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视角下《次女》中女人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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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女》是青年作家迟凤忱2013年发表在《短篇小说》中的一篇作品。这个短篇采用了近于意识流的叙述形式。作者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视角，将现实生活与主观世界接驳、混杂在一起，带给人以独特的审美体验。小说讲述了一个农村青春萌动期的女孩挣脱拘囿的情感探索历程，透过小说浅层的表象，可以看到主人公的孤独、自卑与叛逆。但命运对于她来说，仍是一个坚不可摧的牢笼，三桃越是想要挣脱现实生活的压抑和孤独，现实越是要给她愈发冷酷的回绝。
一方面，通过对主人公爱情悲剧的刻画，可以看到作者内心深处对女性生命的关注与无奈；另一方面，作者通过这篇小说展现了渺小的个体与残酷现实之间的悬殊对比，也体现了欲望和环境对个体的决定性作用。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小说也具有浓郁的自然主义色彩。本文以自然主义文学写作角度，从遗传因素与环境双重挟裹下的女性、个体的反抗、逃避与自欺，以及肉体的与精神皈依，探讨了《次女》这篇小说的创作。
一、遗传因素与环境双重挟裹下的女性
从自然主义的文学观念出发，《次女》中女主人公三桃的爱情悲剧正是遗传因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两个因素的双重挟裹之下，渺小薄弱的个体难以挣脱和获得自主选择生命形式的机会。理查德・道金斯在他的《自私的基因中》阐述了男女在方在存在的先天差异性，如果将生物看成是受基因支配的奴隶，而基因的自私性便是最大可能地复制自己，此便是所有有性繁殖生物求生欲望与的根源。[1]而雌雄自身生育资源丰裕程度存在很大的生物学差异，基因为了保证有效地利用其宿主将自己复制和传递，必然会通过宿主的行为或思想来控制其对性的态度，因此，从基因角度看，男人对性的价值取向是积极猎取的，而女性则是保守和内敛的。
站在自然主义的角度，小说《次女》中的主人公三桃的宿命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来自于上代人遗传基因的决定主体行为内驱力，其二则是外在的社会物质和文化力量。它为个体生活提供空间，也客观上限制了其活动范围，并影响着主人公的精神世界。自然主义文学家通常将其描写为人对个体生物本能的依赖，如对性与爱、金钱与享受等无法阻止、不可压抑的欲望。这些外在因素在支配主体生命形态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次女》中，作者对主人公的家庭环境，即遗传基因颇有强调。小说一开始变交代了三桃的生物谱系：十八年零五个月零五天；不知道那个该叫爸爸的人是谁；母亲残疾有弱智，一条腿明显比另一条腿长了，脑袋也不灵便了，傻里吧叽地，见人就知道笑。这些自然特征都为三桃的最终结局埋下了伏笔。而外公在户口本上将外孙女写成自己的“次女”，使母女之间成了奇怪的姐妹关系。虽然在客观上是为了三桃的“名誉”考虑，使其能够“光明正大”地活在村子里，但实际上它也可以看做是对三桃爱情悲剧的隐喻。
可见，外公之所以将主人公取名为三桃，作者借三桃的心理活动隐约透露了寓意，作为智者形象出现的外公希望三桃不再走她母亲的老路，希望她逃出受女人自然对其自然本能的依赖。然而外公又将其在户口簿上登记为次女，这是作者在此为小说埋下的伏笔，促使读者通读全文去找到答案，事实上此处我们已可以隐约感觉到三桃那不可能逃出的宿命。如同自然主义代表作家左拉在他第一部小说的宣传语中写道：“我笔下的人物完全受他们神经和血液的支配，被剥夺了自由意志，他们的把他们推向一个又一个宿命的行动中去。”
二、反抗、逃避、自欺
在《次女》这篇小说中，三桃的欲望首先表现为对的热衷，这是一条明线；另一个则是逃出宿命的欲望这一条暗线。这两种欲望相互交织混合，推动着三桃朝着自己的宿命前行。
首先，我们从三桃的身世以及心理描写可知，她的生活环境是晦暗压抑的，在世俗环境中，一个残疾弱智的母亲以及父亲的缺位都会使她的生活蒙上自卑与孤独的阴影。从心理学角度看，压抑自卑的内心必定造成个体通过在两种行为中进行选择以期获得补偿，这两种行为便是通过向外的张扬和向内的退缩，小说的主人公三桃选择了前者。由于女人天生的感性以及生活环境和知识的限制（文中交代三桃只上了小学四年级），三桃不可能理解外公沉默在烟雾中的无奈，也无法理性地对待外界社会的歧视，她选择了一个正常的女人或孩子常会选择的叛逆行为来与压力抗争。初读小说时，我们会困惑于三桃为什么会选择与一个养蜂人发生，而她母亲则选择了柳编簸箕的走脚手艺人，其母亲的选择可能是出于生理和智力缺陷的无奈或是无知的选择，而三桃则是在叛逆与逃出宿命心理支配下刻意而为之的选择。外公将其在户口簿上注册为自己的“次女”，虽然避免了她上学时填写户口时的尴尬，但现实中，在一个小环境中，别人不可能不知道她的身世，正如三桃想的，“外公还是外公，妈还是妈，一点儿也改变不了事实。自己知道就是了，管别人怎么拿眼看你”。事实上她所说的“不在意”只是在一个孩子心理世界中对抗自我身份认知焦虑的对抗或逃避，以此便成为塑造她叛逆性格的根源。三桃的傻妈不知道管她，外公的话对其也产生不了多少作用，在她被孤独和自卑充满的身体中孕育了野野的反叛。她与放蜂人的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向现实宣泄的出口。
从三桃的内心活动可以看出，她对逃出世俗压抑的渴望，“在我打算写这篇小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常常一个人琢磨我妈的名字：二桃还是二逃？……或者说外婆终于逃出了折磨和疼痛；或者说我妈终于连滚带爬逃出外婆肚子的囚禁，才拥有在这个世界活着的权利。往前想想，人这辈子不就是一直在逃么。从早晨开始往黄昏里往梦里逃，从一件事逃进另一件事里。一箪食一瓢饮，何苦追根究底……别人不给你说，只有自己去找”。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三桃不可能选择一条与本村人结婚生子的世俗之路，而在封闭的山村中，追随一个放蜂人便是他可以抓住的最大的一根出逃的稻草。
三、女人的与精神皈依
小说对三桃与放蜂人时的心理描写占据了较大篇幅，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小说中的男人与女人对待的差别，三桃在与放蜂人的幽会已经由最初的叛逆与逃避心理演变为在的驱策下难以遏制的原始生命的冲动，她每天幽灵一样往返于放蜂人的帐篷与家之间，淹没在无节制的欢愉中难以自拔，当然，这与爱情无关。与之相比，从小说中描写的放蜂男人的起居生活与表现，则可以确定无疑他看似漂泊的生活是世俗的，处理是老练和游刃有余的。如果自然主义作家西奥多・德莱塞所说的“所有个人的行为都是对一系列内在冲动与外在诱惑的直接反应，因此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深思慎行并进行选择”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女人则比男人更接近自然，如谢林・奥特尼在他的著作《女性之于男性犹如自然之于文化吗？》一书中论述提出的观点，如果认为人类创造的文化具有高于自然的属性，那么女人便处于男人居于核心地位的文化与不受控制的自然的中间地位，即与男人相比，女人则更接近自然。
然而，三桃同样苦苦地在贪欲与罪恶感间来回挣扎。她热烈地渴望着通过来体会自我，逃脱宿命。但在理性重新恢复后，“经过外公墓地的时候，我没敢停留，却是加快了步子。我是怕被外公发现带在我身上的他的男人的体味”。不管面对与男人巨大而神秘的时如何放纵自己，男人无意播下种子只能由女人的身体来孕育，要为之付出血的甚至一生的代价。如果除去法律与文化伦理因素，男人不需要为后代承担任何的费用，这便是女人对于的原始罪恶感的生物学根源，三桃也同样受之困扰并伴之隐约的世俗压力，虽然这种焦虑造成的神秘感也是形成她强大的性感知的动力。
小说最后通过放蜂人的逃跑和孩子的降生事件实现了主人公三桃这个女人的内心成长与精神皈依，小说中的“我”对母性这一概念的最初认知是模糊的，然而她的叛逆行为必须以男人为依托，这使她一直陷入一种自己并不清楚的非独立人格中，而男人叛逃后，作者通过三桃的行为道出了她自我认知并获得独立意义与价值的过程。孩子的出生也使三桃在中涅，在向母性皈依的过程使个人心理得到了圣化。
综上所述，虽然小说字里行间展现了主人公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主体意识。但其选择挣脱生活束缚的方式反而是将所有赌注倾注于一个陌生男人身上。所导致的理性的彻底失控以及其所处的封闭、世俗的环境决定了她必然走向轮回的老路。
[参考文献]
[1] [英]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M].卢允中，张岱云，陈复加，罗小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2] R.Rufether，萌萌.女人，身体与自然：性别歧视及创造神学[J].外国文学研究，1995（03）.
[3] 柳鸣九.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4] [美]埃默里・埃利奥特.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