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图书馆馆藏《孟子》类善本书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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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京图书馆馆藏《孟子》类善本书较为丰富，今择出五部在经学史上具有影响力的大家之作，即汉赵岐《孟子赵氏注》、宋张九成《张状元孟子传》、宋朱熹《国朝诸老先生孟子精义》《孟子集注》与清焦循《孟子正义》，逐一为之解题，五部版本各具特色，亦为南图善本中之珍品。

关键词 孟子 善本 古籍

分类号 G256

Abstract The ancient Chinese rare books about The Mencius collected in Nanjing Library are abundant. This paper selects five books that have influenced on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 classics， which are Mencius Zhao Shi Zhu by Zhao Qi in the Han Dynasty， Zhang Zhuang Yuan Mencius Zhuan by Zhang Jiucheng in the Song Dynasty， Guo Chao Zhu Lao Xian Sheng Mencius Jing Yi and Mencius Ji Zhu by Zhu Xi in the Song Dynasty， Mencius Zheng Yi by Jiao Xun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introduces them one by one. Each book’s version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lso they are the rarest treasures in Nanjing Library.

Keywords Mencius. Rare book. Ancient Chinese book.

《孟子》是中国儒家学说的经典文献，东汉时开始有注释之书，宋代以前，《孟子》一直列在子部儒家，被认为是经书的辅翼。北宋末年，徽宗将《孟子》补刻入石经，此为入经之始。南宋时，理学家朱熹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作《四书集注》，大力推崇孟子，《孟子》一书在经部的地位从此确立，儒家之《十三经》正式形成。此后学者对其注疏推阐日趋繁多，也日趋精深。由于朱熹的引领，宋元之际对孟子的研究着重于性理的解说和推衍，一直影响到明代，明后期考据之风渐起，至清乾嘉间达到顶峰，相关的考证校订便成为这个时期研究的重点。今南京图书馆举办读书节以《孟子》为专题，笔者在馆藏《孟子》类文献中选出五部善本书作为推荐，拟从版本的角度解读《孟子》，感知儒学。五部分别是：汉赵岐《孟子赵氏注》、宋张九成《张状元孟子传》、宋朱熹《国朝诸老先生孟子精义》与《孟子集注》、清焦循《孟子正义》。这五部书不仅是经学史上具影响力的大家之作，也是南图馆藏善本中的珍品。版本各有其独特之处，或为校订精善之传世祖本，或为宋代讲堂之范本，或为考据家之心血手稿，由于其中三部为抄稿本，有些资料为首次披露，以下便逐一为之解题。

1 孟子赵氏注十四卷，汉赵岐撰，音义二卷，宋孙]撰，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韩岱云等刻本（卷一至七），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孔继涵微波榭刻本（卷八至十四及音义），清卢文校并题识、清丁丙跋

赵岐（？―201年），字卿，初名嘉，字台卿，因逃亡避难改名。东汉末年名臣，官至太常，一生起伏跌宕，颇具传奇色彩，《孟子》注就是他在困顿颠沛中写就的，《后汉书》有传。《孟子赵氏注》在文献中又称为《孟子章句》，此书前有《孟子题辞》一篇，讲述孟子生平经历、著书旨趣以及为之作注由来等等，正文分《孟子》七篇各为章句上下，即十四卷，每卷依段落划分章节，注释词义并逐句串讲，各章之末还拟括大意称为“章旨”。赵注释文通达易晓，是在宋代朱熹《孟子集注》之前流传最广的一部汉注，也是今传唯一一部完整的汉注，其所传《孟子》本文及分章结构都为后世所宗，在《孟子》诠释史上有着开创性的地位。

赵注版本以宋刻为源头，明清以后传刻众多，但基本上可归为两个系统： 一是经注本系统，即带有《孟子》经文的赵岐注本；二是与伪孙]疏结合的注疏本系统，其书又称《孟子正义》或《孟子注疏解经》，为南宋邵武一士人窜改孙]《孟子音义》为疏的托名之作[1]。经注本历来被认为最接近于赵注原貌，但也多有讹舛阙逸，如“章旨”的散佚。明清二代，考据家对经注本作了大量的考校工作，衍生出数种名家校本。阮元在《十三经注疏》之“孟子注疏校勘记序”中就自宋至清的经注善本源流作了一个总结，称“吴中旧有北宋蜀大字本、宋刘氏丹桂堂巾箱本、相州岳氏本、盱郡重刊廖莹中世彩堂本，皆经注善本也。赖吴宽、毛、何焯、何煌、朱奂、余萧客先后传校，迄休宁戴震授曲阜孔继涵、安邱韩岱云锓版，于是经注讹可正，阙可补。”即指经注本系统经过了二百余年几代人的连续校正，最后毕其功于戴震，校正之余，在原宋刻经注本中已经缺失的章旨、篇叙也得以重新恢复。乾隆三十八年（1773），为戴震姻亲的曲阜孔继涵先得到戴震校本刻印行世，但不知因何流传不广，八年之后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安邱韩岱云又一次刊刻，二本后都附有孙]的《孟子音义》，以与伪孙]疏相区别。孔继涵本卷末录有戴震跋文，其中感叹称“台卿之学，残失之余，合之复完”。今阮元序中所提到的明清两代的校本大多已经佚亡，几代考据家的成果依赖于孔韩二本得以保存，故从文字内容角度上讲，孔韩二本无疑是现存赵注本中最好的版本。南图所藏此部更有奇巧，一至七卷为韩刻，八至十四卷及孙]《音义》为孔刻，其中孔刻部分又再经卢文手校，卢文与戴震为同时代考据大家，卷八卷端有“卢文”“弓父手校”二印，卷末有“乾隆癸卯（1783）二月二十四日卢弓父阅”朱笔小字一行，八至十四卷中有其朱笔校字。此书原藏丁丙善本书室，卷前有丁丙跋文，称此本“善而又善”。孔韩二刻虽多见于世，但如此配本，集二刻一校于一部之中，序跋俱全，又平添许多收藏价值，若非天意凑巧，也是收藏家独具慧眼。

2 张状元孟子传二十九卷，宋张九成撰，清乾隆翰林院抄本（四库底本）清丁丙跋

张九成（1092―1159），字子韶，号无垢居士，两宋间人，高宗朝状元，理学家杨时弟子。曾任著作郎、权刑部侍郎等职，后弃官讲学，创立横浦学派。此书是张九成针对当时疑孟思潮泛滥所作。每一章作通解一篇，止于《告子》。《四库提要》称之“曲折纵横，全如论体。又辨治法者多，辨心法者少，故其言亦切近事理，无由旁涉于空寂。在九成诸著作中，此为最醇。”

张九成关于《孟子》的著述在宋元间的《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附志》《宋史艺文志》等目录中收有三种，即《孟子解》《孟子说》和《孟子拾遗》，并无《孟子传》之名。清初藏家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季振宜《延令宋版书目》中曾收有《孟子解》一书，但同时代朱彝尊《经义考》中称未见，可见当时已流传极少，今与《孟子说》都已佚亡。《孟子传》在清中期藏家目录中著录有一部宋本（今已不存），其卷端下题为“题皇朝太师崇国文忠公临安府盐官张九成子韶”，避讳至光宗朝“敦”字，张九成去世在高宗朝，理宗宝庆间始追赠太师，封崇国公，谥文忠，理宗在光宗之后，而此书不避理宗讳，可见南宋末期书坊避讳多疏率不严，故此书在宝庆之后至宋亡之前刊刻均有可能，这或许也是造成宋代书目未收的原因。此宋本乾隆时期曾藏于南浔刘桐处，钱大昕《竹汀先生日记》有载，称缺末篇《尽心》，为二十九卷，后为汪士钟、潘祖荫相继递藏，《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及《滂喜斋藏书记》均有著录，民国时张九成后人，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将之影入《四部丛刊》第三编中。在《四库全书》修书时，此宋本并未得到进呈，据当时所编《浙江窦遗总录》著录，此书有“常熟毛氏汲古阁影宋写本”一部，然而《四库提要》却注明所据底本来自内府藏本，查《天禄琳琅书目》，确实收有一部琴川毛氏抄《张状元孟子传》。且不论其来源差别，四库本应当是出自这部毛抄。

南图所藏这部翰林院抄本，首页中间钤“翰林院典^厅关防”满汉文大印，除第一、二页为后补无格纸外，皆为红丝栏本，半页九行，行二十一字，四周双边，单鱼尾。栏框色泽与通常所见翰林院八行抄本相类，但版心无“钦定四库全书”字样。全书六册，抄写有多人字迹，计有一百余处校改或供审阅者参考的校改意见，意见大都由誊录者写成浮签贴于相应处的天头并签名，如“誊录戈廷楠”“誊录梅德”“分校王”等。而此抄本留有空白并注明原本缺失之处与《天禄琳琅书目》所记毛抄本缺失处一一相符，故此抄本无疑是由四库馆臣从这部毛氏抄本过录而成。再对照四库文渊阁写本，馆臣在翰林院抄本上直接改动之处，大都是过录毛本时产生的误抄和漏字等，阁本用改动之文，而校改意见多为针对原毛抄本或作者的讹误，阁本仅对有确凿依据者方衲墒褂茫可见馆臣对古书原文的改动十分谨慎。例如卷八第九页浮签题“‘是蔡之围为当也’句，似脱一‘陈’字，请参。”这条未被衲桑而卷七第十八页浮签题：“‘夫伯夷下惠’（句），‘柳下’食邑，谥曰‘惠’，今注中俱作‘下惠’似觉割裂应改”。这条校者认为张九成将柳下惠之名简称下惠是不对的，因为“柳下”指地名，而“惠”为谥号，这条被衲桑在阁本中改称全名柳下惠或惠，所以即使是作者的本文，有这样的硬伤，馆臣认为还是必须改正的。这些校改的衲捎敕瘢证明了这部翰林院抄本的确是一部四库底本，而四库底本的价值在于为今人提供了当时馆臣校订此书时最原始的实物资料。通常四库底本就是进呈的原本，馆臣直接在原本上进行校改，此书则是过录之后方作校改，可能是因为原本为毛氏精抄，又是内府藏本的原故；今存乾隆翰林院抄本绝大多数为辑《永乐大典》本，即八行二十一字红丝栏本，卷端或版心处题“钦定四库全书”字样，钤满汉文“翰林院印”，也与此本不同。所以无论从四库底本还是翰林院抄本来说，此本都是较为独特的，极具文献和收藏价值。

张元济在这部书的《四部丛刊》宋本影印校勘记中称“是刻阙泐之字，旧抄本（翰林院抄本）间有存者，似出后来传抄所臆补，未敢尽信也”。此言有两个含义，一即翰林院抄本源头仍是这部宋本，二是所存宋本阙文疑为后人伪造。今毛氏影抄本已不存，那么只能从《天禄琳琅书目》著录文字与这部翰林院抄本来判定是否如此。首先，抄本的卷端题名、作者题名（见上）都与宋本相同（卷一首页为后补除外），馆臣校勘时发现的底本文字讹误也与宋本相同；其次，抄本主要有四处文字缺失，在《天禄琳琅书目》记为：卷四第二页、卷八第六页，卷十第七、八页与卷十六第七页。对比宋本，卷页相符，抄本所缺失的是完整的一页或两页文字，但这些地方宋本都是完好的。由此两点可以确定毛抄确实为影抄本，毛抄和宋本至少都是源自同一个版本，问题出于翰林院抄本在这四个缺失处有两种注明文字，一注毛抄缺页，一注原本空白。即毛抄的文字缺失有两种情况，缺页可能是底本也有缺页，也可能是毛氏漏抄或流传中丢失一页，而版面留白则说明毛抄所据底本确实有页面缺失，这与宋本是不相符的。宋本文字缺失除二十九卷之后，皆因页面破损导致局部缺字，主要在卷一和卷二，并无缺页和版面漫漶。而抄本在卷一第一页与版心接近处仅有两行缺失（宋本也缺），其它宋本页面缺损部分，抄本文字不缺，二书缺失部位不同，臆补之说不合逻辑，只能说明毛抄所用底本虽然与宋本有可能同刻但不同本，也间接说明了《孟子传》在二十九卷之后也可能是原缺，即当初此书并未完成。而陈景云也有称张九成《论语传》（见《绛云楼书目》）为未完成之书这个说法。如翰林院抄本是源自另一部宋本，那么它所存的宋本缺失之文并非是传抄者臆补之文，而正是张九成之原文。

此本在卷端右下钤有“古潭州袁卧雪庐收藏”一印，卧雪庐是道光间藏书家袁芳瑛之室名，此本应该是在《四库全书》修完之后散出，被袁氏卧雪庐收藏，后又转入丁丙八千卷楼。

3 国朝诸老先生孟子精义十四卷纲领一卷，宋朱熹撰，明抄本，清丁丙跋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南宋绍兴进士，曾任秘阁修撰，宝文阁侍制。朱熹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他的性理思想主要是通过对《四书》的诠释表达出来的，是南宋理学集大成者。《孟子精义》和《孟子集注》是朱熹在《孟子》解读性著作中最重要的两部。《孟子精义》以二程论述《孟子》为主要内容，兼收张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l、周孚先十家之说，仅条疏胪列，并不加按断，故此书是“本程氏之学以发挥经旨”之作，是朱熹最早的《孟子》研究著作。在《孟子集注》完成之后，朱子强调虽然《集注》为《精义》之精髓，但《精义》仍是《集注》之阶梯，告诫门人弟子不可因《集注》而废《精义》。

《孟子精义》在乾道八年（1172）完成后与《论语精义》合刻于建阳，又有总名为《论孟精义》。淳熙七年（1180）朱熹增加了周孚先的解说并增补程张等人之说再行刊刻，并改书名为“要义”，后又改为“集义”，前后两次刻本内容有较大的变化，后刻之书卷末有朱熹淳熙庚子跋文一篇，述及其间刻印增辑情况。今查诸目录，宋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作“孟子精义十四卷”，称为二程等十一人之说，且书中有淳熙八年其父手泽，故应属乾道八年初刻系统的本子；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与元《宋史・艺文志》都作“孟子集义十四卷”，则应属淳熙增补本系统。此书增刻之后即视为定本，乾道本便不再传刻。所以各种著述与目录中一般出现的大都是“孟子集义”这个书名，用“精义”者极少。

南图所藏明抄本是已知此书现存最早的版本，而且是仅有的一部明代版本。晚清陆心源《z宋楼藏书志》收有另一旧抄，今已不存。此部明抄本题名称“精义”，与《论语精义》合抄，卷前录有十一家姓氏目录及朱熹乾道序，无淳熙跋文，但在《论语精义》中收有周孚先之说，故虽名“精义”，实仍为淳熙增补本系统，以“国朝诸老先生”冠于书名前，不过是书坊用书名出新方式吸引读者的惯用手法。此本用朱丝栏纸，恭楷精抄，格局疏朗，栏线淡雅，纸白如新。字多用古体，且恒字缺末笔避宋讳，加之“国朝”命名，底本当为宋刻，应属明抄中之精品。

《孟子精义》在清初多家书目中如《绛云楼藏书目》《季沧苇藏书目》《传是楼书目》等都未被收录，这意味着此书宋元明三朝版本在清初已较少流传，宋本可能久已亡佚。清初有闽安溪李氏辑刻本，康熙时又有石门吕氏宝诰堂刻本，后者宣称用明代白鹿洞书院本作为底本，以示正统，流传极其广泛，此后传刻本基本都用吕氏本进行翻刻。吕氏本与李氏本题名也是“国朝诸老先生孟子精义”，并与《论语精义》合刊，但与明抄本不同的是，明抄本每章题名用孟子原文首句，而吕李二本简略记为某章，如“孟子见梁惠王章”。由此可见，虽然清初这二种刻本与明抄本具有相同的源头，清刻从明本转刻后文本当有改动，而明抄本则更接近于宋本。清代另一部流传较广的版本是《四库全书》本，每章简略题名与吕本相同，但较诸本又裁去纲领一篇，是改动最大的一个版本，故较吕氏本又下一级。此明抄本为丁丙原藏。

4 孟子集注十四卷序说一卷，宋朱熹撰，元张师曾音考，元刻四书章句集注本[卷三、四配清咸丰九年抄本]清蒋培泽、高望曾、丁丙跋

《孟子精义》完成之后，朱熹取其中诸家学说之要，加入自已的见解，融合贯通，作《孟子集注》十四卷，阐发其天道性命的理学宗旨。此书后与《论语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合并刊行，成为著名的《四书集注》，是朱熹的理学思想最集中体现的一部丛书，影响其极深远。《孟子集注》的问世，确立了孟子在儒家的道统地位，也使得《孟子》一书在经部的地位更加稳固，故在孟子研究史上，《孟子集注》是继汉赵岐《孟子章句》之后又一部具里程碑性质的重要著作。

《孟子集注》在朱子生前有过数次刊刻和修订，今都不存，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嘉定十年（1217）宣城吴柔胜当涂郡斋所刻淳v间递修，在朱子逝世之后，属晚年定本，十四卷仍为赵岐旧制。清乾嘉间，校勘家陈@《经籍跋文》中有“宋本四书跋”一文，所述之宋本为淳v六年燕山嘉氏刻本，其中《论》《孟》二书即影刻吴柔胜本。陈@记录了这部宋本与清通行本的校勘结果，其中《孟子》仅经文部分就校出文字不同之处达三十有余。南图所藏此元刻《四书章句集注》本《孟子集注》也是十四卷本，无刻书者序跋，七行十五字，虽与上述宋本（八行十五字）不同行款，但经文部分与陈@所记淳v本基本吻合（见丁丙跋文），当与吴柔胜本是一个系统的传本。

此本较为独特之处有二，一为全书刻句读圈点，并在经文与朱注中刻有大量的标抹；一为每卷末附有“音考”一篇。标抹是指在重点文句旁以黑色或其它颜色的粗线等形式加以标识，通常都以色笔标出，以刻印方式表现并不普遍。岳珂《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称：“惟建本始仿馆阁校书式，从旁加圈点，开卷了然，于学者为便。”似乎仅指圈点。古书中的符号由于不曾有过统一的用法，所以往往在凡例中给予标抹的说明，此书无凡例，可能与序都已佚失。藏家丁丙的跋文对此书标抹之法有称：“凡一节之义，一章之旨，一篇之凡，皆有旁{，衍文加圆圜，误字加方围，主意字眼加上下圆圜。”丁丙又引证了明杨士奇《东里续集》“四书集注跋”一文，文称“右四书集注句读、旁抹之法兼取勉斋黄氏（o）、北山何氏（基）、鲁斋王氏（柏）、导江张氏（■）诸本之长，宣城张师曾为之参校，加以音考，盖今之最善本也。刻版在常州府学。”丁丙认为这段叙述与此本在句读、旁抹、音考上一一合，且《中庸》后有“平江章有常刊”数字，平江（今苏州）与常州地相近，应即指此本。杨士奇文中所述黄、何、王、张四人，是朱熹嫡派四代传人，元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一书就有提到塾师参考“黄勉斋、何北山、王鲁斋、张导江及诸先生所点抹《四书》例”，这部《分年日程》当时由国子监颁行各郡邑学校作为教学参考，所以黄o等人的四书教育法是当时的主流学习方法。此书保留的大量标抹及圈点也是研究宋元《四书》主流派教授手法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杨士奇提到的宣城张师曾， 履历不详，只知是元文宗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举人，有《宛陵先生（梅尧臣）年谱》存世，查清初黄虞稷编《千顷堂书目》，收有“张师曾四书集注音考标题”一书，与此本相合，但后世书目都不曾有著录，应已佚亡，故此本“音考”可补缺元人注《四书》之一种。

由于元代张师曾参与此书的校勘与撰写，故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定此本为元刻，今《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因之著录，但仍有不同意见。此本正文部分大字疏朗，字体刚劲而端正，版面形式呈宋版风貌，版心有字数统计；而音考部分字体与之不同，莫友芝称之“较本书圆活”[2]，版心无字数统计，但两部分的纸张和墨色是一样的，纸张多有草筋，呈元本的特点。故莫友芝与傅增湘都认为其正文部分为宋刻，音考部分为元时所增刻。今国图版本学家李致忠先生也支持这个看法，他认为除风貌外，正文部分于宋讳皆避，更符合南宋官刻现象，又举元人尤其重视黄o的句读标抹本等因素，认为此本当是宋常州州学刻元增刊音考本。

此书先后为明嘉靖间项笃寿、清乾嘉间袁廷、蒋升瀛及清末丁丙等名家递藏，流传有序，据蒋涪泽孙涪泽跋称，所缺第三、四两卷借虞山瞿氏本影钞补足，瞿本即上述宋嘉定十年刻本，故可称之为完璧。5 孟子正义三十卷，清焦循撰，稿本，清汪]跋

焦循（1763～1820），字里堂，清嘉庆时举人，后会试落第便不再应试，致力于授徒著述。焦循在经史、历算、音训、诗词、医学、戏曲等方面都有建树，时称通儒，著述丰硕，其中经学、历算等被辑成《焦氏丛书》刊行，为乾嘉时期扬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孟子正义》是对汉赵岐一家注所做的正义，焦循裨窭代经史传注及清初以后六十五家学人著述中有关《孟子》与赵注的诠释与论见，求同存异，再以己意损益其间，贯穿而成。对于原书涉及到的名物典制，几乎无所不考，虽繁复却细致精深，而乾嘉学术在《孟子》一书的成就也大备于此。这部书是焦循治经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也是清代经学与考据学中有影响力的著述之一。

据焦循之子焦廷琥《先府君事略》[3]及道光五年（1825）《孟子正义》初刻本焦徵序，焦循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冬由廷琥协助开始编纂此书，二十三年（1818）冬即完成资料长编，开笔撰写正义，为防懈怠，专备一簿，每日记录编写进度。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春，完成初稿至二十卷，当时焦循已患病，“神气日衰一日”，但对廷琥仍称“用当努力，不以衰退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宜自勉夫”。至这年七月，前后仅用半年多时间，初稿纂成，共三十卷七十余万言。二十五年（1820）春，修订完毕之后开始手录清本并校对。但誊校尚未及半，焦循已病重不支，嘱托廷琥继之。循病逝后，廷琥全力誊校，惜又于次年春病逝，循弟焦徵再继之，序中有称：“徵以事身羁旅舍，誊校先兄书，未敢少怠。更深人静，风雨凄凄，寒柝争鸣，一灯如豆，忆及兄侄，涕泗交横，废书待旦，非复人境矣！”最终焦徵在道光五年将此书付刻行世。

这部由焦氏父子兄弟呕心沥血，接力完成的手稿今藏于南京图书馆。此稿本一共七册，首尾完整，纸捻毛装，封面题“里堂先生手稿”，前有藏家仪征汪]光绪八年墨笔题记，录焦廷琥撰“先府君事略”中有关《孟子正义》成书之事。正文为誊清稿，卷端题“江都县乡贡士焦循撰集”，朱印小方格稿纸，半页二十行，正楷小字，间有涂乙校签。按焦徵序所述，此部稿本应是在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五年间的誊清稿本，为焦循、焦廷琥、焦征三人手笔，核之本馆所藏焦循另一手稿《易图略》，前数卷字迹多有相同，只是不及《易图略》工整。又将文字涂写修改之处核之道光五年刻本，也一一相符，即当年三人接力完成之手稿无疑。卷末焦循后记之前半部分讲述写书之由，手稿原文为：“循传家教，弱冠即好孟子书，立志为正义，时闻当世通人有为之（指《孟子正义》）者，遂辍不为，而学他经。兹已越三十许年，通人所为未出，相传以为未卒业，其稿久湮矣，乃于丙子冬与廷琥纂为孟子长编……”，稿本中有墨笔将“时闻当世通人有为之者”与“通人所为未出，相传以为未卒业，其稿久湮矣”二句圈去，改成“以学他经，辍而不为，兹越三十许年。于丙子冬与廷琥纂为孟子长编……”，改后文字与初刻本相同。删去的这句原话其实很好地解释了焦循当时不顾身体病痛，力争尽快完成此书的真实原因。嘉庆末年，乾嘉考据之学已达鼎盛时期，清儒考据成果大量问世，焦循后记有称，大意即为《孟子》作疏，其难有十，然清儒已得其八九，作疏取代宋人的伪孙]疏已是水到渠成之时，故当时考据家并非只有焦循有此打算，焦循以簿记每日进度的强迫方式，用三年时间完成三十卷七十万言的初稿及修订，其超越常人之勤奋，志在必得之勇气，令人感动。以文章为不朽历来是中国古代儒学贤士孜孜以求的人生价值，上述五部善本虽各具时代特征，但其中贯穿的儒家精神风貌却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 1 ] 朱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443.

[ 2 ] 莫友芝，傅增湘.藏园订补L亭知见传本书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3：28.

[ 3 ] 焦廷琥.先府君事略[M].//焦廷琥.丛书集成三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

李培文 南京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江苏南京，210018。

（收稿日期：2015-05-04 编校：田 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