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本雅明通信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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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 1940年2月29日
我亲爱的瓦尔特：
这么长时间才给你写信，这容易得到解释。对于（上次）拿一种外语给你写信，我确实觉得这是一种几乎难以克服的尴尬。尽管就经验性而言，这可能不合适，但就其可理解性而言，这里面又有些合适的成分。我希望，也相信你会原谅我。
你亲自到纽约来这样做，是我最大的希望。拉佐夫斯基小姐提供的书面保证相当有用。当然，马克斯完全同意，你应该提及你在1933年前与研究所的关系――从所有的文件来看，你目前和研究所的关系已经十分明显。请不断地告知我们你（移居美国这件）事情的进展。我也建议，就这个问题，你无论如何也要立即给夏皮罗写封信，尤其是这关系到他为了改善你的经济状况，已经为你在这里安排了几门课程或其他事情。如果他成功了，我认为这只会以最有利的方式促进整个进程的发展。（夏皮罗为你设置的）这种课程当然不会占用你多少时间的。
你是了解我阅读你有关波德莱尔的论文的热情的。在你收到的（电报体式的，或说简省的）我们对你论文的种种回应中，并不存在丝毫的夸张。马克斯是这样回应的，我也是。我相信，将这一著作视为你自论巴洛克戏剧的书和论克劳斯的文章以来最完美的文字，这丝毫不夸张。如果说我有时在此事上显得固执己见和吹毛求疵的话，那么现在我可以说，我这种烦人的道德感已经变成了一种相当虚浮的骄矜感，你应该对此负责――不管我们两人的论文之间如何保持一种辩证的关系。因为你论著的每个部分都同样地紧扣中心，以及你文本的成功组织，所以很难从你的文本中挑选出任何特定的部分（来作单独的评论）。如果你允许我打比喻的话，你的关于赌博者的理论，是从你的“拱廊研究计划”的图腾柱上掉下的第一个成熟的果实。自不必说，你有关灵晕的段落是怎样的一个神来之笔。（对你的论文）我只想评论一二：你的遗忘理论和“震惊”理论确实非常密切地关联到我的音乐写作，尤其是关于热门歌曲所涉及的感觉问题，这一联系你几乎从来没有想到过，因此这使我更加高兴，因为这证实了我研究的独立性。在此，我想到了我在论拜物教的文章中（第342页）讨论遗忘、记忆和广告的段落。对你在反射和经验（Erfahrung）之间所作的比照，我和你的感觉很类似。确实，我可以说，因为我身处美国，我对唯物主义人类学的所有反思都变得围绕着“反射性特质”（reflex character）的概念。在这里，我们两人的意图再一次地若合符契：确实，人们可以将你的波德莱尔视为反射性特质的前史（prime history）。我原本感觉，你不是真正喜欢我论拜物教的文本――这是我德文文本中，唯一处理这些议题中某些方面的文本――这或是因为它看起来引起了一种误解，认为其目的是为了“拯救”文化，或是因为（与之紧密相连的）我文章的组织不是很成功。请你基于这些考量，再看看这一文本，如果在你阅读这一文本之后，在你的眼中，它将如其该当的那样碎片化，那么也许你自己能和它的一些面向达成一致。请原谅我对你的波德莱尔研究之回应如此自私，但是它当然不是一种反射性的回应。如果它触动了读者全然特别的兴趣，那么我觉得它几乎是对这样一个文本之客观性真理的证实。
我对你的波德莱尔研究所作的所有批评很大程度上都无关紧要，但是我要在此简单提到一些事情，免得我以后忘记它们。你对弗洛伊德作为抵御某种刺激之防卫机制的记忆理论的挪用，以及你将其应用于普鲁斯特和波德莱尔，在我看来，并不完全明晰。这一极其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基本印象的无意识特质问题；如果后者（基本印象）属于非意愿记忆而不是属于意识领域的话，那么它自然就具有这种无意识特质。但是我们真的能以这种方式谈论一种“无意识印象”吗？普鲁斯特品尝玛德琳蛋糕，从而激起他的非意愿记忆的时刻，实际上是一种无意识的时刻吗？在我看来，一个辩证性的因素从这一理论中消失了，这就是遗忘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遗忘”是这两者的基础：它既是经验（Erfahrung）领域或者非意愿记忆的基础，也是一种已然以遗忘为前提的、突然的回想（recall）行为之反射性特质的基础。一个个体是否有能力具有这种经验，归根结底取决于那个人如何遗忘。你在一个脚注中涉及到这个问题，在那里，你指出弗洛伊德在回想（recall，Erinnerung）和记忆（memory ，Gedchtnis）之间并未作出明确的区分（我将你的这一意见视为[你对弗洛伊德的]一种批评）。这里的真正任务，难道不是要将感性体验（Erlebnis）和本真经验（experience proper， Erfahrung）之间的全部对立，带入到与一种辩证性遗忘理论的关系之中去吗？或者人们同样也可以说，带入到与一种物化理论的关系中去。因为所有的物化都是一种遗忘，当客体不再持续展示它们的其他面向的时刻，也就是当它们中的一些东西被遗忘的时候，这些客体就变成了纯然物态（thing-like）的东西。这就提出了问题：到什么程度，这种遗忘是可以形塑经验的、我差不多称之为史诗性遗忘（epic forgetting）的遗忘？到什么程度，这种遗忘是一种反射性的遗忘（reflex forgetting）？我今天不想就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答案，只想尽可能准确地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我也相信，只有与这一物化问题联系起来的时候，你在文章中所作的根本区分才能够获得其普遍的社会力量。在这个方面，我几乎不必说，对我们而言，这里绝对不存在仅仅重复黑格尔对物化的裁决的问题，而是存在如何阐明一种适当的物化批判的问题，也就是说，存在如何展现此种遗忘所涉及到矛盾性时刻的问题；或者人们也可以说，这里存在如何阐明好的物化和坏的物化之间的区别问题。在你编辑的通信集的某些段落，例如你为康德的兄弟书信所作的介绍之中，看的出来是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的。在此你可以看出，我试图在你论约赫曼的文章和论波德莱尔的文章之间划出一条连线。
另外一件事与你论灵晕的章节有关。我相信，我们最好的思想，总是那些我们不能彻底想清楚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灵晕的概念对我来说，仍然不是被彻底“想清楚”（thought out）了的。确实，人们可以争辩，是否它应当被如此彻底地想清楚。然而我还想指出你的研究进路的一个方面，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篇文章，这次我对瓦格纳的研究，尤其是其中的未发表的第五章，在论波德莱尔的文章中你写道：“去经验一种现象的灵晕，也就是给予（lending）其反观的能力。”此处的“给予”概念使得这与你早先的表述有了区别。但是这一“给予”的概念难道不是一个时刻的标志？那一时刻难道不是在我的瓦格纳研究之中，幻景的营造得以建基的时刻，也就是人类劳动的时刻？难道灵晕不总是在物体之中被遗忘的人类时刻的一种痕迹？难道它不是恰恰通过这种遗忘而被直接地关联到你称之为“经验”的东西吗？或许是人们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将唯心主义思想之思辨下的经验领域视为一种保持这种痕迹的企图――企图在那些恰恰现在已经变得异化的事物中保持这种痕迹。也许唯心主义哲学作为一个整体，不管其戏剧性的外观有多么富丽堂皇，也不过是你在波德莱尔研究中以一种典范性的方式发展出的那些“情景”（occasions）之一种罢了。
同时，你将收到我关于格奥尔格和霍夫曼斯塔尔之间通信的文稿。对这篇文稿，我从未如此急切地期盼听到你的意见――或许是因为我在这上面花费了非同寻常的精力。我只想说，我在这篇文稿中首次试图使我自己摆脱各种术语的重负，摆脱所有你在谈到佐恩-雷特尔时所称的“皮条客的语言”。由此，让我们希望我没有只是反倒开张了一家小小的烟草铺，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在退休的学者身上。这里的联系使得我关注莫泊桑，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你是否曾经读过莫泊桑关于夜晚的小说。如果读过，你对这部小说有何印象？
我现在终于从“广播研究计划”（Radio Project）中解脱出来了，为着这一计划，我去年年底陆续撰写了三篇文章，包括一篇颇有分量的文章（其中的一篇以严格的技术性分析，讨论了广播对交响乐形式之建构性的转换效果，我很希望你能有时间阅读这篇）。这一新获得的自由极大地激励了我，除了写作关于格奥尔格的东西，我还撰写了一篇内容充实的对李凯尔特死后出版的一本书的书评，汇集了一些我对“热门”音乐的技术性分析，再加上一些理论性观察，由此完成了一篇像样的论文。首先用德文，继而用英文撰写了一篇关于克尔凯郭尔之宗教话语的讲演稿。在这篇讲演稿中，根据我此前的研究所没有讨论到的新材料，我继续了我关于克尔凯郭尔的书中的某些主题和方向。大约一个星期前，我在美国广播中首次亮相：由我介绍了一场科利施和施托伊尔曼参演的现代音乐会。你可以看到，我并没闲着，但这仅仅是我与马克斯的合作计划的一个序曲。我很高兴你喜欢他关于犹太人的文章。如果我向你承认，在你论波德莱尔和马克斯论犹太人的文章面前，我关于瓦格纳的东西，看起来不再是一个什么全然了不起的成就，我这么说绝对不是空话。但是我只能和马克斯说：（让我们） “耐心等待电车轨道的重建（Attendons patiemment la réorganisation des tramways）。”
回复你1月17日的信件：得知你的身体尚未完全恢复，我极为关心。同时，格蕾特尔在这方面对你有个令人鼓舞的实际性建议。多亏了她所接受的治疗，她现在真是觉得好多了。这一次，我们希望这不仅仅是在此类治疗的初始阶段通常所碰到的成功。――从开始对纪德研究或者完成波德莱尔的研究，哪一种选择对你更好这一问题，远隔重洋的我对此实在难以回答。从出版杂志的技术性观点来看，在其不涉及外在困难的情况下，纪德研究会是更实际的选择。你最好是明确地和马克斯讨论这个事情――如果你能撰写一篇关于新水妖（Melusine）的论文，我将会特别高兴的。毫无疑问，这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关键性结合点。涉及幻景概念和缩微主义（miniaturism）的水妖形象的问题，将会产生一个真正的思想占星术的星座。
我的父母已经抵达这里，他们正在佛罗里达过冬。――我可以以一个请求结束我的信吗？你信中说，佐马・莫根施特恩可能很快就要抵达这里，你说你经常见到他。出于种种不能为他增光，更不能为其妻子增光的原因，早年的佐马对格蕾特尔不是很友好。我不知道她的妻子是否仍然和他在一起。恩斯特・布洛赫暗示，佐马也对我说过愚蠢和不友好的坏话。在如此可笑的语境中（据说佐马暗示过我关于卡夫卡的理论全部来源于他，说我从未就此主题公开发表过任何文章），我几乎不能拿恩斯特的话很当真，尤其是因为在这种事情上，恩斯特被视为一个可疑的、名声不好的消息来源。就格蕾特尔而言，情形若此，以至于我不愿意会见佐马，除非我能非常确定，他以后会很不一样地对待格蕾特尔。如果你下次恰好遇到他，你可以对佐马说说格蕾特尔，但不要提及任何过去的不和，这将会很有帮助。――对格蕾特尔而言，佐马总是喜欢显出一副很不令人喜欢的“乞丐的骄矜”（orgueil de toute gueuserie）的样子。（你这么做）我想这会对每个人都好。一般来说，佐马当然有不少很吸引人的品质，但是不幸的是，甚至在他自己的心目中，他也表现出一种令人难受的庸凡。我很想知道，你是如何看待作为一个作家和作为一个人的佐马的。他从未给我看过他的小说，但是受尊敬的人始终只是说他小说的坏话，而不值得尊敬的人却总是说他小说的好话。比起通信者之间有时表达出来的烦恼而言，这里确实存在更深的差异。总而言之，当然，在佐马这件事上，我会对你的意见表示真挚的感谢。最后，让我祝你的英语学习取得“极大的成功”。
注释：
1.阿多诺给本雅明的上一封信是1939年11月21日用英语写的。
2. 阿多诺和妻子格蕾特尔・阿多诺1939年11月21日给本雅明的两封信都是用英语写的，这里阿多诺为自己用英语给本雅明写信表示歉意，也做了些许辩解。
3. 指到纽约当面原谅阿多诺。阿多诺希望本雅明尽快逃离纳粹危险，到美国与朋友们相聚。
4. 通过在美国“国家难民服务处”工作的拉佐夫斯基（Cecilia Razovsky，1886-1968），本雅明在1940年1月得到了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居民Milton Starr的书面担保。有了这种担保，外来移民就可以在美国工作。
5. 指美国艺术史家迈耶・夏皮罗。据现有资料，本雅明从未给夏皮罗写信。
6. 指阿多诺1938年发表在《社会研究杂志》上的论文《论音乐中的拜物特性以及倾听的退化》。
7. 本雅明借用了法国作家普鲁斯特使用的一组心理学概念“意愿记忆”（mémoire volontaire）与“非意愿记忆”（mémoire involontaire），前者相似于有自觉的、意识的记忆，后者是指不自觉的、无意识的记忆。他把传统艺术的“光晕”归入“非意愿记忆”范围，而把机械复制的现代艺术划入“意愿记忆”领域。他说，“我们把光晕选定为非意愿回忆之中自然地围绕起感知对象的联想，”就是说，光晕是人们面对传统艺术品（感知对象）时，通过非意愿记忆而自然地无意识地引发的丰富联想，这是一种对传统艺术的审美感受。因此，“光晕无疑是非意愿记忆的庇护所，”同样，传统艺术“从非意愿记忆中出现的意象的卓越不凡的特征在于它的光晕”。相反，现代艺术如照相等使用“许多机械装置”的“技术把意愿记忆的领域扩大了”，“使得一个事件在任何时时候都能以声、像的形式被永久地记录下来”，这就造成现代艺术中光晕的衰落与丧失（朱立元文）。见朱立元主编《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论稿》第147-14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8. 关于本雅明使用的体验（Erlebnis，一译经历）和经验（Erfahrung）两词的区别，爱尔兰学者理查德・卡尼说：“本雅明对有灵韵的艺术和技术艺术的区分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经验：‘有灵韵的’经验（Erfahrung）或完整的叙事经验；‘技术’经历（Erlebnis）或原子化的孤立的片断的经验。本雅明结合了普鲁斯特、深层心理学和思想中隐含的犹太神秘主义，认为前者‘的确是一种传统的东西，在集体存在和私人生活中都是这样？？在记忆中积累的经常是潜意识的材料的汇聚。’（《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1939年）而经历则典型地体现了有关传统智慧和公共叙事的那种意识在现代的丧失。”见刘北成《本雅明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320页。
9. 指本雅明编辑的《德国人书信集》（Deutsche Menschen. fine Folge von Briefen， Luzern，1933）。
10. 卡尔？古斯塔夫？约赫曼（Carl Gustav Jochmann，1789-1830），德语思想家。1828年在其《论语言》中，约赫曼认为德语本质上是一种诗学语言，这种语言是德国落后的根源。本雅明通过自己博览群书的朋友维尔纳？克拉夫特（Werner Kraft）了解到约赫曼的存在，对约赫曼的思想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本雅明自己在1940年声称自己于1936年春独立发现了约赫曼）。对约赫曼的《诗的退化》（Regression of Poetry），本雅明评价甚高，摘录并加上了他自己的解说刊登在霍克海默等人编辑的《社会研究杂志》上，此举导致了本雅明和克拉夫特之间友谊的破裂。
11. 参见阿多诺在其《最低限度的道德：对受损害生活的反思》（Minima Moralia）中的说法：“只有那些不理解自身的思想才是真实的思想”，见阿多诺《文集》（Gesammelte Schriften）V[4] 第214页。
12. 阿多诺研究瓦格纳的部分成果以《关于瓦格纳的断片》为题，发表在1939年的《社会研究杂志》上。1952年，阿多诺关于瓦格纳的全部研究成果结集为《追寻瓦格纳》出版。
13. 施特凡・安东・格奥尔格（Stefan Anton George， 1868-1933）德国诗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象征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诗集有《颂歌》（1890）、《朝圣》（1891）、《阿尔加巴尔》（1892）、《心灵之年》（1897）、《第七枚戒指》（1907）、《新的帝国》（1928）等。其唯美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艺术主张，曾得到不少人的赞赏，因而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史称“格奥尔格派”，其宗旨是通过创造严格的诗的美来“纯洁”德国语言和文化。这个集团有作家沃尔夫斯凯尔、海泽勒和文学评论家贡多尔夫、沃尔特斯等。霍夫曼斯塔尔也曾一度与该集团接近。格奥尔格在政治上虽没有同德国法西斯同流合污，但法西斯的宣传机构仍然利用他的思想为第三帝国服务。本雅明撰有《施特凡・格奥尔格回顾》一文（Stefan George in Retrospect）。
14. 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1874-1929）奥地利作家，诗人，德语文学19、20世纪之交新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重要代表。1891年在维也纳结识德国诗人格奥尔格，深受其唯美主义文艺思想影响。早期创作刻意求工，但内容脱离现实。1900年以后，霍夫曼斯塔尔改变唯美主义倾向，与格奥尔格决裂。此后他致力于用精神分析和现代表现手法来革新希腊悲剧、中世纪神秘剧和巴洛克戏剧，写了《埃勒克特拉》（1904）、《奥狄浦斯与斯芬克斯》（1906），宗教神秘剧《每一个人》（1911）等。他还与理查德・施特劳斯合作写了许多歌剧，如《玫瑰骑士》（1911）、《失去影子的女人》（1916）、《埃及的海伦娜》等。
15. 指阿多诺1930-1940年间撰写的《格奥尔格和霍夫曼斯塔尔的通信》一文，1942年得以发表。1955年收入阿多诺的《棱镜》一书。
16. 阿尔弗雷德？佐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1899-1990）：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家，其思想试图整合康德的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齐泽克在其《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书中发展了雷特尔的关于商品交换中的“真正抽象”（real abstraction）的思想。著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一个认识论的批判》和《经济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阶级结构》等书。
17. 莫泊桑（1850-1893），法国著名短篇小说家。阿多诺此处所指的是莫泊桑的小说《夜晚，一场噩梦》（La Nuit， un cauchemar），出自莫泊桑小说集《白天与夜晚的故事集》（Contes du jour et de la nuit，1885）
18. 1938年阿多诺迁居纽约后，接受“行政管理研究”的创始人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的邀请，参加在纽瓦克大学研究中心的“广播研究计划”（Radio Project，全称为“广播对于所有类型的听众的基本价值”）。阿多诺承担对广播音乐作用的研究工作，重点是流行音乐与严肃音乐的消费和接受。但是在实施这一研究计划时，拉扎斯菲尔德的经验主义立场和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立场发生了尖锐冲突。1941年，阿多诺迁居洛杉矶，两人的合作遂告终结。
19. 阿多诺在这里所说的、为“广播研究计划”撰写的三篇论文似指：《广播之声》（未出版）；《对国家广播公司“音乐欣赏1小时”的分析研究》，揭示了该公司是如何推广其荒谬的音乐知识的，这篇文章后来变成阿多诺《忠实的伴奏者》（Der getreue Korrepetitor）一书中的《被欣赏的音乐》一章；《广播交响乐》，发表在由拉扎斯菲尔德和F・斯坦顿（Frank N. Stanton）编辑的《1941年广播研究》上。
20. 海因里希？约翰？李凯尔特（Heinrich John Rickert，1863年-1936年），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与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一起，创立了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李凯尔特关于认识论的著作强调在获取知识时的先验主体性的角色。1912年本雅明和海德格尔曾经在弗莱堡大学跟他学习过。此处指1939年（李凯尔特死后）出版的《直接性和阐释》（Unmittelbarkeit und Sinndeutung）一书，阿多诺对此书的评论发表于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9 （1941）： 479-482。
21. 这些对“热门”音乐的技术性分析，包括《特别为了你》、《在一间18世纪的会客厅》、《便士小夜曲》等文，在阿多诺的文稿中，这些论文被统一置于《新热门乐曲分析》（Neue Schlageranalysen）的标题下。
22. 此处指阿多诺1940年2月23日在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演讲《克尔凯郭尔之爱的原则》。
23. 鲁道尔夫・科利施（Rudolf Kolisch，1896-1978）：美国小提琴家。出生于奥地利。1913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和音乐学院。继而从谢弗奇克学小提琴，从勋伯格学作曲。（其姊后与勋伯格结婚。）不久即从事小提琴演奏和指挥。1922年创建科利施弦乐四重奏团。在欧、非、南美洲及美国巡回演出。该团坚持背谱演奏经典作品，并竭力推崇新音乐，尤其是勋伯格、阿尔班・贝尔格（Berg）和韦伯恩（Webern）等人的作品。勋伯格称该团是最好的四重奏团。1942年起任教于威斯康星大学，并任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室内乐系主任、教授。
24. 爱德华？施托伊尔曼（Eduard Steuermann，1829-1964），钢琴家和作曲家。在柏林师从布索尼，在维也纳师从勋伯格，参与了勋伯格的《月迷彼埃罗》的首演和勋伯格带有钢琴声部的大部分作品的首演。他在维也纳写了《钢琴协奏曲》（Op.42）。施托伊尔曼是勋伯格音乐的积极支持者，经常演奏勋伯格的作品。1938年移民美国，自1952年起在纽约朱利亚音乐学院任教。施托伊尔曼是阿多诺1925年在维也纳时的钢琴老师，阿多诺写了《施托伊尔曼去世后》献给他。
25. 1940年2月22日，阿多诺首次上了美国的广播电台，为广播听众介绍了一场由施托伊尔曼和科利施弦乐四重奏团等演奏的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演奏了勋伯格、泽姆林斯基（Zemlinsky）、艾斯勒（Eisler）、克雷内克（Krenek）等人的乐曲。
26. 指马克斯・霍克海默的《犹太人与欧洲》（Die Juden und Europa）一文，见霍克海默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4， pp. 308-31.
27. 这封信是本雅明写给阿多诺夫人格蕾特尔・阿多诺的。
28. 本雅明告知过霍克海默，他计划对卢梭的《忏悔录》和纪德的《日记》作一个比较研究，但他同时也表示想完成关于波德莱尔的书的撰写工作。
29. 长期以来，本雅明试图就歌德《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一书中的民间故事撰写论文，但是本雅明的这一计划从未实现。
30. 佐马？莫根施特恩（Soma Morgenstern，1890-1976），奥地利犹太作家，生于波兰。1928-1934年担任《法兰克福报》驻维也纳文化记者，期间发表了不少关于本雅明的文章。莫根施特恩是罗伯特？穆齐尔和阿多诺的音乐老师阿尔班？贝格的朋友。1934年他与同为犹太人的克拉考尔等同事一起，失去了在《法兰克福报》的职位，后逃离欧洲，1941年抵达纽约。著有小说三部曲《深渊之火》（The Funken im Abgrund）等。
31. 此处指莫根施特恩的小说《回头浪子的儿子》（Der Sohn des verlorenen Sohnes，Berlin 1935）。
32. 在1940年1月17日给格蕾特尔的信中，本雅明写道：“我的英语课将下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