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民间融资主体资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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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合理引导民间融资，更好地发挥其对经济的积极作用，首要的是对民间融资主体进行界定。应从“安全港”制度和公共服务机构角度，对融资需求方的主体资格进行讨论。参考ABS私募股权特定资格人的规定，对融资供给方的主体资格进行讨论。

关键词：民间融资；融资需求方；融资供给方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7-0208-02

一、民间融资主体资格概述

中国人民银行认为，民间融资是相对于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的资金往来而言的，泛指非金融机构的自然人、企业以及其他经济主体（ 财政除外） 之间以货币资金为标的的价值转移及本息支付。在学术界，学者们普遍认同民间融资是处于政府政策管制之外的，与正规金融相对应的，以营利为目的的一种融资活动。但是对民间融资的性质，学者有着不同的意见。虽然融资行为本身是中性的，但是，由于融资目的、融资途径、融资需求者等差异的存在，具体的融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是不同的。以浙江东阳吴英案件为例，且不论吴英案件的定性问题，我们看到，当“融资”数量十分庞大，如果采取放任的态度不加以干预，该融资行为的稳定性会直接影响到一个行业甚至一个地区的金融稳定性。因此，民间融资应该包含具有合法属性的民间融资和具有非法属性的民间融资。

民间融资的类型主要有民间借贷、有价证券融资、票据贴现融资、企业内部集资等。要对复杂多样的融资行为进行规制，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合法的融资行为进行界定，以区别于非法的、需要干预的“融资行为”。同样以吴英案件为例，计划经济没有“吴英案”，完善的市场经济也没有“吴英案”，正是因为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民间融资的界限问题还不清晰，导致其存在着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虽然吴英案最后被定性为集资诈骗案，但是在三个关键的构成要件（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上，吴英的集资行为，都有需要商榷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吴英案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反响的原因之一。合理的民间融资可以充分利用社会闲散资金，促进官方金融资本来源渠道的多样化，解决金融排斥的问题，更是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一种有利途径，因此我们要合理引导。

二、融资需求者的主体资格的界定

不同的法律部门对融资需求者的定义有所差异，在非法集资的问题上就体现得很明显。从民事法律关系角度看，融资需求者一般指为支付超过现金的购货款而采取货币交易手段，或为取得资产而集资采取货币手段的自然人和法人。从刑事法律关系的角度看，根据《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者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以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从该规定可以看出，刑事法律关系中的融资需求者也是自然人或者法人，这点与民事法律制度相关规定是一致的。但是，刑事法律制度着眼于融资形式去分析，如果“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进行融资活动，就会被判定是非法集资，即需要干预的“融资行为”。而民事法律制度着眼于融资目的，除了有专门规定的行为，只要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货币或者资产进行货币交易，即为民法所承认的融资，至于有没有“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在所不问。由于调整范围的差异导致的法律关系交错，使得罪与非罪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晰，实践中大量的融资行为在合法借贷和非法集资边缘徘徊。

人们对未知有着本能的恐惧，如果不解决罪与非罪的标准，人们就无法判断自己的行为到底是违法的还是合法的，就算是吴英，她在融资之初，一定也不会想到日后她因为“借”的钱“太多”而葬送性命。在融资主体资格的问题上，笔者有两个建议。

一是设立民间融资“安全港”制度，用定量的方式定义合法的融资行为主体的资格。“安全港”规则，或称固定比率法，其规则的核心在于限制债权性融资额和权益性融资额的比例，当企业的固定债务与股本的比率在限额内时，则债务利息支出允许税前扣除，否则“超过固定比率部分的债务利息支出不允许在税前扣除，并将超过固定比率部分的债务利息视同股息征收所得税。”相对于正常交易规则而言，“安全港”规则具有刚性强、透明度高、操作容易等优点。在民间融资的问题上也可以借鉴上述规定建立自己的“安全港”规则体系，其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什么范围内进行“融资”是安全的。作为全国首部民间融资管理地方性法规，在安全标准问题上，条例指出：“民间借贷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借款人应当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合同副本报送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委托的民间融资行业服务机构备案：第一，单笔借款金额300万元以上的；第二，累计借款余额1 000万以上的；第三，单笔借款金额20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或者累计借款余额500万元以上不满1 000万元，且涉及的融资供给者累计30人以上的。”这是首次以立法形式规定大额民间借贷强制备案制度。该备案制度的突破性在于，放弃了定性规定，采取定量化的方式定义融资需求者的合法资格。换言之，当融资需求者的行为是在规定的额度限度内的，那么，该行为是可以被“容忍”的；一旦达到或者超过某个限度，那么融资需求者的行为就要受到相应的规制。这种定量化的定义方式非常有利于管理部门的执行，当然，笔者认为，由于各地经济生态环境存在着差异性，因此，“安全港”的额度应该因地制宜。“安全港”制度不仅去除了法律不确定性给中小微企业带来的风险，而且还有利于避免因融资额度大、涉及人数较多的民间融资演变而成的社会。

二是设立公共服务机构来服务民间融资需求者，并建立与之相关的具有程序性认同的核准、备案登记程序，人为干预融资需求者的资格认定，引导集资者走合法程序。“民间性”是民间融资的当然之义，它意味着融资需求者的融资行为不同于正规的金融机构的融资活动，在民间融资中，融资主体更加多样，融资程序相较欠缺严谨性，融资目的多样化，融资需求者式更是五花八门。为了引导，同时也是为了规制融资需求者的行为，应该设立相关的公共服务机构。温州的民间融资立法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根据规定，为满足和服务不同借贷人群的需求，有3类民间融资专业服务机构会设立：一是民间资金管理企业，在辖区内开展定向募集及资金管理工作；二是民间融资信息服务企业，其性质为融资中介服务机构，提供资金供需信息交流、理财产品推介等服务；三是民间融资行业服务机构，立足于行业高度为民间融资活动提供服务。配套建立的具有程序性认同的核准、备案登记程序，是对融资需求者的资格进行审查、保障资金双方的安全的一种有力措施。当然，在实施过程中，要注意精简审核程序。相较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民间融资的优势就在于手续简便、灵活，这也是民间融资备受急需资金者青睐的重要原因。如果因为行政审批手续等原因导致民间融资活动陷入新的“难借”局面，就违背了设立公共服务机构的意义，甚至导致公共服务机构的架空。

三、融资供给者的主体资格问题

李有星教授认为融资供给者主体资格是否合法关键看资金来源，只要是自由资金借贷，原则上都要认可，包括企业之间的借贷。融资供给者的资金来源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现代的经济活动中，资金的来源直接关系到交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甚至涉及到罪与非罪的问题。温州的地方立法中对资金来源也在一些方面做出了限制：一是不得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或吸收他人资金转贷，二是资金供给者不得为特殊主体身份者，如国家公务人员和国家法定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

但是，笔者认为，在民间融资这个问题上，光是看资金来源是不够的。在很多非法集资案件中，很多投资人是自有资金投资，可是，在投资选择问题上容易受大众影响，容易产生盲目，失去理性经济人应有的冷静。一旦非法集资行为被暴露，这部分投资人也是最先开始失去冷静的人，从而也导致了在非法集资案件中群体性问题高发的原因。因此，在融资供给者的主体资格问题上，除了资金来源，还应该考虑融资供给者本身素质，对其投资能力进行评判，对其投资目的、投资选择加以合理引导。

在ABS私募发行过程中，首先要求私募发行的对象或者说受要约人必须具有特定资格。以美国为例，美国的法院判例认为，如果发行人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则对这些人作出的发行要约就是一个“不涉及任何公开发行要约”的交易。至于什么叫“能够自己照顾自己”，法院的解释是：“私募发行的买方必须有足够的经验懂的需要索取什么信息，并能够理解这些信息。”只要其作为富有经验的投资者能在占有充分、真实的信息基础上正常行使其投资技能即满足了立法要求。在上述判例基础上，美国SEC先颁布了所谓的“Rule146”，规定发行人或发行人之人，必须于为要约前，合理地相信受要约者具有评估投资风险之上的知识及经验，或受要约者之资历上，足以承担投资之经济上的风险。套用华尔街之术语，此一要求，无异要求受要约者必须是聪明的或者是富有的，两者必须具备其一，但却无须两者兼备（既富有又聪明）。1982年美国SEC颁布D条例，该条例对“特定资格的人”的认定趋于具体化，并使用了“可信赖投资者”这个概念。

在民间融资供给主体资格问题上也同样可以吸纳私募发行定资格人规定的思想。民间融资在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引导资金流动、弥补金融机构缺口等方面有突出表现，但是，民间融资也存在着很多负面影响，如经营手续不齐全，存有非法集资乱象，潜在风险影响社会稳定，资金用途不合法，违规经营现象突出，税利流失严重等。这是民间融资的非正式性和自发性特征的体现，在发展过程过程中社会监督的缺失又进一步增加了这些负面影响的产生。为了尽可能规避这些问题，应该引导民间融资融资供给者向规范化方向走。

前文中提到过的公共服务机构在这个时候就应该发挥积极作用。对于一些已经具有投资经验的投资人，公共服务机构可以简单了解投资人的机构总资产或者个人净资产状况，以能否满足“自己能够照顾自己”的条件做出相应判断，从而为投资者提出建议或者意见。对于那些缺乏投资经验或有盲目投资倾向的投资者，公共服务机构应该提供更多的帮助。首先，公共服务机构可以对融资需求方的一些基本资料进行汇总，尤其是那些已经达到融资安全标准的融资者的基本情况有所展示，充分发挥预警机制的作用，供投资方参考；其次，由于民间融资的很大一部分投资者是处于分散状态，信息分享不够充分，公共服务平台应该完善信息服务，开展资金撮合、理财产品推荐等融资中介服务；最后，民间融资的混乱状态应该加以调整，因此公共服务机构可以提供相应的行业服务，引导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走上规范的程序。在这些前置工作做完后，再综合评估该投资人的投资理性度，对该投资人的投资行为提出建议或者意见。

民间融资者主体资格认定必须从需求者和供给者两方面进行考量。我国对民间融资需求者的资格限制，可从定性与定量进行规范：前者如设立公共服务机构来服务民间融资需求者，并建立与之相关的具有程序性认同的核准、备案登记程序，人为干预融资需求者的资格认定，引导集资者走合法程序；而后者如设立民间融资“安全港”制度，用定量的方式定义合法的融资行为主体的资格。对于民间融资供给者的资格规范，需综合考量各个方面的因素，除了大众认为的资金来源问题，还需考虑融资供给者本身素质，对其投资能力进行评判，对其投资目的、投资选择加以合理引导。民间融资主体的科学认定，能使民众更为合法合理的进行民间投资，同时完善我国民间融资市场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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