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城市与区域发展模式转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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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和区域经济长期以来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从总体上看，城市和区域外向型发展模式比较突出，具有对全球市场特别是欧美市场的高度依赖性。随着国内外宏观形势的变化，国际上主要表现为金融危机导致国际市场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容量萎缩和结构的变化。国内主要表现为经过长期社会经济的高速增长，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国内外形势变化对城市和区域外向性发展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必须要适时地调整城市和区域发展模式，即由单一的外向型发展模式转变为内外并重性，即本文提出的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双循环驱动模式。
【关键词】 城市与区域发展 模式转型 双循环模式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结构转型与江苏省城镇化战略研究―以江苏省为例”（项目编号：10JJDZONGHE021）和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结构转型与江苏省城镇化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010ZDAXM0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涛，苏州市行政学院经济管理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领导科学研究；段进军，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和区域发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103（2013）05-0018-04
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得我国工业化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全套型产业结构”已经转变为“全球供应链”型的产业结构。这种全球供应链型的产业结构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推动了我国城市和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导致我国城市与区域发展对国外市场形成了严重的依赖性，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典型的外向性特点。但随着国内外宏观形势的变化，这种外向型城市和区域发展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适应新的宏观形势，我们必须转变单一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形成内外并重的双循环模式，以推动我国城市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一、城市和区域外向型发展模式的负面效应
随着我国融入全球经济程度的加深，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全套型”产业结构，已经完全裂变成为一种“全球供应链型”的产业结构。这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这种“全球供应链”型的产业结构主要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环境资源以及各地区的优惠政策，为发达国家生产商品和服务。该模式存在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也呈现出一种不对称性和不公平性。一方面，在价值链利益分割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性，发达国家属于价值链附加值高的环节，而我们则属于附加值最低的组装环节。另一方面，组装环节的生产又是以限制和挤压工人工资以及耗费大量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为基础的。这种外向型发展模式对我国社会经济已经产生了很强的负面效应。
首先，表现在发展观念的误区上。各城市和区域政府就像扮演一个类似交际花的被动角色，盼望着诱使外部投资者对她施以大量的物质恩惠。本来就资金紧张，但为了取悦外部投资者，政府举债引资，城市陷入更深的债务之中。根据相关统计，我国地方政府的外债已经达到10亿元左右，为社会经济发展埋下了严重隐患，欧美发达国家政府外债引发的金融危机无疑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同时，受GDP主义的影响，地方政府往往只顾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放弃对未来的投资。最后，这种把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动力狭隘地理解为“招商引资”，是忽视城市和区域内在价值和财富的体现。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人们越来越关注于地方和区域的内在财富和价值。
其次，这种外向型发展模式与城市和区域的大扩张联系在一起，侵占了我国大量优质的土地资源。我国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陆大道提出了我国城镇化存在严重的空间失控和冒进的倾向。很多城市都把城市框架拉得很大，用人均建设用地的标准来衡量，最早我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大概在60平方米，现在绝大多数的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都达到110-130平方米，这个标准超过许多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7%，澳大利亚的1/30，加拿大的1/19，俄罗斯的1/9，美国的1/8。
城市的空间扩张引发诸多问题，其中包括严重的资源环境和社会问题。国家环保部资料分析显示，从2004-2008年不同时期，全国仍有60%-65%的城镇缺水，80%的城镇水域和60%的饮用水源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5%-80%的城市沿河水系与湖泊遭到污染，全国污水处理率仅有48%，全国城市每年产生的生活垃圾达到1.6亿吨，在50%垃圾处理中仅有26%达到了无害化处理标准。可见，我国的城市环境、资源消耗经受不起城市冒进发展的严重形势，城镇化发展应有一个适度性。另外，城市空间扩张和蔓延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城市空间蔓延和扩张还形成了大量失地农民与城市边缘人群。据估计，2000年全国已有5000万农民失去土地。在2001-2004四年间，全国又净减少2694万亩耕地，按劳均4亩耕地计算，相当于增加了670万农业剩余劳动力。
再次，这种供应链型的外向型发展模式使城市和区域发展产生一种路径依赖，无法形成一种内在的发展动力。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构成一种外部循环，由于忽视了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内部动力，内部循环无法建立，因而外部循环也就不可持续。我们可以看到，金融危机后，由于发达国家的市场容量和结构出现变化，我国产品出口受到很大限制，内需市场又无法启动，这必然对我国整体经济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学者时磊在《外资主导型出口导向战略的“大国困境”：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困境与对策》一文中提出以下观点：外向型发展模式的基础是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这种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不是表现为劳动力的低工资，而是低福利。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以农民工群体为主体的工业阶层得不到足够的社会福利是这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竞争能力。但是，低廉劳动力价格和低福利会加剧国内市场得不到有效的开发，由于这一原因会导致中国的工业生产对世界市场的依存度越来越高，远远超过了实施出口导向的日本、韩国在同一发展阶段的水平。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低廉和低福利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不利于技术水平的转型等等。但我们看到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这种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发展已经接近尾声，必须考虑依靠内需的启动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国内外宏观形势出现大变化的情况下，城市和区域外向型发展模式面临着进一步的调整，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发展模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这种困境迫使我们必须要变革这种外向型发展模式，形成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
（一）外向型发展模式遭遇的三大困境
首先，我国外向型发展模式的空间扩张不是无限制的，因为我国没有更多的土地资源来支撑这种外向型发展模式的地理扩张。我国沿海大多数城市后备土地资源已经不多，结构转型已经成为各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战略任务。不仅发达的北上广等城市土地紧缺，而且这种地荒正在往西部主要城市蔓延。西部经济最近几年正在高速发展，各地上马的重点项目也非常多，这与西部省份追赶东部省份发展经济的愿望是一致的。以陕西省为例，2010年该省有关重点项目计划用地约30万亩，而国土部下达的指标不足15万亩，缺口非常大。当然，这与国家控制18亿亩的耕地红线有关系。
其次，未来我国廉价劳动力资源也由过剩到缺乏，成为制约这种外向发展模式又一重要因素。这里以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情况看，说明我国国内的经济形势的变化。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4亿人，其中0～14岁少年儿童人口2.22亿，占16.6%，15～59岁年龄人口为9.4亿，占总人口比重70.14%，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增到1.78亿，人口老龄化水平13.26%。数据显示，0～14岁人口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了6.29个百分点，同时，60岁及以上人口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了2.93个百分点。预期未来的人口变动将以少年儿童人口规模相对稳定，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递减和老年人口规模迅速扩大为主要特征，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我国经济发展遭遇到“民工荒”不仅是一个短期的周期波动，而且是一个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预示着人口拐点的到来。
再次，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容量和结构的变化。全球进入后危机时代，但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仍具有长期性，其中表现为：第一，主要发达国家储蓄上升、消费萎缩和进口减少将成为中长期趋势。欧美市场需求即使能够在总量上得到缓慢恢复，其规模和结构也会发生较大变化。这将对我国长期注重的中低端民用产品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第二，后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复杂性。国际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显著抬头，中国以传统方式继续分享经济全球化红利的时代将成为历史。第三，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增大，也对我国以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将产生严重的牵制。受上述国际经济形势的综合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将出现战略转型，产业也将出现新的特点和新的发展趋势。
（二）城市与区域内生型发展模式的形成
上述外向型发展模式所遭遇到的三大瓶颈，充分说明了依靠单纯的要素投入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必须转向到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会导致投资性经济将无以为继，FDI在中国的投资收益可能逐步呈现递减的趋势；同时，资金配置于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房地产的效率已经不可避免地有所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向消费型经济的转型动力。消费型经济转型意味着区域发展的动力由外部市场推动转向内部市场的推动，也为我国城市和区域经济内生的发展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同时，要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必须要高度重视创新的作用。创新具有区域性和内生性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区域内生性的发展模式形成。因此，我们认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所构成的全球经济大循环是不会消失的，但其需要不断地变革和重构，我们强调城市和区域发展模式的内生性并非刻意否定全球经济的大循环作用，而是更多地强调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即没有良好的内部循环，外部循环也是不可持续的。
三、我国城市与区域发展发展模式的转型
我国城市和区域外向型发展模式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我们认为，这种模式虽然促进了我国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但并没有有效地改变我国城市和区域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要有效地改变这种依赖性，必须要立足于城市和区域发展内生型发展模式，并形成内外之间的良性互动。
（一）两位学者城市和区域内生型思想
1. 城市和区域发展的两种循环观
著名的城市规划专家约翰・弗里德曼把城市发展分为“城市营销”与“准城市国家”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一种无情的零和游戏，主要是指地方政府利用优惠政策――减免税收、免费土地、津贴等等来进行招商引资。第二种模式是“准城市国家”，它关乎区域未来的方面，主张一种相当程度的自治，它更加强调的是类似于国家的角色。他还提出可持续发展与地区财富创造的问题。同时指出，城市――区域不可能期望从自身外部获得一种可持续发展动力。要获得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牢固地基于它们自身的天赋资源。约翰・弗里德曼提出了城市和区域发展两种循环观。
2.简・雅各布斯城市和区域进口替代的思想
简・雅各布斯被称为美国的新都市之母，她的很多重要思想值得我国城市和区域发展借鉴。她在《城市经济》和《国家区域财富》两本书中所提出的城市发展的进口替代是基于对城市发展历史的总结，具有普遍性的规律。进口替代具有巨大的乘数效应，同时，进口替代推动出口结构的变化，反过来又推动进口结构的变化，使得进口替代在更高层次上不断进行。城市的进口替代过程容易在某个时点快速发生，简・雅各布斯强调了城市进口替代能够产生五种巨大的经济扩张力量：新型的、不同种类的进口产品的城市市场，迅速增加的城市工作计划，迅速提高农业产量和生产力的技术，向外转移的城市企业和工作机会，城市产生的巨额资金，等等。所有这些巨大的力量同时在一个进口替代型城市中汹涌，也只有在这座城市的腹地之内，他们才能同时发挥作用，并且力量大小基本相当，可以维持平衡。这五种力量其实就构成了城市和区域之间的互动，形成了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内部动力。
（二）加快我国城市和区域的创新生态建设
我们的城镇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规模型的城镇化，也不能再简单地理解为人口意义上的城镇化，城镇化转型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并包含丰富的内涵，但首先需要考虑的是经济发展战略和城镇化发展模式的转型。“后发优势”是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重要战略，在相当长时期内确实支撑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现在“后发优势”变成一种“后发劣势”，人们养成一种心理依赖，缺乏制度创新的动力。“后发优势”本质上是一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存在严重弊端，尽管“世界工厂”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外汇盈余和就业率，但也导致了“全世界污染中国”的局面，加剧了我国环境问题的严峻程度。我国的城镇化模式是建立在“后发优势”战略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的，也具有典型的外生型特点。现在需要转变我国城市和区域发展战略，需要由“后发优势”战略转向“先发优势”战略，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建设城市和区域的创新生态系统。目前，我国已经提出建设“3+1”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计划，包括北京的中关村、武汉东湖、上海张江，还有安徽的合芜蚌地区。国家设立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目的在于形成一种区域创新的生态系统，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地方政府往往偏重于通过创新示范区争取发展政策，而不能从制度层面进行改革，形成区域的创新生态，无论美国的硅谷还是世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园的发展经验，都说明了区域创新生态对于创新的重要性。
（三）促进我国产业发展从GVC走向NVC
学者刘志彪等人提出，从GVC走向NVC（GVC即全球价值链，NVC即国内价值链）是我国东部三大都市区一体化与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也是为未来三大人口――产业集聚区城镇化提供动力的重要选择。这是因为融入全球价值链对我国区域间产业部门的联系产生了弱化效应，对区域实体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国内价值链的构建，既是长三角、珠三角等制造企业摆脱单一地依赖全球价值链的出口导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所在。在GVC中，产业升级仅限于产品和工艺升级，而最重要的功能升级被牢牢地限制，因而极有可能被限制于“代工――出口――微利化――品牌、销售终端渠道与自主创新能力缺失――价值链攀升能力缺失的非意愿的恶性循环的发展路径”。为了突破这种锁定效应，改变我国的产业发展模式，我国城市和区域的产业发展要从供应链型的GVC走向基于区域的NVC。
（四）实现我国城市和区域向消费社会的转型
我们必须要很好地利用“第二次人口红利”。第一次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丰富和储蓄率高。尽管我们预计，到2015年以后会出现一个转折点，但还是有一些“第一次人口红利”可以挖掘的。“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利用形势主要是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农民工虽然工作在城市，但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他们的消费模式、社会身份没有转化，所以他们的消费贡献、对社会公共服务以及城市居住设施提出的需求还没有被充分挖掘。因此，应该把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到新阶段的重要战略。现在我国人口城市化率接近50%，而非农业户口人口的比重只有33%，中间还有13个百分点的差距，“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发将有利于我国内需的扩大，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发展内生型模式的形成。
参考文献：
[1] 简・雅各布斯著.城市经济[M].项婷婷，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2] 简・雅各布斯著.城市与国家财富[M].金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3] 段进军.基于区域视角下对中国城镇化空间转型的思考[J].苏州大学学报，2011，（4）.
[4] 陆大道等著.2006年中国区域发展报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5] 刘志彪，于明超.从GVC走向NVC：长三角一体化与产业升级[J].区域与城市经济，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