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常识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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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变化太快，快得让人有些转不过弯来。

仅仅半年前，一些地方主管部门强制出租司机卸载打车软件的理由，还是“擅自加价，破坏市场秩序”；半年不到，管制的理由变成了打车软件“争相高额补贴，司机抢单存在安全隐患”。

快的、嘀嘀两款打车软件争相烧钱，确有不理性之处。但从打车这一小额、频繁的支付场景入手，培养用户的移动支付习惯，不啻为抢占用户的一种好策略。更何况企业愿意出钱，老百姓乐得便宜，出租车享受补贴还减少了空驶，一场三赢的游戏，主管部门凭什么横插一脚？

也许有心人还记得，在第一轮管制打车软件之时，不少地方曾宣称投巨资建设统一的出租车电召平台。如今，不知道这些政府投资的平台是否都已投入使用，利用率又有多少？事实已经证明，对打车软件的第一轮管制失败了，为什么还要有第二轮管制？解决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除了管制，就没有办法了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政府部门遇事总喜欢把管制放在第一位，无非两个理由：一是垄断利益，二是懒政思维。这两者，都是创新的杀手、市场的天敌。只要管制还普遍存在，“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就无从谈起，创新也会因为不平等的竞争而被扼杀在摇篮。

要说管制之苦，随便找一位企业家，讲起创业过程遭遇的种种管制，都能吐槽三天三夜。即使做大如腾讯、阿里者，照样绕不开管制的围墙。都说中国的民营企业生命力特别旺盛，只要政策留出一道缝隙，就能长出一片森林。但谁又曾想过，如果留的不只是一道缝隙，而是平等地打开大门，民营企业又将处于何种境地？

一个到处管制的市场，是没有生命力的市场。本届政府把简政放权作为行政改革的一项重点，全面取消不必要、不合理的管制，这正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总理最近一次讲话，要求对各级政府目前仍保留的审批事项，要公布目录清单。清单以外，一律不得实施行政审批，更不得违规新设审批事项。“也就是说，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这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法治国家，已是一条重要的常识。我们所要做的，仅仅是回归常识、承认常识，按照常识行事。

但显然，回归常识不会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垄断利益、权力寻租、懒政惯性都会为管制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接下去要做的，是认认真真对照一下全国的法律法规，看看法律到底禁止了企业做哪些事情，又授权政府做哪些事情，有没有不合理的禁止和授权。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希望代表委员能够关注这个问题，并且在今后的履职过程中，监督政府是否真正做到了“法无授权不可为”，企业是否真的“法无禁止即可为”。

把常识变成共识，也算是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