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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文学是电影艺术和文学艺术结合的产物,是电影的文学基础,兼具文学性和视觉性的双重特质。在表现形式上,电影文学主要包括电影剧本、电影小说、以及早期的电影本事等,其中电影剧本是电影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中国电影文学萌芽于20世纪初,“是伴随着中国电影及中国文学的成长而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从幼稚到逐步成熟,从弱小到逐步强盛,从不受关注到逐步得到重视的过程”[1]。香港电影文学是中国电影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电影文学研究的深入以及对港台电影研究的重视,香港电影文学开始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例如唐金海、周斌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2],就对香港、台湾的代表性电影剧作及其作家进行了专门论述;吴贻弓、石川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影视文学卷》[3],第一次把香港、台湾的电影文学剧本纳入到《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范围,并收录了五部影响较大的港台电影剧本。这标志着作为中国电影文学重要分支之一的香港电影文学,在游离于大陆母体文化之外很多年后,重新归属到了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大家庭。
一、研究意义
香港电影文学研究,既是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研究系统工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香港文学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时还是香港电影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丰富香港电影研究、中国电影文学研究、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华文文学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香港电影文学与有着上百年历史的香港电影相伴而生,并伴随香港电影一起成长发展。研究香港电影文学,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香港电影研究。一方面,香港电影文学研究可以弥补早期香港电影研究中胶片资料之不足。基于战乱和缺乏保存意识等原因,早期香港电影的胶片资料大多已经湮灭,今日可以看到的少之又少。而为香港电影提供文学基础的香港电影文学,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早期香港电影研究中胶片资料匮乏的缺憾。借助电影文学作品,研究者能够大致了解影片的故事梗概、情节内容、人物性格,乃至一些具体的台词和关于镜头画面的运用提示。尽管最后拍摄出来的影片未必和电影文学作品中的描写完全一致,但其基本面貌却可以由电影文学中窥得。另一方面,通过电影文学作品与影片的对比,可以深化对香港电影的认识和理解。不少香港电影在拍摄过程中,会对电影剧本做出一些改动。这些改动有时是出于文字和影像两种媒介之间差异方面的原因,有时则是出于商业资本要求上的原因,还可能是出于更加复杂的政治原因。通过对剧本和影片的比较,能够更好地认识两种表现媒介之间的异同,以及在微妙的改动中所传达出的政治、文化意味,从而把香港电影研究引向深入。此外,通过对香港电影文学的研究,可以全面认识香港电影创作中的剧本环节,弥补以往该方面认识的不足。而且在香港电影创作中,一些导演本身就是影片的编剧,通过对电影剧本的研究,也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把握这些导演的艺术风格。有一些香港电影剧作是由大陆、台湾的作家创作的,如影片《似水流年》的剧本作者孔良来自大陆,《滚滚红尘》的剧本作者三毛来自台湾。研究这些剧本的创作情况,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电影合作情形的视角。但是,如果仅仅把香港电影文学研究看作是对香港电影研究的补充,显然是不够的。香港电影文学从本质上来说,应隶属于文学范畴,它既是中国电影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香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华文文学的分支。因此,香港电影文学的研究,无疑是对上述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丰富。不少著名作家如张爱玲、夏衍、三毛、倪匡、李碧华等都从事过香港电影的编剧工作,电影剧本创作是他们作家生涯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通过对这些作家所创作的电影剧本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加深对这些作家的理解,对他们的创作情况也可以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有的香港作家既从事话剧创作也从事电影剧本创作,例如杜国威,他的话剧《人间有情》、《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南海十三郎》等都由他本人改编成了电影剧本。研究像杜国威这样的剧作家及其电影文学创作,可以加深对香港话剧、香港电影剧本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理解。香港也有不少专门从事电影剧本创作的剧作家,如邱刚健、岸西、陈韵文、陈文强等。他们的剧作各成风格,显示出较浓郁的个性化色彩。研究这些剧作家及其创作情况,对丰富中国电影文学研究和华文文学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不仅如此,香港电影文学还反映出香港的地域文化、生存经验,及其与传统中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从文化层面关注和研究香港电影文学,不仅能更加深入地揭示香港电影文学的独特性,也可为当前的中国电影文学研究拓宽思路。
二、研究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但是,香港电影文学研究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是否能够克服,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将直接决定着香港电影文学研究的进度和质量。首先是资料搜集的困难。由于电影是一项综合艺术,又有其特殊创作手段,一方面它需要剧本作为文学基础,另一方面,只有当剧本拍成影片以后,才算完成了最后的创作。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往往更关注作为最终完成品的影片,而忽略了对其文学基础———电影剧本的重视。加上电影发展之初并没有完整的文学剧本,即使后来有了剧本,大多也没有发表或保存下来,这就给电影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香港电影文学也是如此,尤其是早期的香港电影文学创作,一般都是作为脚本供导演摄制影片使用,并不是供读者阅读,因此公开发表的就比较少,作者自己保存的也不多,制片单位也很少作为艺术档案资料保存下来。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许多早期的香港电影文学作品已很难搜寻,只有一少部分散见于报纸期刊,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进行钩沉辑佚。在搜集整理和研究的过程中,能找到原剧本的尽量用原剧本,不能找到原剧本的用记录整理本,如果连记录整理本也没有找到,则根据影片进行记录整理。既无剧本又无影片的,可根据现存文字资料和创作者的回忆,来了解故事梗概,以求最大限度地解决资料问题。其次是版本取舍的问题。在香港电影中,会存在这样的情况,有些影片的剧本有好几个版本,如文学剧本、导演工作台本(分镜头剧本)、影片记录本,其中文学剧本还可能有原稿本和整理修改本。那么,到底以哪一个版本为准,才能够使研究更加客观、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可信性?对于这一问题,不妨以最早的原稿本为主,还可以把原稿本与其他稿本进行比较。原稿本已经湮灭不存的,则以时间最早的版本为主。再次,是香港电影文学的艺术质量问题。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香港电影基本以商业类型片为主,在生产流程、剧作形制上都很接近于好莱坞式的工业化制作模式,比较注重影片的视觉画面呈现,相对忽略了电影剧本在文字表达和台词方面的要求。而且不少剧本构思有雷同化、模式化、类型化的倾向,艺术原创性不足,缺乏震撼人心的思想深度。这也是长期以来人们轻视香港电影文学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香港电影中也有不少优秀的文艺片,其文学剧本不乏可观之处。张爱玲、夏衍等著名作家介入香港电影剧本创作,也为提升香港电影文学的艺术水平做出了贡献。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涌现的香港“新浪潮”电影,不仅在影像表达方面有很多突破创新,而且有较为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这与剧本所提供的文学基础是分不开的。邱刚健、李碧华、杜国威、罗启锐、岸西、陈文强等优秀编剧的创作,都极大地促进了香港电影文学的发展。香港电影文学的艺术质量正在不断提高,并日益走向成熟,应该对其加以充分的关注。即便是类型化、娱乐化倾向比较严重的电影剧本,也可以从中总结出类型片剧本的创作经验和创作规律,为当下的商业电影发展提供借鉴。
三、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香港电影文学研究,应力图勾勒香港电影文学的发展状况,揭示香港电影文学的特征、历史地位和特殊价值,并深入认识香港主要电影剧作家的独特风格和创作个性,深化和拓展香港电影研究、中国电影文学研究和华文文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将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法:一是资料钩沉辑佚的方法。香港电影文学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是整个研究的基础,资料的完备程度与研究的质量密切相关。因此,对香港电影文学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至关重要。正如前文所说,由于长期以来缺乏对香港电影文学的保存意识,给资料的搜集整理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必须通过钩沉辑佚的方法,搜寻散见于有关报纸、期刊上的电影本事、电影小说和电影剧本。对已经出版的香港电影文学剧本,也要尽力搜寻齐备。二是运用电影剧本理论、电影美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理论,对香港电影文学进行全面分析。电影剧本理论是指在理论层面上对电影剧本进行的相关研究。电影剧本的本性是什么?电影剧本在形式和结构上有哪些特点?什么样的电影剧本是优秀的?哪些因素决定着电影剧本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这些都是电影剧本理论密切关注并尝试解决的问题。国内外影响较大的电影剧本理论著作有温斯顿的《作为文学的电影剧本》[4]、科兹洛夫等人的《电影剧本本性问题(讨论集)》[5]、新藤兼人的《电影剧本的结构》[6]、克拉夫琴科的《论电影剧本中的人物》[7]、别洛娃的《论当代电影剧本的文学特性》[8]、夏衍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9],等等。借助电影剧本理论,在对香港电影文学进行研究时就会有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清晰的价值评价标准。我们不仅要从电影剧本美学的层面去理解和把握香港电影文学,还要从文化的层面去理解和把握香港电影文学,在研究中,有时还会将电影剧本和拍摄完成的影片进行对比,以探寻文字和影像媒介之间的差异,揭示在微妙的改动中所传达出的政治、文化意味,因此电影美学和文化研究方面的理论在香港电影文学研究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把电影剧本理论、电影美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论综合起来加以运用,才能够全面认识香港电影文学的面貌与特质。三是宏阔的比较视野。香港电影文学与大陆电影文学和台湾电影文学一起,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的整体,它既与大陆、台湾电影文学有着一定的联系,又有较大的区别。不仅如此,香港电影文学和香港电影关系密切,也与香港文学特别是香港话剧有内在关联。因此,在香港电影文学研究中,既要以大陆电影文学和台湾电影文学为参照系,也要以香港电影和香港文学为参照系,从而在宏阔的比较视野中揭示香港电影文学的独特性,确立香港电影文学的历史地位和特殊价值。
以上只是对香港电影文学研究的一些初步的和粗浅的思考,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这块引玉之砖,能为香港电影文学研究做出一些贡献,并引起学界对香港电影文学研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