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铮:特使在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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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回到国内工作岗位上的屠铮说：“‘无国界医生’只是生活中的―部分。”但是她知道，这―部分在她的生活中泼洒了怎样的色彩。

湿润的绿色是利比里亚的雨林和永远干不了的雨水；兴奋的橙红色是连轴工作32小时，极度忙碌而又极度充实；白色是收获的来自同事和病人的信任和感激，他们都是那么单纯和一门心思；黑色是目睹了可以挽留住的生命却突然撒手人寰；海蓝色是自己的心，一浪高过一浪，过去和未来，职业和生活，我和我们，越想越明白。

2007年4月19日，是中国大陆第一位参与“无国界医生”海外志愿工作的医生屠铮在利比里亚开始工作的第一天，在这个被称为“非洲雨都”的国家，雨季刚刚来临。

她的第一项工作，是为三个性暴力受害人进行检查并提供医疗鉴定，15岁，8岁，7岁，这就是受害人的年龄，而施暴者只比她们大三五岁，也是孩子。凭着“无国界医生”开具的鉴定，受害人的父母可以将施暴者告上法庭，但法庭能做的只是罚款：处女，60美元，非处女，20美元。

“来医院后的第一个震惊。”妇产科医生屠铮在电子日志上这样写道。

想到了和没想到的困难

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大雨中一座荒废的城，从半山俯瞰下去，高楼大厦的废墟矗立在市中心，这是14年内战留下的巨大伤痕。长期战乱使20多万人丧生，上百万人流离失所，8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屠铮所在的“无国界医生”Benson医院就在蒙罗维亚的主干道旁，一块大牌子指向医院的方向，上面写着“Free of charge!”

从激战正酣到战后重建，从90年代的综合性医院到现在的妇儿专科医院，来自世界各国的志愿人员和当地的医生助理、护士和助产士一起，在这里为当地人提供免费的紧急医疗救援。作为医院里唯一的妇产科大夫，屠铮主要负责各种妇产科手术，同时也为性犯罪受害者做相关治疗并出具医学鉴定。

在那样一个社会环境里，工作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Benson医院的药品供给比较充足，手术器械也和国内相差无几，但“无国界医生”的工作重点是急救，在太多人需要救助的情况下，只能提供最基础最救急的医疗服务，慢性病管不了，像化验肝肾功能等许多国内看来十分寻常的检查也做不了，医生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束手无策。

类似这样技术方面的困难是事先知道的，屠铮还必须面对意想不到的困难。很多当地人还有这样的陈腐观念：如果一个女人去流产，那么一定是因为她对丈夫做了不忠的事情。许多在黑诊所做流产后继发感染的病人因此对屠铮隐瞒病史。“我不得不一次一次地和她们说，说实话，我不会责怪你的。”

再比如迷信，“发烧，如果3天体温降不下来，家属就会说，我们要把病人接走去找巫医。”

利比里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但当地人有自己习惯的语法和用词，比如说“很小”。他们不会说very small，而是small small，发音也很奇怪。“我完全听不懂他们讲什么，一开始给病人做B超或者问病史的时候，总得有一个当地的护士在旁边帮我，把‘英文’翻译成英文，很不方便。

天气也跟着捣乱。热带雨林气候的国度，连绵不断的大雨，手术服的扣子会锈住。医生们不得不在后背上贴块胶布代替扣子，连手术刀都必须经过烘干才能保证不生锈。潮湿容易引发伤口感染，但医院没有能力在病房安装空调。”我刚到的时候，同事们对我居然敢带笔记本电脑和移动硬盘都表示非常奇怪，因为这里太湿了。果然，3个星期后，屠铮的移动硬盘报废了，笔记本也不得不被塞在好几层塑料袋里。

一段时间之后，屠铮逐渐适应了当地气候，学会了利比里亚人的英文，可以直接和病人交流，面对无知的病人，她以自己的医疗技术征服了她们。

“我给孩子取了和你一样的名字，叫zheng。”

在利比里亚所在的整个西非，所有新出生的孩子都会按照出生日期被叫做“星期一”、“星期二”……只有活过一个星期之后才会有正式的名字，星期几从此之后成为孩子的小名。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惊人的新生儿死亡率。根据中国外交部驻利比里亚使馆网站公布的最新信息，截至2007年8月，该国注册医生仅为121人，婴儿死亡率、幼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均为世界最高。

妇产科背景的屠铮因此成为利比里亚“最需要的人”。不止一个剖腹产患者在出院时拉住她的手：“我给孩子取了和你一样的名字，叫zheng。”

一次，一个即将分娩的孕妇找到屠铮，她说自己得了宫颈癌，要求医生为她进行剖腹产的同时合并子宫切除。Benson医院没有病理检测，在这种境况下，其实无法进行完全的肿瘤切除，更何况剖腹产合并普通的子宫切除已经是难度很高的手术，但屠铮还是约请了外科大夫和她一起进行了手术。”如果我们不给她治，她就没的治，只能在家里等。”屠铮似乎刻意地在避免“死”这个字眼，尽管最后切除的范围不够，但那台手术，至少延长了病人的生命。

Zheng得到了最真挚的谢意。淳朴的当地人不会说什么，只是感激地看着她。”那种和病人之间的信任，仿佛是与生俱来的，而在国内，这种信任关系就要花很多精力来建立。他们从不会抱怨医生，只觉得这些医生和护士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就是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的。”

但是屠铮自己心里的一关，好久她也过不了。

“我可以给你止疼片，就只有这些了。”

做学生时被保送，然后是硕博连读，从实习到开始职业生涯，屠铮一直在大型综合性医院工作，无论是和自己赛跑还是和死神赛跑，可以说她是“常胜将军”，而在“无国界医生”，她开始尝到“失败”的滋味。

曾经有一位产妇产后出血，在中国，通常一个栓塞就可以解决问题，或者输些凝血因子帮她把血止住，但在利比里亚，屠铮尽自己所能，还是止不住血。对于妇产科大夫来说，看到一个年轻的女性因为这样就死了，特别难以接受。“我一直对自己的技术很自信，觉得我能做到我能帮忙，但当时我什么都做不了。”

屠铮在手术室里痛哭失声。

她的同事们对她说，你要认识到，在这里条件就是有限的。不可能做所有想做的事情，但就是这样你也已经帮到人了。还好这个产妇的血终于止住，但是，在半年任期里，6个孕妇，还有数量更多的孩子，屠铮见证到了比过去从医10年还要多的死亡，她开始从明白道理到接受事实。

这种认知的变化不止停留在职业层面。”在我的个人成长经历中，一直是比较顺利的，我会觉得，只要努力了，就一定能够做到，但是现在，我明白人不可能是完美的，我也不可能，是完美的，不完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有些事情，我就是努力了也做不到。”这是说服自己，让内心从挣扎到平和的一个过程。

后来她找到了平衡点。晚期癌症必须要放疗，但整个西非都没有一台放疗的机器。一开始面对宫颈癌病人，她说不出“我治不了”这几个字，但到了最后，她已经可以平静地告诉她们，你得的是什么病，应该怎样去治，但现在没有条件。”我只能给你止疼片，让你不疼，就只有这 些了。”通常，这样一番话也能得到病人的理解。

教予一些，收获一些

2007年9月，一向和屠铮配合默契的菲律宾外科大夫结束任务回国，新的外科大夫还没有来，在手术室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有5个星期时间，屠铮成为唯一的司令兼士兵。她经历了6个月里最长的连续工作时间，是早上8点钟上班，一直工作到第二天下午5点，连续工作32小时，光手术就作了十几台。

但屠铮心满意足。“说实话，一开始我和外科大夫轮班做手术，有时候我会觉得太闲。我大老远来了，就是做事的，总希望物有所值。”她所说的“太闲”，是指一天12小时的正常工作时间。“在那5个星期，我一个人挡在手术室，顿时就觉得太充实了，每天都很有成就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做了什么，为什么做，我为什么到非洲来，为什么这么累，为什么现在这么想睡觉。这种生活节奏是我习惯的，是我想要的。”

如果说拼命挤压自己的休息时间是“节流”，屠铮在这五个礼拜里。也开始尝试“开源”，对当地的医护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好了，他们就能分担很多工作。”

培训从工作中的一点一滴开始。查房的时候，屠铮开始详尽地向医生助理和护士们解释，这个病人是因为什么做的手术，之后应该注意什么，出现了什么情况应该做哪些对应的处理。她开始培训器械护士做流产的清官。“一开始我先做，然后让她们拿器械找找感觉；后来就是她们做，我在旁边教她们；再后来她们做的时候我连手套都不戴了，就在一旁看着；再后来他们能独立操作了，我就说我去查病房，有事情叫我。”

屠铮甚至开始办讲座。因为Benson医院过去是综合性医院，后来才转成妇儿医院，许多当地的医生助理不会做妇科检查。“我自己准备讲义，然后集中一个时间把他们约来，给他们讲，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就是通常所说的‘教学互长’。”

她也学会了许多新的东西，比如说怎么独立操作B超。在国内，会有专门经过培训的B超大夫来做检查，医生们只要看懂报告就够了。她还学会了怎么处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分娩，实施母婴阻断，在国内，这些病人会被转去专门的传染病医院。

“中国来的Zheng大夫不太爱说话，但懂得真不少。”这是当地医护人员对屠铮最多的评价。

那一场比考CEO更难的考试

“我妈妈是外科大夫，我小时候经常想，长大了绝对不当医生，像我妈那么忙!14岁的时候，妈妈去世了，她一直都没说过希望我做什么，但最后神智不太清楚时，她抓着我的手教我做手术。那件事对我影响很大，我开始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和“无国界医生”同龄的屠铮出生于一个医生世家，父母都参加过抗美援越的医疗志愿工作。2001年9月，屠铮赴香港科技大学生化系攻读理学博士，在香港，她第一次听到了“无国界医生”的名字。

屠铮的表弟潘渊已经在“无国界医生”服务多年，是内地最早从事海外志愿救援工作的后勤人员。他途经香港时对屠铮说：“你要是能来，能帮助更多人。”而屠铮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先完成自己的学业。

毕业后，她进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任妇产科主治医师。2006年秋天，表弟在北京再次见屠铮。“现在你准备好了吗?”屠铮决定试一试。她认为这起码是一段人生经历，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当时的她正好遇上很多事，也处于人生的一段低谷，希望能够换一个环境。

屠铮向“无国界医生”投了简历，准备迎接这一场传说中“比考CEO还难”的考试。2006年11月她接到电话，考核她对“无国界医生”的认识以及医学专业水准。考官问屠铮“你做过多少倒剖腹产。”“200多例。”“可以独立完成吗?”“需要一个助手。”。可以给你一个器械护士，但没有医生。”“那就没问题。”考题也会结合一些当地的特殊情况，比如她被问到“你对性暴力的受害者会做什么处理?”又过了一个月，屠铮赴香港面试。这一次主要考核的是人际关系和团队精神，甚至更像是在考管理人员。她向我们透露了一个题目：“你手下有一个资深的医生助理，他偷‘无国界医生’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出去变卖，你怎么处理?”

我们有些好奇，通过这样的考试。离开家乡到穷途险境中做志愿人员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通常都是比较单纯。好相处的人，大家都有共同点，就是不会把自己看得太重。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对个人发展有特别完善、宏大的规划，那是没有时间和力气来做志愿人员的。”

屠铮回国后，许多同事才从媒体报道中知道她为什么消失了半年时间，他们开始询问屠铮有关事项，甚至有夫妻俩表示想一起去。。国内的医生，业务上肯定都没有问题，重要是的你能否在常态生活里面，抽出这样一个时间来。”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利比里亚的6个月，屠铮说：“对我来说，就像是我为了自救，必须要过这个河，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搭乘着我的船，也和我一起过了这条河。”

我们无从得知，当时的她到底身处怎样的人生低谷，但实在是觉得，这个自救同时救人的结局堪称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