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里的旧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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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西区于2014年开始复排的25周年纪念版《西贡小姐》，在历时两年多位于爱德华王子剧院（Prince Edward Theatre）的演出之后，终于2016年2月底落下帷幕。此次复排的版本早在2012年开始筹备，女主角金的海选运作在菲律宾马尼拉市举行，最终决定由十八岁的伊娃・诺贝扎达（Eva Noblezada）出演。2014年9月22日开幕演出的当晚，1989年的原班人马也加入谢幕行列，安可曲额外加唱了四首剧中曲目，声势不可谓不浩大。在商业上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溢美之词也接踵而至。《卫报》盛赞它是“典型充满活力的旧时传说”，《每日电讯》则表示它“雄伟壮阔，整洁漂亮”。从笔者观摩的现场来看，观众爆满自不必说，反响亦热烈非常，掌声热情而持久，更有观众时不时潸然泪下。然而与此同时，抵制它的声音也愈发响亮，网上甚至也有人发起了“抵制购买《西贡小姐》”（Don’t Buy Miss Saigon）的运动，在著名社交媒体如Tumblr等也获得了不少支持。众说纷纭有褒有贬，《西贡小姐》究竟是一部催人泪下的史诗，还是该被丢进历史垃圾桶的明日黄花呢？无论从何种角度审视这部作品，《西贡小姐》的创作缘由，一张著名的越战照片，恐怕不得不提：美国直升机从西贡一幢楼房（一说美军根据地）起飞，越南的难民（一说美军的越南情人们）因为直升机超载而被遗弃。这张照片由荷兰裔的休・范艾斯（Hugh van Es）所摄，启发了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Claude-Michel Sch?nberg）和阿兰・鲍伯利（Alain Boublil）两位剧作家。他们借着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的“西方白人男上东方女性却最终抛弃了她们”的故事范式，创作出了这部旷世巨作。伴随着轰鸣的直升机螺旋桨，伴随着80年代末冷战二元秩序的瓦解，伴随着世纪末的开启，《西贡小姐》在西区舞台上第一次闪亮登场。
二十五年后，我们的世界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代替“东方与西方”二元意识形态的，是多次被提倡和赞扬的多元化；全球化使不同的文化得以相互理解、借鉴、交融，“世界公民”是如今许多年轻人的追求；去殖民化更成为了某种政治正确，具体则表现为对对方民族、国家认同的尊重。在这样的一个世界语境下，西区复排的《西贡小姐》，原本可以走得更远。
在剧情方面，《西贡小姐》借用了《蝴蝶夫人》的剧情结构。来自美国的白人男性军人，对殖民地/占领地地区的东方女性一见钟情。不同的是，当平克顿被东方的浪漫与神秘所吸引时，《西贡小姐》里的克里斯（Chris Peluso）无疑有着更多的疑问和不解（或许这也是平克顿作为将军和克里斯作为普通士兵之间的阶级差别）。比如当克里斯和金第一次共度良宵之后，聚光灯犹如月光一般温柔地打在高耸于舞台右侧上方金的破旧小屋，克里斯从房内衣衫不整地走了出来，系上皮带，边下楼梯边唱：“为什么西贡总是不眠夜？……如果一切都错得离谱，我怎么会感到快乐？……越南，你并没有答案……越南，为什么这的一切都没有意义？……没错，西贡是个堕落的城市。”克里斯的歌声无疑是忧郁、软弱和犹疑不决的，这倒也为他之后抛弃金的行为预先埋下了伏笔。然而问题在于，远在克里斯抛弃金之前，这二者的相爱已经缺乏必要的情感逻辑。简简单单一曲《太阳与月亮》（Sun and Moon），陈腐得不能再陈腐的二元性别比喻配合着味同嚼蜡的歌词， 金和克里斯在台上的表演也仅仅是简单的转圈、拥抱、亲吻，原本应该充满浪漫抒情美感的 “情定终身”的时刻，却竟然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草率马虎，就仿佛是剧作家为了交待故事情节而不得不为此一般。二人稍后的传统越南婚礼，一方面是为了制造和金的未婚夫岁（Thuy，演员Kwang-Ho Hong）的冲突，另一方面似乎更是为了通过东南亚风格的音乐和婚房设置，将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异域风情”，展现给西方观众。至于剧中另外一首名曲《我仍相信》（I Still Believe），是一首优美的女声二重唱。舞台正中央，是一间破旧的茅草房，里面是仍在越南等待着克里斯回归的金；而舞台的正上方，是一间舒适敞亮的现代卧室，床上躺着的是克里斯，以及克里斯在美国的妻子艾伦（Siobhan Dillon）。Noblezada清亮高亢的抒情嗓音，配合Dillon充满磁性的嗓音，表达的是共同的对于爱情和新生活的期待。然而，过于紧凑的剧情节奏只是让观众一头雾水。当我们才刚刚投入情绪准备细细品味金和克里斯之间的感情，剧作家却将我们从越南生拉硬拽到美国。比起金和克里斯之间的故事，艾伦与克里斯之间的故事似乎更缺乏坚实的基础和铺垫，艾伦只是沦为了剧情发展的一枚棋子，并不具备个性塑造。沦为剧作家“传声筒”的还不仅仅是艾伦：金的未婚夫岁是为了表现美国人眼里冰冷无感情的越南军，他最著名的曲目《此时此刻》（This is the Hour）只是为了强调自己的权力，而并非真正对金抱持旧情；克里斯的朋友约翰则是代表了所谓充满人性光辉的美国，为了“Bui-Doi”（即越战期间美国士兵与越南女子的子嗣）四处奔波，甚至上国会进行演讲（然而在这些人看来，只有父亲的国家才是孩子的国家）。这样的角色对照，几乎就是一场黑色喜剧：在伦敦西区的舞台遇见世界观非黑即白的斯皮尔伯格。
缺乏说服力的叙事与难以令人信服的抒情是这部剧难以自圆其说的最大硬伤，于是“歌不够、舞来凑”在这部剧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大场面大制作的舞蹈几乎贯穿了整场演出，令人怀疑导演劳伦斯・康纳（Laurence Connor）是不是离开了舞就不知道怎么开展故事了。同时也令人好奇，难道二十五年前著名音乐剧导演卡麦隆・麦金托什（Cameron Mackintosh，其制作的《歌剧魅影》《猫》《西贡小姐》和《悲惨世界》被国人称为“四大音乐剧”）也是这么制作的吗？第一幕伊始的热闹舞蹈，穿着暴露的西贡女郎，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不禁让人产生“这究竟是西贡还是拉斯维加斯”的错觉，即便是以脱衣故事为底本的音乐剧《吉普赛》，相比西贡的场面，不禁都要甘拜下风了。这华丽奢靡的场面同样发生在了第二幕，同样是穿着暴露的女郎，同样是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同样是穿着紫色西服、一举一动都分外惹眼的工程师（Jon Jon Briones）继续经营着他皮条客的行当，只不过场所由西贡换到了曼谷，金也不再是当初惶惑不安的少女，而已经是一个Bui-Doi的母亲。为了生存，她也不得不和工程师一样，重操旧业。而将这种恢弘的舞台发挥到极致的，非工程师《美国梦》（American Dream）一曲莫数。虽说《美国梦》一直是西贡小姐的看点，此次西区复排的版本比1989年原版更长，长达足足八分钟。相比男女主角的抒情歌曲都只有三、四分钟，导演待工程师真可谓不薄。《美国梦》发生在金在曼谷和克里斯及艾伦见面之后：克里斯已经和艾伦决定让金和儿子谭继续留在曼谷，工程师仍然被蒙在鼓里，相信谭是带领他走向美国发家致富、完成他《美国梦》的关键筹码。从舞台上空从天而降的实物大小直升机已经足够奢侈震撼，然而当一辆满载工程师美国梦的豪华跑车从后台正中开出、工程师仰躺在前车盖上和婀娜美国女郎共舞的时候，笔者相信，世人对于香车美人为伴的最高想象也不过于此了罢。
一个金光灿灿、希腊戏剧面具般的自由女神面具缓缓升起，与第一幕时突然掉落的巨大胡志明胸像形成某种诡异的照应与对比。如果说胡志明胸像代表了西方社会看越南战争的有色眼镜，那这个自由女神的面具以及《美国梦》的舞台整体展现，究竟是想表达一种反讽，还是真正陶醉其中了呢？我们无法判断。当表演已沦为作秀的附庸，它走得太远太远，远得令思考本身失去了意义。某种程度上，《美国梦》梦到的并不是香车美人和大把美钞，而是对“娱乐至死”打心眼底的追求和向往。
这种娱乐至死的精神和对东西方二元结构的固化，天衣无缝地彼此密谋，方此成就了如今这版《西贡小姐》。哈佛大学法学院前副院长史蒂芬・B・杨（Stephen B. Young）表示：“《西贡小姐》依靠蚕食腐朽的东方主义而成长，而拥有优良品味的人们对它的文化已经不认可了，因为它同时贬低了越南人和美国人。这部剧洋溢着种族主义的傲慢，它残酷地利用道德来固化人们对于越南国家主义者的偏见。对于那些为了国家的独立与公正战斗至死的越南人民来说，它甚至是一种侮辱。”而作为一名既不是欧美人、也不是越南人的普通中国观众，笔者即不会将欧美人简单粗暴的想象建构当作“历史真实”（两位剧作家如是声称），也不至于参与抵制购买这样的运动。笔者原希望可以看到一个颠覆、重塑二元化意识形态的大胆复排；即使不然，也可以像歌剧《蝴蝶夫人》一样，用真挚纯粹的情感来赢得掌声与喝彩。然而当笔者走出剧院，看到络绎不绝的伦敦本地观众纷纷和剧院门口的胡志明海报合影留念的时候，不禁想起《暴风雨》中，特林鸠罗所说的那些会花钱来看卡列班野人展览的英国人。听闻《西贡小姐》离开爱德华王子剧院是为了给另一出充满东方色彩的新剧《阿拉丁》腾出档期，我们不得不怀疑，那种对于“他者”的偏见与想象，那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新的世纪，或许仍将不断回响，久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