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调酒师:暗夜里的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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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去苏黎世的那间酒吧，我便看到吧台里那个短发的亚洲女孩Emma，帅气十足地摇着调酒器，她含笑的眼神，从容的举止，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中。听人介绍，她是这间酒吧第一位女调酒师，是马来西亚华人，卢赛恩一家酒店学校的大三学生。后来认识她的朋友都说，她十分聪明伶俐，深讨苏黎世很多酒吧大老板的欢喜。那时候，我悄悄对自己说，我也要像她那样，闯出一番天地。那年我18岁，在瑞士读大学。

学校里，有专业的调酒课程可以兼修，而Wine science也是作为欧洲调酒师必修的课程之一，于是，我便选修了调酒和Wine science，希望自己能够修成正果。

2000年的夏天，和男朋友在苏黎世逛街，看到影院里新上映的一部美国电影《Coyote Ugly》，我便忍不住硬拉着男朋友去看。电影中的吧台女孩刺激的生活，燃起了我的热情，于是，不久，我便辞去了酒店贵宾区工作，在银行街的街角酒吧找了一份工作。这里，是那个短发女孩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也许是缘，我真的站在她当初调酒的地方。这里的周末是热闹的，客人也不像酒店中的那般死板，而更多的是真正酒吧该有的喧闹和欢笑。酒吧的老板是老牌的调酒高手，虽然不会玩花式，调出的酒却一定是每个客人中意的。他并不完全按照传统的酒单，自己对很多传统的鸡尾酒进行了不断的创新，在他的手下工作，我慢慢学会了人性化地调制鸡尾酒，在不断地改进中，我慢慢成为了酒吧的主角，许多客人匆忙地工作了一天都回来酒吧落足，喝一杯酒，和我聊聊天，然后尽兴地离去。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不同的人物，有南斯拉夫和俄罗斯的黑手党(他们是常客，每次来都是五六个人，会在酒吧角落的沙发坐，要一些比较平常的鸡尾酒，然后，便不要服务生在周围)，中东石油公司的商人，有瑞士几大银行的上层管理金领(银行家周末过来喝酒特地带巧克力,包装好的，送给我，然后会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一晚上，直到喝醉，然后安静地说句再见回家)，有欧洲各国驻瑞士的商，苏黎世的议员，还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市民。我不由自主会记住每个常来的客人的身份，他们喜好的酒和他们的喜乐哀愁。偶尔会给他们献宝般的做些适合他们口味的鸡尾酒给他们尝试。老板对我也是十分满意的，很快，我便有了10点以后可以随意喝Liquor的特权。老板说，好的调酒师首先要对酒有品味，却不能是酒鬼。其实，现在我想想，也许，做好的调酒师离做酒鬼不过就是一步之遥了。我身边那个朋友不知道我的酒量和酒度啊。不过，在这家酒吧工作的日子，让我学会了待人处世的很多道理，正如调酒师调出的酒，不仅仅是好看，更重要的是要融入生活。

很多调酒师调的酒仅仅是好看，你看到的是漂亮的照片或者是在面前颜色鲜艳的酒，但是，有时候却不好喝，不是太甜，就是太酸，就像人生，其实平平淡淡才是真。

所以，调酒到最后，更喜欢做出的颜色是那种柔和的，而不是鲜艳的，是有品位的人调制的，而不是简简单单的酒单中的文字的实践。

比如说，Sex on the beach，我就会因为点的人不同，而把各种酒的分量调整的颜色也各不相同，都是粉色，却深浅各一，口味也不完全一样，完全是要抓住客人的个性和心理的。

热恋中的年轻人，可以多加入红Vodka，使颜色更热烈，喜欢甜的女孩，可以换橙汁为菠萝汁。

年龄稍大些的女士，可以多加些Peach liquor来增加香味。因为年龄大些的女人，比较怀旧，Peach liquor在酒中的特殊香味，在嗅觉上可以给她们一种怀旧的感觉，淡淡的，却悠远，仿佛是记忆深处热恋的味道。而且，这样也可以使其中基酒Vodka的味道淡一些。Peach liquor就是peach，桃子味道啊。

2001年假期，和几个瑞士朋友一起去墨西哥，在Cancun的海滩上，我和当地热情的墨西哥人以及各地的游客彻夜狂欢，喝着最纯正的墨西哥龙舌兰，像真正的墨西哥人一样，吞掉龙舌兰中的那条虫子。在墨西哥的几个星期，我向古巴的酒保讨教，学了些南美当地鸡尾酒的调制方法，我深深地被中南美洲拉丁人的热情感染，希望未来的某一天，我会在南美的某个海滩，拥有一间自己的小酒吧，充斥着来此世界各地的客人，大家夜夜狂欢至天明。

Club中，调酒师不仅要调酒动作快，而且要帅，所以会花式成为必然。也许因为我手小，扔瓶子转瓶子永远不会是我的强项。记得有一次，我差点没有接住扔在空中的瓶子，吓出一身冷汗，半分钟没有安定被过度惊吓的心脏。还有一次，用Boston shaker 摇酒，扔在空中，Shaker 因为没有盖紧，散了开来，调的酒和没有摇碎的冰块，噼里啪啦的像下冰雹一样砸下来，幸好周围的人都在Club强劲的音乐中陶醉，没有几个注意到我的失手，不过，当时我便有种挖个地洞钻进去的冲动。我自创了一个Shot叫做Blue Killa，是点了火，然后将手扣在杯口然后摇匀的酒。很多年轻人尝试以后，非常喜欢，有时候，我一晚上便要连续做这个超高难度的Shot，常常因为手心的位置没有压准，而被烫伤，手心上常常会留下一个圆圆的杯口烫痕。

酒吧的喧闹，隆隆的音乐，不知不觉地就陪伴我读完了最后的一个学位。一份稳定的大公司国际市场部市场分析员的工作取代了我黑夜精灵的调酒师的快乐。当我向做了几年的几家酒吧和Club 辞工的时候，记得在银行街的酒吧的一对法国老夫妇专门当晚过去要我为他们最后一次开他们深爱的法国白葡萄酒。“她是你这里最棒的。”那个法国老头对我的老板说。“祝你好运！”他握着我的手，他的老伴递给我100块瑞士法郎的小费，“谢谢你最后一次为我们调酒。”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