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采访都是一个在人生经验上“偷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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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10月刊封面人物刘震云先生时，他的一个观点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一个作者，他首先得喜欢生活。比如他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就是坐在街边，几个小时不动，在那儿看人来人往。他见到修鞋的老大爷，买菜的大姐，就兴奋地往那儿一坐，跟人聊。他反感为了从生活中得到故事而体验生活的功利心。

刚做记者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功利心。采访时心里只想着故事，采访对象不过是挖掘故事素材的矿。但后来这样的心态逐渐转变了。得到故事，完成工作，当然是职责所在。但我逐渐发现，对个体来说，记者这一职业在故事之外的意义也许更重要。记者不是裁判，更不是上帝，我们每个人都要过属于自己的生活，走自己的人生之路。那么，每一次采访，其实都是一个在人生经验上“偷师”的过程。

具体到这次刘震云的采访。他是一个典型的外圆内方的人。他的内核当然是一个出色的严肃文学作家，但他用一个圆滑的壳把有棱角的核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了。他对我的最大启发是，一个“内方”的人与外界相处的智慧。或者换一个更直接的说法，一个理想主义者如何在现实世界落地？理想、情怀、自由、有趣、酷等等概念在文艺青年们的小清新式追求中成了一锅炖的简化概念。其实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该问一下：有趣究竟是什么？酷真的重要吗？如何实现理想？自由如何追求？

在我眼里，刘震云是真正有趣的人，他的有趣不在他所言的浅层的逗人一笑，而是他在一副幽默的面具下却藏着严肃的、孤独的灵魂。一个和你说相声的人其实是个书房里的老夫子，这多么有趣。

他酷吗？他一点也不酷。借用他的说法，酷也是浅层的，它只是一种范儿。这个时代的急功近利的表现之一即是对范儿的追捧。实质没人在意，有最表层的就够了。但刘震云要的当然不是这些。

他是一个相信笨功夫，也肯下笨功夫的人。他在时代面前有着属于他的自信。我问他对如今文学的衰落怎么看。他非常自信而骄傲地说，文学的衰落不存在―他的《一句顶一万句》卖了180万册。他相信，只要你写得足够好，在任何时代都可以出来，当然也包括所谓文学衰落的当下。他很少谈论书。问他为什么，他说喜欢谈论书的都是读书少的人。这位有着惊人阅读量的作家选择闭口不谈。

还有，自由如何追求？追求自由就是轻率地拒绝眼前的一切束缚吗？未必。刘震云在2003年前后辞职成为职业作家之前，从未换过工作。在他有能力靠版税养家之前，他也从未想过撂挑子不干去做他的职业作家，他首先想的是，“你用这个工资，你要养家糊口。”我问刘震云喜欢《农民日报》的工作吗，他的回答是：“我觉得可以啊，而且我在《农民日报》还当了编委呢。”刘震云让我意识到，有时候，对某些束缚的接纳与和解，也许反而是实现自由的捷径―追求自由也不应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

最后再说两个采访中触动我的小细节。刘震云的姥姥是对他影响最深的亲人。她对外孙媳妇儿郭建梅说：“闺女啊，我跟你说，做人啊、办事啊，咱们不占人家的便宜。如果有个岗的话，你叫人家站上，咱站到地下，不吃亏，我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郭建梅用河南话重复给我听的时候，我想，这就是刘震云所说的见识吧。另一个细节是，郭建梅讲到刘震云对她公益律师工作的支持。刘震云说：“如果你要真的有事儿的话，那我一定会站出来……我不管它什么什么，我就会全力地支持你。”也就是说，在关键的时刻，他会毫不犹豫地从他精心包裹的壳里跳出来。

我开始相信，任何一次采访，只要对自己的人生有所启发和触动，其实都是值得的。对一个传媒从业者来说，写出一个精彩的故事―也重要，但至少，它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唯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