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曲刍言》手稿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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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粟庐是清末民初一位杰出的清曲家、书法家，昆曲“叶派唱口”的唯一传人，享有“江南曲圣”的盛誉。《度曲刍言》是他唯一一篇理论著作，也是他一生唱曲的经验总结，对后人的昆曲演唱，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度曲刍言》首见于《申报》。1924年5月21日《申报》载《昆剧表演将有剧场报》一文报道：“本星期五六日三日，苏州昆曲传习所来沪表演成绩，迭志前报。兹悉临场复将赠送《剧场报》一份，以留纪念。其内容除表演剧目详细说明书，并客串昆剧脚本全文，可供观众参商外，又载曲家名著数篇，如《度曲刍言》《昆曲渊源》《宫调渊源》《搬演杂说》《板式辨异》《琵琶记与蔡伯喈》《曲海一勺》诸文……”5月24日《申报》转载《剧场报》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天华庵主人的《发刊词》（略），另一篇是俞粟庐的《度曲刍言》，全文如下：

曲盛于元，而宋光宗朝已有歌曲体格，如出口若针锋一点，长音须中满如橄榄，收音要纯细，而过腔换字，出口四声，平上去入，以及阴阳清浊，并喉舌齿牙唇五音，须交代明白，不得舛误。全要字正腔纯，腔与板俱工者为上，悠悠扬扬得自然之妙，故曰“一声唱到融神处，毛骨悚然六月寒”，方为天地之音。

歌曲全在闲雅、整肃、清俊、温润为至要，尤重格调。元人度曲，有抑、扬、顿、挫，徐大椿《乐府传声》云，一顿挫而神气现。《乐记》有云，上如抗，下如坠，止如槁木，累累乎若贯珠，皆言其能尽节奏之妙也。再加以说白精工，悲欢离合，各极其态，若亲历其境，形神毕肖，则听者神移，观者欢悦，庶称上乘。

此文仅两百余字，浓缩了唱曲的要旨，不是长篇大论，似乎专为《剧场报》而作。当年的《剧场报》，不是正规的报刊，是剧场编印的不定期的宣传资料，今天恐怕很难找到了。但它既然是一份简单的宣传资料，就不可能刊登长文，《申报》转录的不是摘要，当为全文无疑。

《度曲刍言》第二次刊出，是在201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粟庐曲谱》附录之中。《粟庐曲谱》初版是1954年由俞振飞校订，在香港出版，书前有俞振飞写的《习曲要解》，书后附录了俞粟庐的《度曲一隅》，而并无《度曲刍言》。也许是在《习曲要解》中已经吸收了《度曲刍言》中的内容，不再重复了。关于《度曲一隅》的来历较为清晰：1921年2月，由穆藕初出资，以昆剧保存社的名义，请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为俞粟庐录制昆曲唱片，计六张半，十四支曲。《度曲一隅》就是这十四支曲的曲文与工尺谱，是俞粟庐亲手所书。俞振飞在《习曲要解》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说明：“篇末所附《度曲一隅》，为先父手笔。盖当先父囊为百代公司唱片录音时，故友穆藕初君，请其手书曲词，随片附送者……”

既然俞振飞亲自编印的《粟庐曲谱》没有附录《度曲刍言》，那么辞书出版社的《粟庐曲谱》附录中的《度曲刍言》一文，从何而来？编者在《后记》中说明，此文本由岳美缇提供。而岳告诉笔者，这是俞振飞老师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赠送于她的，并告诉她说，这是他父亲的一篇有关唱曲的口诀，你拿去好好读读。至于是否为俞粟庐亲手所书，抑或是别人的抄本，俞老师并无讲明。笔者于上世纪90年代初撰写《俞振飞传》时，看到《申报》上这篇《度曲刍言》也问过俞老，他只记得他父亲这篇文章是仿《乐府传声》（清徐灵胎著）的格式写成，并未提到其他版本。而且从内容看，此文与《申报》所载的《度曲刍言》完全不同；再从字迹看，书法功力较弱，也不是俞粟庐的亲笔。这就给人留下了一个悬念。

岳美缇所藏《度曲刍言》（简称岳藏本），共八则，加一序，约四千字。抄录在用连泗纸线订的本子上，高23.5公分，宽13公分，其内芯为蓝格，高16公分，宽9公分，像当年在坊间能买到的记事本。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本子上前后抄录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俞粟庐的《度曲刍言》，第二篇是魏良辅的《曲律》，第三篇是查夷平的《中国声律之调停与琴之声律》（除三篇文章外，后面还有二十几页空页）。从字迹看，后两篇出自一人之手，与第一篇字迹不同。尤其第三篇，附有精美的“旋宫图”，还有流利的英文注释，不知手书者何人，也不知俞振飞是如何得到的。

在岳藏本《序》中，俞粟庐指明，“爰将前人所论，摘成八则，名曰《度曲刍言》”。但从内容看，分明有九则，其标目为“解明曲意”“调熟字音”“字忌含糊”“曲严分合”“曲须自主”“说白情节”“高低抑扬”“缓急顿挫”“锣鼓忌杂”。那么为何说成“八则”呢？是笔误，还是别有用意？还有一个问题，俞粟庐这篇文章既然不是为笑舞台《剧场报》所作，那么，这篇文章为何而写，何时写成？这些疑问，直至俞粟庐《度曲刍言》亲笔手稿本出现时，终于得到比较合理的解答。

2015年2月，有位阮国华先生通过古籍出版社与笔者联系，说他藏有俞粟庐的《度曲刍言》手稿。后来，笔者与叶长海教授一起作了鉴定，观其书法，笔力雄强，结体茂密，与俞粟庐书信集影印本的字迹完全相同，其《序》后署“古娄俞宗海”并盖有朱红印章，的确是俞粟庐真迹无疑。

阮国华藏本（简称阮藏本）共32页，内心高22公分，宽16.5公分。蓝格宣纸稿笺，装裱成册。观其内容，与岳藏本基本相同。也是八则加一序。其八则的标目也相同（内容有所增减，文字也有变动），这一方面证实了岳藏本的真实性，确是俞粟庐的著作；另一方面也证实了岳藏本不是俞粟庐的手稿，是有人根据俞的手稿并模仿他的字体抄录的。两相对照，高下立判，而且其《序》后署“古娄俞宗海”，但没有盖章。岳藏本原稿是否还存世上，这就难以估量了。

综观俞振飞一生，他忙于唱戏，居无定所，所以对于一些身外之物，不十分重视。比如张大千为他妻子黄蔓芸画的一本速写集，被一位姓樊朋友借观，从此再也没有还来；他父亲写给他的信件，反倒由他堂弟收藏装裱成册，等等。再加上他有一箱资料，寄放在戏校，被一场大火，付之一炬。放在家中的资料，也历经的冲击，丧失殆尽。阮国华在二十年前从长乐路一家旧书店买到的《度曲刍言》，很可能是从抄家物资中流传出来的。

阮藏本的封面题Z是俞粟庐亲笔书写的“度曲刍言八则”六字。其中“八则”二字略小偏右。由此可见“八则”并非笔误。揣摩俞粟庐的原意，可能“锣鼓忌杂”一节，不属于唱曲范畴，是场面上应注意之事，所以不计在内。

岳、阮两版本完全不同的是《序》的部分。岳藏本的《序》，主要讲唱曲之源流，并结合自己经验，摘录前人论曲，使初学者有门径可入；阮藏本的《序》，主要讲唱曲的最高境界以及撰写《度曲刍言》的缘起：

……迨咸丰庚申乱后，世风日变。秦声竞起，古调几亡。a园主人夙擅词学，并谙音律。尝集元明以来曲谱数百十种，校核精详，可称广明之后劲，乃今乐之津梁也。同好者屡请刊印传世，以正谬种流传之误。主人慨然许可，并附以《度曲刍言八则》，为初学入门之阶梯。慧心者与曲谱参观，择师勤学，俾可寻源知流，不至舍本逐末……

《序》中提及的“补园主人”乃苏州望族张履谦，闻俞粟庐之声名，延请为西席。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俞粟庐辞去军中职务，投奔张家，“为之考金石，搜文史，教授子弟”（吴梅《俞宗海家传》）。张履谦爱好昆曲，收集曲谱一百余种，而俞粟庐乃正宗昆曲唱法“叶派唱口”的唯一传人，在这些曲谱的校核中，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篇《度曲刍言》就是为这套曲谱的刊印而作。只是由于时局变迁，张氏家道中落等等原因，这部曲谱没有刊印，估计俞粟庐就把这篇文章收回去了。直至一百年后的2010年，张家后人找到时任上海昆剧团团长的蔡正仁，蔡向文化部作了反映，后由文化部出资，才得影印出版，题为《昆剧手抄曲本一百册》。但没有将俞粟庐这篇专为这部曲谱撰写的《度曲刍言》收录进去，也许张家后人根本不知道有这篇文章的存在，一部皇皇曲谱巨著缺了一篇“江南曲圣”为它专撰的序文，总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阮藏本《序》中，不仅说明了此文撰写的起因，而且还注明此文写作日期：“宣统辛亥四月”，即1911年5月。这也明确了阮藏本是《度曲刍言》最早的一稿。《剧场报》那篇发表于1924年5月，写作目的也清楚，就剩岳藏本的写作日期和动机了。从两篇《序》中透露的，岳藏本肯定在阮藏本之后，是在前者基础上修改而成。具体修改日期无法肯定，只能根据俞粟庐当年的处境及昆剧的大环境来分析了。

1921年，俞粟庐和苏州一些曲友，邀请了上海实业家穆藕初，在苏州办起了“昆剧传习所”，培养了一批昆剧艺人。1924年，已经学了三年的传习所学员，在穆藕初、徐凌云的支持和组织下，到上海实习演出，《申报》和笑舞台都作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剧场报》就是宣传活动的一部分。俞粟庐为《申报》撰文，必定也受穆与粟社诸君之请。但报刊文短，意犹不尽，在众人的要求下，俞粟庐可能翻出十几年前的旧稿，加以修改，重新写《序》。《序》中说“俾初学知其源流，有门径可入”。这里的“初学”有没有具体指向？参照俞粟庐这段时期的活动来看，主要指粟社诸友。所以说岳藏本《度曲刍言》是为粟社诸君所作的修改稿，当不会有多大出入。彼时，此文并没有影印出版，可能在一些爱好古乐、曲律的粟社诸君之间转抄流传，岳藏本就是其中之一。俞振飞是粟社负责人之一，他能得到这个抄本，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总之，俞粟庐《度曲刍言》的发现，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为俞粟庐研究，乃至近代昆曲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