地对团长的承诺。

然而,集结的号声从来也从未打算吹响过,谷子地坚守了对团长的承诺,却在期待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兄弟一个个倒下。当他在汶河沿岸寻找部队时得知自己的兄弟被认为是失踪而不是烈士时,强烈的使命感使他感到他有责任为这些死去的弟兄正名,他们是不应该被忘记的。这种责任感驱使着谷子地隐忍着种种嘲讽和不解,他宁可牺牲自己的尊严和生命也要为年轻的烈士讨回荣誉。集结号堵着他的耳朵,更堵着他的心。

从普世的价值观来看,谷子地和他的连队所体现的服从、和善、自制和责任是典型的限制性同一性的价值观,是集体导向的,这正是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核心。他对团长的承诺和对战友的责任,又使他超越了个人主义的爱恨情仇,抛弃了个人的小我,这种他人导向的无私无畏的价值观正反映了东方集体主义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社会观。

诚如冯导所说,集结号一开始就是悲剧性的,在战场上归家的路永远是艰辛的。只有那些坚持信念的人,才能够成功。当谜底被揭开时,任何一个观众都能体会到谷子地的心痛和无奈,当孙桂琴为他宣读那一纸薄薄的证明时他说“我要洗把脸。”这是对荣誉和生命的尊重,集结号声响起,一切尘埃落定。

九连:谷子地的精神家园与归属

心理学研究表明,每个人都害怕孤独和寂寞,希望自己归属于某一个或多个群体,从中得到温暖,获得帮助和爱,从而消除或减少孤独和寂寞感,获得安全感。影片中谷子地具有强烈的归属需要,九连就是他的家,部队就是他的根。

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看,在解决了生理和安全需要暂时安定下来,谷子地迫切地要满足他的社会归属需要。在战地医院里,被华野政工军官怀疑认定是俘虏要遣送回家时他临时冒充自己是炮兵得以留下,朝鲜战争之后他又四处打听自己的部队。这种强烈的归属感与东方集体主义导向所强调的亲社会家庭观念,视社会为个人的保障、参与社会顺应社会,互赖、互报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个人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整体的幸福是个人幸福的保证。传统的中国人是向心式个体,是社会导向的,是个体归属感特别强烈的族群。而这种归属感建立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儒家思想之上。当谷子地目睹姜茂财和吕宽沟为自己去前线阵地寻找敌军军官的手表而壮烈牺牲时,这种归属感已经彻底占据了他的整个灵魂,当挚友排长焦大鹏战死,“在他旁边给我留块地”他的心早已决定随他们而去。这种独特的归属感又迸发出强烈的责任感,面对已经死去的战友,谷子地坚定地要为他们还原“烈士”的身份。他原本还可以重新开始,他才37岁,他应该会有妻儿家庭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可是失去了兄弟就失去了家,他一无所有,他的心空了。他的寻找只是要证明自己的兄弟不是战场上的懦夫,不是无名的孩子吗?他实际上是在寻找一个家,那个他们曾经一起流血战斗的家,在那里47个兄弟在等他,那才是他的精神家园。影片结尾,谷子地和他的弟兄们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奖章,集结号吹响。“中原野战军独二师139团三营九连四十七名烈士之墓”的丰碑、鲜艳的五角星、沉默的号角在白雪皑皑的土地上显得异常的分明、炫目。当镜头跨过丰碑,观众仿佛再次看到谷子地和他的兄弟们整装出发赴战场的场景,谷子地检阅着他的连队,唯恐有一个兄弟落下,熊熊火光照亮了他那英武的脸庞。他的目光坚定诚挚,他是走在最后的一个,他要送他们回家,而他也要回家了。

《集结号》:电影观众“自我想象”的集体情感宣泄

谷子地是千万个战场中普通军人的一个缩影,也是深深浸染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普通老百姓。他出生于1916年,在战乱中成长,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经历沙场无数,深知战争的残酷和和平的不易。他无私、英勇、坚毅、珍视荣誉、一诺千金和“太认真”的个性打动了无数的电影观众,这正是当代社会所欠缺的。

拉康认为“自我”不是真实的,它不过是一个虚幻的“镜像”。镜像阶段如一出戏,它使主体为了实现被外在的空间所认同的目的,形成了从破碎的身体到对自身整体性幻想的转变。[3]电影是镜像中的世界,而每个人都会幻想“扮演他人的角色”,每个人都能意识到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的差距。当我们意识到这种悬殊的差距时,移情便产生了。我们移情于谷子地,看他在战场上拼杀、受委屈最终正名时,实际是在看那个“镜像自我”。 我们奔波于商场、工作,就犹如谷子地厮杀于战场,我们渴望成为英雄,能够被人景仰,然而事实上我们却经常像谷子地那样伤痕累累。于是在电影中我们像谷子地一样痛快淋漓地厮杀着,尽情地释放着,执著地寻找着。谷子地最终获得精神的解放和荣誉的回归,而观众也在电影中完成了自我想象和情感的大规模集体洗礼。

毋庸置疑,《集结号》是现实主义的,它没有花样帅哥美女,没有花前月下,没有情感纠葛,没有无厘头式的幽默。它真实地还原了战场中的人与人性,展示了60年前的年轻人所具备的隐忍、坚忍和执著,这正是当代社会80后、90后所缺失的。谷子地倔得有点傻,不帅又贫穷,他与当代社会的审美观格格不入。然而,46亿的票房表明观众呼唤谷子地,时代需要谷子地,在看腻了帅哥美女的童话故事之后,人们急切地期望更多像谷子地这样铁骨铮铮的男儿来带领我们完成民族复兴、祖国强大的梦想,带领我们回归社会,重塑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精神家园,这才是我们民族的根。

[参考文献]

[1]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 [ M].张堂会,编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135.

[2] 陈艳辉.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及符号的象征意义[J].作家,2009(08).

[3] 张一兵.拉康镜像理论的哲学本相[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0).

[作者简介] 刘燕(1979―),女,湖北枣阳人,浙江大学新闻学硕士,浙江传媒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电影与文化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