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在国外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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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外国人对中国文学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能来三五十人听讲（其中多半还是自己的同胞），已经很不错了，有时候来上三五个人，如果你还想拿出事先写好的讲稿读一遍，那离精神病就不远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进饭馆，吃着喝着，该说点什么就说点什么。二是中国作家中，就我所熟悉的范围内，给他一个题目立即就能出口成章、言之成理的很少，多半是满嘴拌蒜，把那些说了多少遍的陈词滥调再重复一遍而已。真正的演讲，绝对不能捧着稿子念，应该像列宁那样，把双手解放出来，把头抬起来，用眼睛和丰富的表情与听众进行交流。要挥手，叉腰，身体往前探出去，然后再仰起来;要不时地在台上走动，仿佛在表演，但又没有半点表演的痕迹;要让你的语言像水一样流出来，像火焰一样喷出来，而不是像牙膏一样被挤出来。不能有病句，不能唆，更不能为了哗众取宠而胡言乱语。要让你语言的内在逻辑的力量像万能的触角把听众牢牢地钳住，又不陷入空洞的形式。
但世界上只有一个列宁，他生了一个硕大的脑袋，脑浆也比常人重几十克。他有钢铁般的意志、惊人的记忆力、渊博的学识和严密的逻辑。他往台子上一站，听众（也是观众）立即就被催眠。列宁，请想想他副那模样吧，那是真正的奇人异相，是真正的天才。想学他？怎么可能？公鸡想学老鹰，尽管也能勉强飞起来，但翅膀单薄，屁股下沉，那个狼狈劲儿，还不如说是挣扎。我辈在国外的所谓演讲，就像公鸡学飞，飞起来也是一景，但实在是惨不忍睹。
我从小就对口才好的人十分敬佩。我觉得，能够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的人都是大人物，或是未来的大人物。可惜在作家队伍里很少见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是当官去了。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当官的口才也实在是一般，他们讲的话都是一个调调，毫无幽默感，更没有个人的语言风格。语言流畅不是我心目中的好口才，更不是演说家必备的素质。真正的演讲，每次都是创造，每次都不重复，每次都能说出自己的话，而不是背诵别人的话或是把别人的话改头换面。只能这样说：真正的演说家是天才，而天才不可多得，据说五百年才出一个。让我们等候着大演说家的诞生，也许等得到，多半是等不到。
还是回到“国外演说”这个话题上来，用自己宽容自己的态度。既然受邀出去，总是要说点什么。既然没有即兴演讲的才能，事先写好稿子，出去照着念念，也是可以被原谅的，总比装哑巴好。有人说作家出去是代表国家说话，那是瞎扯，那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当然有人要这样想也不是不可以。十几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刚加入了省作家协会，心中兴奋，坐在火车上，将作协会员证摆在小桌子上。夏天，他开着窗，一阵风来，把那东西刮出去了。他急了，想跳窗，被大家拉住。我的朋友“哇哇”地哭起来。“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引得众人前来观看，还以为他的钱包被刮出去了。后来有人说：“别哭了，回去补一个不就行了。”我的朋友说：“回去当然可以补一个，但这次人家怎么知道我是一个作家呢？”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撇着嘴说：“年轻人，别哭。当年托尔斯泰把作协会员证丢了，就在胸前写上‘我是作家’四个大字，你也可以照办。”我明显听出来老太太的讥讽之意，从此出门再也不带作协会员证。这个老太太给我上了一课，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所以我知道了，有的作家出国可以代表祖国，但我只能代表自己，有时候连自己也代表不了。因为我的话需要被翻译给听众，翻译能否把我的话翻译得符合我的本意，只有天知道。既然是在国外说话，适度地自我吹嘘也是可以被理解的，因为国外的作家都有这嗜好。所以我“演讲”里的有些话，大家也不必当真。
原载《会唱歌的墙》
张方祥 荐
推 荐 者 说
莫言在自嘲中的讽刺让人忍俊不禁，我们与作者一起恍然醒悟到装腔作势的时尚原来在我们周围，包括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是那么地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