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木盒》:文化身份的断裂与重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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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洪波于2013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红木盒》是作者又一篇以乡土小人物为主人公的作品。小说讲述了一位农民不顾一切跻身于大城市，却最终落得悲剧收场的故事。农民游本发在父母相继过世后，放弃了自家的田地和宅子，走出生养其多年的乡土。在对大城市生活的无限憧憬中，投入了完全陌生的生活激流。在城市混迹多年，游本发不但没有发大财，也没能混上一个城市人的身份。更可悲的是，自己一家三口都患上了艾滋病。失败的游本发最终认识到“原来城里不是咱‘赖’的地方”，于是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自己从前的家――金塘村。夫妻两人选择了自杀，留下也即将不久于世的患儿游城。

小说着眼于现代城市物质文明对传统乡土世界道德、秩序与亲情关系的深刻影响。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巨大落差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希望通过走进城市来改变几代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但要承受城市的疏离、歧视和城市人身份的不被认可，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从前的乡土文化环境。因此，文化身份的重构和文化认同性的建立成为除生存外摆在这些普通人面前的另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很显然，游本发是一个失败的典型。由其悲剧命运所牵扯出的这一社会问题具有整体性和普遍性意义。本文从文化身份的断裂与重拾的艰难两方面探讨了游本发所代表的那些出身于乡土、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小人物以及在文化身份上的认同困境。

一、文化身份的断裂

游本发自撂下锄头决心进城的那一天，便放弃了自己的农民身份。但在城市谋生多年的他，却并没有建立起自己新的身份认同。因此，主人公的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断裂上。旧的身份支离破碎，新的认同却无从构建，使主人公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并导致了其最后的命运悲剧。

一方面，他强行剥去了自己的农民身份。而这一过程恰恰是通过他与金塘村村民之间关系的解体实现的。游本发只因能在城市里混口饭吃，便自以为活得比村里人要高贵。他“回来一次就端一次架子，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真正成了城里的人了，村里人连他个烟屁股也吸不到嘴里”。在带回一个漂亮媳妇后，游本发更是不可一世。“架子大得认不得邻舍、族家亲戚，就连他爹娘老子的坟也不知埋在哪块荒地了。”游本发在这种虚假的自我陶醉中彻底忘了自己的根和本。这种通过对他人的蔑视来抬高自己身份的做法引起了村人的强烈反感。实际上，村人的眼睛也是雪亮的，游本发的架子不能当钱用，他既没能力盖新房，也没让村人沾得一点好处，实际上证明了他在城里生活的失败。“这就显得他游本发更不是什么‘好鸟儿’，还装模作样。”游本发的自欺欺人和对村人的蔑视也导致了村人对他的排斥和疏离。这样，主人公从前的社会身份便在这种双向作用下逐渐解体了。这为游本发结局的众叛亲离埋下了伏笔。

另一方面，游本发虽然在大城市生活了很久，但他却始终被排斥在城市生活之外。主流生活对他的否定不仅源于城市所固有的优越感和偏见，也源于游本发自身的选择。经济的发达带来了人们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农村社会虽然相对闭塞，处于商品经济的边缘地带，但却并非与城市完全的隔绝。物质的富足和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对普通农民来说都充满巨大的吸引力。因此，像游本发一样的普通农民在进入大城市后所要面临的两个最大的问题便是生存和新的文化身份的构建。这是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城里人”的两个硬性条件。前者解决眼前问题，后者具有更深远的意义。而文中也提到，“这些年金塘村的人撂下耧耙锄头，撂下爹娘老子、女人孩子往城跑，去城里讨生活谋出路，多得去了，有的人还真的就成了城里人，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可见，游本发始终未被城市接纳与其自身有着很大关系。游本发在村子里一向被村民们称为不是什么“好鸟儿”。不安于现状是游本发骨子里与生俱来的性格。正因为如此，他才第一个撂下锄头，撇开从前的社会身份，只身跑到大城市去闯荡。同时，不是个“好鸟儿”也蕴涵着对主人公的另一定性，即不务正业。游本发在城市混迹了多年，没有混出什么名堂，一直活在城市的最底层和边缘地带。这与他性格中的不安分和不务正业是密切相关的。在选择生存方式上，他不走正途，而是希望靠“走偏门”来实现其城市人的身份，也就为第二个关键问题的解决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不靠诚实劳动的游本发在城市中没法堂堂正正的做人，更不可能获得个人价值上的承认。因此，撇开社会环境的因素，游本发在城市没能实现文化身份的重塑，与其自身的劣根性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有着根本上的联系。

在小说中，作者通过两个情节揭示了主人公文化身份断裂的情况下的自欺欺人和委曲求全的破产。一是游本发给孩子取名字。“给孩子起个名，起个城里人的名字吧，再也不起乡下人‘狗’ 呀‘尿’呀的俗气名字了，就叫孩子赖城，游赖城这名字好，咱就赖在城里不走了。”可见，在游本发的眼里，不管孩子将来生养成什么样，只要起个城市名字，能在城市里呆着就算是成功了。这揭示了人物的愚昧和追求尊严反而没有尊严的可怜与可笑。二是突如其来的病患。病患彻底粉碎了游本发的城市梦。医院的化验单犹如冷酷的驱逐令。游本发在城里再也混不下去了。冰冷的现实终于使主人公认识到，“原来城里不是咱‘赖’的地方”。然而这个认识似乎来得太晚了。

二、文化身份的重拾

小说中，游本发在大城市住了有些年头，但却始终没能得到一个名至实归的城里人身份。究其原因是复杂的。对于游本发这样的小人物来说，实现文化身份的重建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它要求主体的积极介入，并对自身和客观世界都有一个清醒、实际的认识。因为个体自我意识的确立、形成和发展与文化认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个体自我意识的确立是文化认同的前提。[1]

首先，城市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一方面，城市培养了个体的现代性品格。游本发虽然一心跻身于大城市，希望甩掉自己“俗气”的乡下人身份。但他实际上并没有从旧的观念中脱胎换骨，也不具备现代人的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游本发没有知识和专业技能，也不愿通过正常渠道去获取物质财富，反而是具有较强的“特殊感意识”[2]。他回到村子后，以城里人自居，在村民面前装腔作势的显摆，处处认为高人一等。这正是陈腐观念的典型特征；另一方面，城市也形成了以消费为核心的生活方式。游本发通过“赖”在城里，做着“见不得光的买卖”，且又只能获得有限的物质基础，也根本无法融入以消费文化为核心的城市文明。可见，游本发虽然有勇气第一个走出金塘村，却是一个不走正道的先行者。从他身上看到了传统陈腐观念在人身上的根深蒂固，也同时揭示了大城市里的道德堕落对个体的熏染。从中读者会发现，人不会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而在其精神领域迅速产生与环境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清醒地认识自身和客观世界是个体重拾文化身份的前提条件。

其次，在小说中，游本发意外染上病患，实际上这病患具有必然性。疾病在这里被作者赋予了浓郁的象征性内涵。它深刻揭示了主体文化身份构建的失败和重拾文化身份的无望。对于游本发来说，只有自己被逼上了绝路的时候，才对现实和自身有了一定的认识。“原来城里不是咱‘赖’的地方。”然而，此时的主人公已经把自己从前的社会关系消解殆尽。虽然回到了家乡，但在精神上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处了。在小说的后半段，作者展现了游本发的反思，同时也反映了人物仍然被陈腐意识所控制的复杂的精神状态。当游本发回到自己从前的家，看到住在隔壁曾经去城里投奔他的堂哥时，“才觉得有必要找他堂哥谈一下，以前真的都是他的不对，没把亲情当作回事”，当堂哥说他不切实际时，游本发却“苦笑了一下，心想就这我也比你强”。从这两个细节上看，主人公仍然难以从身份的误区中自我拯救。对亲情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堂哥游该发对于他的“用处”，即照顾年幼的游城。而对于乡土社会的百姓，游本发仍是带有偏见和鄙视的。游本发来自于乡土，却对生长于其中的他人抱有歧视，实际上也是对自我的否定。在《红木盒》中，这是游本发至死仍然没有超越的问题。

最后，被城市彻底抛弃的主人公游本发回到金塘村的家，能看出他在内心深处还是抱有落叶归根的想法。“是都得死，死也得死在咱们金塘村，我还想让儿子游城在金塘村多活二年。”乡土在他眼里即使再俗气和落后，也能容给他一块葬身之地。这展现了游本发从对乡土的一味排斥到逐渐认同、回归乡土，并重拾其文化身份的渴望。

综上所述，游本发的悲剧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也同时与自身选择有重要的联系。在现代社会中，城市文明对乡土社会有着越来越多的吸引力。然而，在个体环境从乡村转变为城市的过程中，不但生存是现实问题，个体文化身份的断裂和重塑对个体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

[参考文献]

[1] 焦丽萍.个体自我意识与文化认同[J].理论学刊，2008（08）.

[2] 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