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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笃庄(1914~2000年),我国农业经济学家、翻译家、科技情报专家。至84岁高龄完成了近500万字巨著《达尔文进化论全集》的翻译、修订和校定,并摘要完成30万字精华本《达尔文读本》的编撰工作。
我正式认识孙竦,是在南开中学高二,即1932年。在此之前,我也见过她,她经常和王若兰、梁思懿在一起,所以人家管她们叫“摩登三女性”。孙竦还有一个绰号叫“辣子”,因“竦”字像“辣”,而且她的脾气也有点“辣”。在三女性中,她最漂亮,在南开女中她也是数一数二的。
南开女中和男中,只有高中的几门课程是男女合班的,譬如国文、数学、物理,其他还是分班上课。高二那年我选读高远公先生的“诸子百家”,可巧孙竦也选读这门课。那时学生自由占座,我因“诸子百家”在私塾里就念过,有的还可以背诵,所以并没有抢占前排的好位置。当我去上课时,看到后排边行有两个空位置,我就坐入了其中的一个,另一个还空着。课堂的桌子是两个排在一起的,所以同坐在一起的同学叫“同座”。当我坐好时,课堂里就嚷嚷起来了,说“辣子”将坐在另一个位子。我一听是“辣子”要和我同座,心里就有点慌。过了两三天,当我入座后,竦进来了,夹着书包站在我身边问道:“我叫孙竦,你叫什么名字?”语调有点不客气,是居高临下的态势。这时我心慌了,脸涨通红,口吃地回答:“我叫叶笃庄。”一边说一边心里怦怦地跳。
“诸子百家”每星期只有3次课。从竦来了之后,我就又想上这堂课,又怕上这堂课。每逢没有这堂课的那一天,心中就若有所失。她的那双晶莹的大眼睛,嘴旁的两道甜纹,不时在我心中浮现。我着迷了,甚至有时想起她,心里就感到不安,在路上看到她从远处来时,心就怦怦地跳。
在高中时,我和竦有过几次正式接触。首先是我决定给竦写一封信,表示我的衷情。信很简单,只有几句话:“我希望和你作朋友,你需要与否,请给我来一封回信。”这是试探性的一封信,男女交朋友在当时来说,就是恋爱的第一步。如果有回信,说明她不讨厌你;如果没有回信,这事情就吹了。我的这封信写去之后,过了很长时间,来了一封回信,也很简单,只有几句话:“我也希望和你作一个朋友,但我才疏学浅,难免叫你失望。”这是1933年的事。
中学毕业后,竦进燕京大学,她是不经考试,直接升入的。我的成绩虽然也可以直接进燕京大学,但我想学农,学好之后去农村参加革命。燕京大学没有农科,全中国设有农学院者,以金陵大学最有名。我考入了金陵大学农学院。由于金大沉闷,再加上我思念竦,在金大念了半年于寒假时就回到北平了。
暑假一晃就到,我投考清华、北大均名落孙山,只考取了青岛大学的数学系。正当我失意的时刻,传来竦去日本留学的消息。由于我不愿上二三流的大学,再由于竦去日本给了我追求她的一线希望,我也决定去日本。去日本前,从王若兰那里找到了竦在东京的地址。到东京后的第二天,我就给竦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的地址,希望她前来一晤。她这次给我写了回信,并定于星期日上午前来看我。那天她在我的宿舍待了将近两个小时,东拉西扯,并且看了我的照相簿。她这一来,我感到无上欢快。但我并没有抱什么希望,因为当时我追求她也没有什么目的,绝没有想到娶她为妻,我只知道我爱她,为什么爱她,我一点也说不出来,只是觉得她可爱。
到东京后,第一次和她接触是很顺利的,于是我又约她一起去玩,在一家蛇药店门口聚齐。那天我从约定的上午9时直等到12时,还不见她来,我便垂头丧气地回宿舍去了,连午饭都没有吃,便蒙头上床而卧,想哭也哭不出来。
我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实科,穿上新的校服神气十足地又去找她,那时她住在一所基督教办的宿舍,不准男生进入宿舍内,只得在玄关(门口)处会晤。我母亲给我寄来一盒干贝松,很好吃,我赶紧分一半拿去给她,她居然接受了。据说有一个姓萧的也追她,曾经送给她一大盒巧克力,她没接受。我这小礼物虽寒酸,但情义重大,我告诉他这是我母亲亲手做的。
我在东京参加过左翼的“中华留日剧人协会”。我在南开中学时就演过话剧。有一次他们要公演一个话剧《决堤》,找不到男主角,就把我找上了。彩排那天晚上,我忽然发现竦坐在那里看戏,我又紧张起来了,戏没有演好。那天晚上大家都很兴奋,睡得很晚,竦也没回家,在戏院后台过的夜。那次竦曾主动地向我说:“早点睡吧,不要太累,明天还要演戏呢!”我听到这几句话后,好像有一股电流穿过了我的全身,我激动得有点发抖。
在东京,她给我写过两封信。第一封是她给我的回信。第二封信是她主动给我写的,开头便说“我不写名字,你也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所以这封信既没有上款,也没有下款,而且叫我看后寄回。大意是,一个人做事要有恒心,对于事物的认识都要有一个过程。我当时体会这是她暗示我要有耐心地和她来往,增强彼此的认识。我的回信是写在她的来信的背面,然后把她的信寄回。
大约1935年秋天的一个夜里,细雨霏霏,嘀嘀嗒嗒,房檐流水作响,我想起了竦,胸膛都要炸开了,我太苦了,我忍耐不住了,我大胆地写了一封短信。其中一句,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我太爱你了!”跟着我便在蒙蒙细雨中把这封信丢进了信筒。我怕第二天我就没有勇气再寄这封信了。寄出信后,我不安地等待回信,一天,两天,一直到十天,没有见回信来,便在一个傍晚去孙竦的住处(那时她已搬至到中野的一个人家)。见到她后,我劈头第一句话就直截了当地问她:“前几天我给你寄的那封信收到了没有?”她说:“收到了,我们正在念书的时候,不要谈这种事。”我生气地说:“那就算了!”扭头便走,听到她说:“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从那以后,有相当长的时间,我没有找她。
1945年日本投降,我由昆明转重庆,乘船直抵上海。到上海的当晚,我即去国际饭店找竦的大哥孙立己。他接见了我,并立即用电话与竦联系,约好翌日上午9时在竦和她的二哥孙浩然合住的家里会面。我大约8时左右就到了,只好在附近溜达,等到快9时,我即飞步前去找她。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心情颇紧张,好像条件反射似的,心又怦怦地跳起来了。和8年前一样,照例在孙家门口深呼吸几次,等到心稍稍平静之后,然后叫门。出来的是一个小大姐(阿姨),她让我在楼下一间会客室坐,很快竦就出来了,她薄施脂粉,其光彩比少女时代差多了。少女时代她是圆脸,现在变成长脸了,论长相好像比她的实际年龄要老些,如果走在路上,我的确认不出她来了。本来嘛,自从1937年东京一别后,到现在整整8年了。我把8年期间所做的事,向她述说了一番。这是8年以后再一次会面,我的心情是激动的。在东京时我只知道爱上了她,没有更进一步的想法,这时我有了娶她为妻、做一个终身伴侣的想法。我离开重庆前,曾找徐芳探询竦的情况,她告诉我,竦还没有结婚,于是我抱有很大希望去见她的。那天她说话不多,谈到11点左右时,我约她去吃午饭,她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我在上海住了两周,几乎天天去找她,有时去她和孙浩然的家,有时去她担任舞台美术设计的苦干剧团,整天和她在一起。有一次吃完饭,她来到我的旅馆住处。那天我酒喝多了,想起来我追求她之苦,突然哭起来了。竦表示理解我的意思。我看到她的自行车太旧了,立即买了一辆女跑车送给她。两周很快过去,之后我就回北平了,因为当时民盟总部叫我参加北平民盟市委的领导工作。在上海两周时间,我向竦大胆表示了我的热情,不像在东京时那样缩头缩脑了。
我在1945年年底由上海回到北平,随后就给竦发了一封“安抵平”的电报。她收到电报后很高兴。接着我给她写情书,几乎每天一封,都编上了号,如“平字第×号”,可惜这些信件由于历次政治运动都遗失了。
1946年夏,我趁着向南京民盟总部汇报工作之便,去上海和竦会晤,准备把她接到北平结婚。由于半年多的来往通信,彼此已有所了解,这次到上海见面后,好像久别重逢的情人,备感亲热。在上海时,我们天天见面,不久,我们就由上海乘船回到北平。
我们结婚没有请客,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是我家兄弟合伙请我们在餐厅吃了一顿饭,不过我们在《大公报》登了则很显眼的结婚启事,就算完成了法律手续,那时还没有领取结婚证书那套官方介入的手续。就这样,孙竦终于嫁给了我。
(摘自山西人民出版社《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 作者:叶笃庄)(图片 66.jpg 图注:叶笃庄、孙竦全家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