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城镇化对农民的影响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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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国际上城镇化成为一种趋势，我国在现代化的建设中也不断的加快了城镇化的速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城市人口总数超过10亿。城镇化的快速进程，会给农民的财富积累带来更多的机会，也给农民更好的适应新时代提供了平台。
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当前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数量的50%以上，但如果按照户籍来统计，则只有35%左右，这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当前国内外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式来看，未来的20年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将会不断提高。这正如同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一样，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口进入城镇，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社会的消费规模也随之扩大。但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1]。因此，今后的城镇化应该注重产业结构、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和谐发展。为了更好的促进城镇化的发展，笔者认为，首要要着力解决好与农民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和有关社会问题。
一、农村城镇化发展的必然性
对于农村城镇化的定义，学术界尚未形成一种统一的意见。一般来说，农村城镇化是指农村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城市形态转变，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农村地域逐渐向城镇地域靠拢。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城镇化的发展都存在相同的发展规律，即经济发展的支撑。
1.国外城镇化。从世界范围来看，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很大程度上呈现正相关性。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大量的农业剩余人口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并进入城镇工作，促进了工业增长和城镇化发展。这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城镇化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国外的城镇化以工业革命为分界线。在工业革命前，农业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缺乏流动性，此时的城镇规模小、数量少。工业革命后的200年中，工产业取代了农业的主导地位，城镇化进入蓬勃发展时期。此时，人类在城镇聚集，城镇逐步演变成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镇规模增大、数量增多。史料证明，工业革命之前，城镇化发展极其缓慢，到1800年，世界城镇化率仅3%左右，全球范围的城镇化尚未快速启动。但到1860年工业革命后，则发生了较大变化，城镇化每50年翻一番，1850年为7%，1900年为14%，1950年为28.4%，2000年为60%[2]。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增强，世界城镇化进程也在快速发展。联合国人口和发展委员会2005年2月发表报告指出，到2007年，世界将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该委员会在报告中称，全球65亿人口中目前约有32亿居住在城市。到2030年，城市人口将攀升至50亿，估计将占那时的全球人口的61%。
2.我国农村城镇化。加快城镇化发展进程，提高城镇化水平，是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一把“钥匙”。一是我国城镇化率较低，农业人口转换速度慢。按照目前城镇化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的速度，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57%，近一半的人口仍工作和生活在乡村。即使30年以后，如果中国人口总数为15-16亿人，76%为城镇人口，农村人口也将有约3.6—3.8亿人[3]。加快城镇化的步伐，能够快速实现农民向产业工人身份转换的进程；同时城镇化可为农业现代化带来资金、技术等支持。二是城镇化的滞后抑制了我国内需。受到农村落后消费条件和观念的制约，大量低端产品涌入农村，高端服务和产品消费在农村发展缓慢，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三是城镇化滞后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在加快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城镇化的滞后影响了工业发展中对资源的需求。以致为获得生存，耕地过度施用化肥、农药，草原过牧、森林过伐等，导致土地板结、地力下降，草原沙漠化、森林水源涵养力越来越低，洪涝灾害日趋频繁，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世界银行在《2020年的中国》中开宗明义：“当前的中国正经历两个转变，即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和从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变”。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城镇化率若提高10个百分点，就相当于整个日本的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转移，若提高20个百分点，则相当于整个美国人口的大规模转移，这无疑将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大迁徙和大变革。2000年7月，著名经济学家Stiglitize曾预言：“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的两件事就是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因此来说，我国农村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二、农村城镇化建设过对农民的影响
1.农村城镇化为农民带来的巨大改变
城镇化为农民致富打下良好的基础。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为城镇带来了活力。先期转移出去的农民基本都是男性、青壮年以及拥有一技之长的人，目前具有高学历的新一代农民工往往都是留在城镇，取得了较高的收入，为家庭脱贫致富做出了贡献，部分家庭成为农村中的富裕家庭。城镇化为农民发展特色养殖、种植提供了巨大市场。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也改变了农民由过去盲目种植、单一种植向品牌农业发展提供了契机。部分近郊农民以出租房屋、商店等，逐步由第一产业从业者转变为第三产业从业者。
城镇化为农民适应新时代提供了平台。农民在进入城镇后，大部分进入了二三产业，逐步脱离了农业生产，成为产业工人。部分地区出现了以政府为引导的农民培训班，为农民进城务工提供了一技之长和保障，同时开阔了农民眼界，出现了“走出去”长见识的新型农民。农民在外务工掌握了技术后纷纷回家创业与地方政府的“凤还巢”政策相结合，成为创业者，为家乡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城镇化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机械化节省了大量劳动力，部分农民将土地流转出去，脱离了农村生产生活，为农民安心在城镇工作提供了保障。城镇化为农民的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生活提供了便利条件，极大地丰富了农民的生产生活。
2.农村城镇化中农民遇到的问题
农民仍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城镇化过程中过于重视物理外观的城镇化，这样很容易造成一个现象，就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 [4]。目前有近2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和享有城镇居民待遇，呈现“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的“半城镇化”现象。大量农民工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却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变，城市社会中的很多公共服务还不能完全享受[5]。特别是农村育龄妇女进行计划生育查体问题；农民入城后与城市人口存在待遇差距问题等等，以至于在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方面都存在二元结构制度的制约。
农民集体土地、住宅权利欠缺保障的问题。目前，城镇化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城市土地欠缺成为政府着力解决的问题，通常的做法就是向农村和农民要土地，即以政府之名征用农村土地，给予农民少量的土地补偿款，而这部分款项与土地征收后出售给开发商或者企业的实际收益相差甚远，而正是由于这一差价的存在，促使地方政府乐于获得土地“租金”。虽然，除工业用地以外的经营性用地已经走向市场化，但工业用地仍然实施协议出让[6]。因为农业用地被大规模征用，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农民住宅属于集体土地使用权，无法像商品房一样进行交易，出卖价格过低。农民在面临拆迁时，回迁后的房屋仍然属于集体产权。
进城农民精神压力和负担重。大多数农民是单身外出，由于长期在外，与家庭团聚的时间少，难以享受天伦之乐，内心比较痛苦，必须长期承受很大的精神压力和精神负担，很多农民家庭夫妻常年分居，形成对人性的压抑，也影响了社会安定等[7]。多数农民进城之后成为“准城市人”，但是在教育、医疗、工作等方面都与城市人存在明显的差距，使得内心压抑、精神状态处于临界状态，在一定程度上社会的和谐发展增添了阻力。
过渡城镇化对农民造成伤害。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部分地区出现了以获得政绩为表现的“人为城镇化”、“行政城镇化”。因征地过多，经济发展缓慢，出现了拖欠农民补偿款的现象，引起农民的不满。比如，花5年时间建设，耗资50多亿打造、面积达32平方公里的内蒙古康巴什是一座豪华新城，却成了一座无人居住的‘鬼城’。部分地区城镇化粗放管理，城镇环境污染加剧，损害了农民的身心健康。
三、破解“农民城镇化”问题的对策
产生上述的问题并不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性，是因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产生一定的偏差。因此，要正确处理城镇化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才能确保的我国城镇化的有序快速发展。
1.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为农民创造一个公平的平台。以重物轻人、高代价、粗放式的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已经难以发展，必须积极探索新型的城镇化战略。应建立城乡统一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取消农业和非农业的户口性质划分，进而消除现行户籍制度对外出务工农民的限制，让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镇和农村之间能够更加自由的流动，有利于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2.加快立法，保护农民土地权利。优化城乡土地利用结构，破除城乡土地二元体制，通过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通过“确权颁证”，建立、发展农村土地流转中心等中介服务机构，推动农村土地有序流转，促进农村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经营，使土地流转收益成为农民进城从业、安家的资本。要破除小产权房屋制度，让农民的宅基地能够在市场中正常买卖。可以建立农村宅基地置换管理体系，农民通过置换将宅基地交给当地县市政府，政府引导农民转入城市，并获得一定的住房面积，同时享受市民待遇。
3.加快镇域、县域经济跨越发展，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城镇化与工业化二者相辅相成。城镇化需要产业支撑，产业发展增加了就业和创业机会，同时城镇化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平台。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息息相关，城镇化创造了大量需求，为服务业带来发展前景。服务业是城镇就业最大的容纳器，发达国家的现实情况证实了这一点。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和就业比重都在70%-80%以上，已经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体系[8]。我国地方政府需要制定适合本地区的产业发展政策，做好营商环境，通过软，提升地区产业拉动力和吸引力。产业促进机构则通过打造产业载体，搭建产业平台，来促进地方的产业升级。政府要注意整合产业龙头企业、产业促进机构的优势，形成地方产业崛起和升级的驱动力。
4.科学合理规划，促进农民到市民身份的真正转变。城镇化建设中要坚持“优质多量”的发展原则。优质，是指在我国土地资源本身不是很充足，又要保障耕地数量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在城镇话过程中节约土地资源，让城镇的各个功能去分布更加集中和合理化，给进入城镇生活的农民优质的生活环境；多量，是指由于我国农村人口较多，并鉴于当前我国大城市发展中遇到的人口数量过多的问题，我们应该建设更多数量的小城镇来取代超级城市，小城镇数量的增多既可以满足人民进入城镇的需求，有可以有效的带动多个地区的发展。
5.加快农民技能培训体系建设。我国农民工群体缺乏良好的职业培训，在就业市场上必定处于劣势。为改变农民培训缺乏资金、成为空壳的现状，可以引入市场机制，多渠道筹集资金，增加对农民教育培训的经费保障能力。紧紧围绕农民生产需要、工种技术需要、企业人才需要设置课程， 实行“ 院校企业合作培训”、“ 订单农业生产培训 ”、“ 单位定向需要培训 ”、“ 供应需求方式洽谈培训” 等形式， 推行脱产理论培训、 现场实际培训、送教入企培训、送教下乡培训，拓展各个培训领域，扩大培训规模[9]。利用新媒体、村内广播、建立农家书屋、巡回培训、专家信息咨询服务平台等形式，加快建设农民技能培训体系的初步建设。
党的十召开后，我国全面进入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时期。目前，城镇化率达到了50%，这与现实中城镇化的需求不相适应。今后城镇化将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同时伴随着农民转为市民过程中所面临的制度、社会问题将直接影响城镇化建设的成效，需要引起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从实际出发拿出对策解决已经出现或是潜在的问题，确保我国农村城镇化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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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付保宗.“工业化”、“城镇化”：讲述互动成长的故事[N].中国经济导报，2010，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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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其仁.城镇化要避免“”[N].新京报，2013，1（26）：4.
[5]刘爱梅，高晓梅.以“人的城镇化”解“半城镇化”困局[N].大众日报，2013， 3（3）：6.
[6] 陆大道，姚士谋，李国平等.基于我国国情的城镇化过程综合分析[J].经济地理，2007（11）： 885.
[7]韩纪江，孔祥智.城镇化进程对农村经济的负面效应浅议[J].农业经济问题，2001（7）：26.
[8] 李霖.浅析农民科技教育培训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J].河南农业，2013（2）：30.
作者简介：
于淑文，女，汉族，浙江海洋学院管理学院教授.
肖家奇（1986--），男，汉族，浙江海洋学院管理学院研究生.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学院管理学院，浙江 舟山 31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