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女性主义的无意识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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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识作者，也没有指定的阅读任务,我只是收到了一封诚恳的来信和分为上下卷的《浮途》（花城出版社）。出于好奇，翻开了《浮途》，却在不经意中进入了，先是消遣式地，终至津津有味地，把一部长达七八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读完了。这是意外的收获。遂写下这些笔记和感想。

女性主义话题，自新时期以来就在文学界不断轮回，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愈演愈烈，近年来，有关它的学理性研究固然在不断深入，但种种繁复现象似乎又将人们带入了迷惘。究竟怎样的女性视角才是理性的，文化的，有深度的，是与这个大时代相宜的？这是我每读女性作家小说都会有的一种心理反应，郭严隶这部《浮途》同样将我带入深思状态中。但是，它带给我的却是与当下女性写作迥然有异的感受，那便是被文坛已经忽视了的传统女性的精神出路问题。我所说的传统，并非“五四”之前封建礼教下的那种“女性传统”，而是指自“五四”以来不断追求进步与美的、独立与自尊自强的“传统”。在这部书中，作者发出了她对她所认可的女性美的坚守和呐喊。

一部作品的内在精神与其叙述风格往往是互相选择的。这部小说的叙事方式相当传统，也许这是为了适应作品庄重的并带有几分“守旧”的主题，也许只有传统的结实的梁柱方能托得起它的沉重和内涵。整部小说围绕一个美貌绝伦、才华横溢的中俄混血儿女子虞是殊展开的。当然作者并非只讲述虞是殊这个美才女的故事，她的命运只是一条主线，通过她的经历，同时写出了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和众生相，但虞是殊毕竟是提挈全书意蕴的纲要，是这部人生悲歌的魂魄所系。

虞是殊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家，但她才质聪颖，这就构成了一对对矛盾：贫穷、落后的处境与美丽人生梦想之间形成对立；乡村赋予她的淳朴、善良与都市的欲望、无常甚至无道构成了对立；天赋的才华、丽质与周围环境的威压构成了对立。在她的身上，传统与现代成了决定她多舛命运的两股潜在的力。她自小就追求知识、光明和自由，她还保持了空谷幽兰般的内心世界，这似乎是她天性中禀赋的特征。她终于成为甜石村第一个“秀才”。从读师范开始，即追求自己的理想――文学，师范毕业后，所工作的幼儿园人际环境极差，她仍克服种种困难坚持自己的理想。理想成为她生活的本质要求。她遭到了潘肃珍、田加旺、于天浩们的重重打击迫害，尚能一如既往地保持自己的善良天性。也是因为这理想，她爱上了范玄同、秦克兢、高慎上这样一些品德高尚的文友。与封建时代的女性相比，她是具有现代性的女性。但是，若与私人化写作、美女写作、身体写作的迷离光影所勾勒出来的冷艳和恣肆相比，她又土得掉渣儿。她对于田加旺总是逆来顺受，一次次地被愚弄；对于自己倾心的爱情，一次次地甘于放弃。为了弟弟和亲人们，她忍受了难以启齿的家庭暴力、内心屈辱，其丈夫田加旺做出泯灭人性之举，她却仍然不得不与其和好，活像旧社会三从四德的女性。她甚至想用自己的善良感化田加旺。她听从高慎上的劝诫，独善其身，一心追求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理观。显然，这是一个早已在当代女性写作中被遗忘的近乎古典的形象。最后，她终于忍无可忍地进行了反抗。她的反抗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个人婚姻得到了解放，而且事业也得到了认可。

虞是殊是个直到最后才完成了塑造的人物。虞是殊值得我们深思的也许是她的“软弱”与“反抗”两个方面。正如司马迁所云，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实为审时度势的智慧。作为一个深深浸润了中华古典文化的人，她的身上有儒家或道家精神的影子是不奇怪的。她是直到最后才奋起反抗的，她的反抗再不会伤及她的亲人了。一般而言，她应是很难逃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模式的悲剧人物，但她没有毁掉，苦难的熔炉淬出了她的光亮。她走向了彻悟，不是看破红尘的出世，而是拥抱人生的热烈。

我推想，这部小说也许带有某些自叙传色彩。小说的主人公很可能有作者自己影子甚至化身，是一个理想化了的自己。小说在写法上确很传统，毫无欲望化的渲染笔墨。这与时下流行的女性写作形成了尖锐对照。在我看来，这正是其独异之处，但也正因为如此，使人感到了某种单一性和不真实感。作品最后要告诉我们，一个软弱的传统的女性终于战胜了自己，站起来了。她成为了她自己。

这便是我对虞是殊这个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传统女性观的一点思考。如果按结尾来看，作者显然是否定虞是殊未反抗田加旺之前的性格和观念的。她要让主人公成功，但这成功同时也产生了否定的作用。这大概是我们一般的想法。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反过来再考察她的过去？试想，如果虞是殊是一个处处反抗、处处要强，显示自己性格与成功的女人，她就不可能得到范玄同、秦克兢、高慎上的帮助，她也就不可能品尝到在她看来是人间最可贵的情谊。同样，她如果不忍耐，不牺牲，也就没有强烈的亲情。她的“软弱”与她最珍贵的东西是互为因果的。她的这份“软弱”还给她带来另一份馈赠：生命的真谛。这些“软弱”是与她的精神为一体的。如果她追求欲望就不可能这样软弱，也就不可能得到这么多。她可能强大，但这强大的背后可能是女强人似的孤独、虚无和丧失幸福。这就给我们带来了更深的思考：究竟我们应该怎样来面对传统女性观指认的优良品质呢？女性在当下社会中应该怎样存在才算是幸福的、有尊严的、有价值的呢？

恕我直言，作者对主人公的喜爱有些过头了，甚至有点不真实了。她的本意是要描绘一个女人如何战胜命运的过程，但无意识地暴露了这个人物身上传统女性观与现代女性观之间的种种矛盾，以及对待传统女性观的较为简单的处理。然而，正是这种无意识的处理，带给我们许多思考。在我看来，结尾若处理得更合理、更深邃一些，也许会带来更多的惊喜。

80年代以来，女性的崛起更多的是从恋爱与婚姻的自由、事业与家庭的共有开始的。张洁、铁凝、谌容、张抗抗、池莉、张欣等一批女性作家写了大量作品，共同勾勒出了在控诉、反抗、失语与重构中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中国当代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多是从批判现实的角度赞颂的，女强人形象也继之出现。到了90年代，女性写作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就是女性私人化写作的涌现。如果说此前的女性写作多从外部和社会角色来进行描写的话，那么，陈染、林白等人进行的个人化写作便开启了内心的独白和性别的独语。今天看来，当时的种种喧哗与骚动反映了人们对女性的认识从外部向内部的切入。到了90年代中后期身体写作、美女写作、胸口写作来了，染上了女权主义色彩。女性的个人化写作只不过是向女性本体的一种回归，而后来每每向社会道德展开斗争与反叛的写作则显示了女性向道德纵深处的挺进，甚至走向非理性的荒原。卫慧、棉棉、九丹、木子美们……一次次将女性主义话题挑起，使女性主义直接与性产生关联，使女性主义欲望化，虚无化，抽象化。这大概也是女性主义最后的阵地。同时，还有一大批年轻女性作家则向更为广泛的女性主义视角切入，展示了当代年轻女性写作令人不安的侧面。

无疑地，当代女性写作取得了非凡的成绩，但是，女权主义究竟身往何处？女性写作对道德的一次次挑战究竟会给女性和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幸与不幸？身体会不会背叛它的主人？女性与男性的关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走势？就拿女强人来说，最早的时候是赞颂，再后来是批判、反讽，现在则深入到女性的幸福观的认知，这是从外部向内部的不断深入，是非理性向理性的深入。不论是批评家、作家，还是读者，都已经达成了一种认识，即幸福才是人生的关键，成功只是迈向幸福的一个台阶。整个社会对人的认识在改写。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过去热切赞赏的某些女权主义思想在未来会不会破产呢？

另一个更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传统女性主义究竟还有没有存在下去的可能。扪心自问，我们究竟喜欢什么样的女性形象？我们是否真的喜欢那些女权主义观念作用下充满反叛姿态的女斗士形象？我们不能否认，现在仍然是一个男权文化为中心的社会，女权仍然要承受男权文化的否定或者认可。所以，每一次新的女性写作现象都会激起一片喧哗声，其实是男权文化的应激反应。看来，问题的关键是站在哪一个立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