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业型经济发展必须摆脱“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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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正在经历调整和转型，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国际背景；企业家创业活动是中国经济真正实现“自主创新”的关键环节；中国创业型经济发展具有双重障碍――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和政府主导型融资方式；为摆脱路径依赖，我们需要培育鼓励创业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
关键词： 创业型经济；企业家精神；路径依赖
中图分类号：F121
一、 引言：中国创业型经济发展的国际背景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开始经历根本性变革，即由管理型经济转向创业型经济。依托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大量的中小型公司成为就业的主要源泉；伴随着发达国家中工资的“两极化”趋势，其制造业大量转移，依赖于制造业的中产阶层开始分化：一部分人因制造业的转移而失去工作机会；同时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又提供了大量机会，于是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一趋势变得更加明显，当前美国经济的种种失衡和结构性问题在宏观上都是这一经济转型所带来的“阵痛”。在欧洲和日本等国，创业型经济也被普遍看成将会引领新的增长模式（Goldin和Katz，2007；以及Goos和Manning，2007）。这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的宏观国际背景。
作为全球经济中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无论是在总量上还是在结构上，中国经济都在经历新一轮增长模式调整。面对发达国家的创业型经济转型，中国经济已经以其特有的方式身处其中，并开始了创业型经济实践，其典型标志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本土企业家阶层的成长和日益成熟；但是，与国外不同的是，中国创业型经济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以“隐含”的方式进行的。与此相适应，国内的创业研究也广泛地分散在有关创新、中小企业成长、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区域发展和结构转型的研究当中，直到最近几年才渐渐引起研究者和决策层的关注。那么，中国创业型经济发展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性？影响中国创业型经济发育的主要障碍是什么？这都是摆在中国经济转型路径上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本文在两个方面与上述背景相关：一是在理论研究方面，国外理论研究基本上立足于发达经济体，对转型经济体虽然已有涉及（Thurik，2008），但还相当有限。我们认为，正是由于以中国为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参与推动了发达国家创业型经济模式的兴起，中国对此过程参与的方式恰恰形成了中国创业型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这是制定政策的依据。二是在政策研究方面，国外的政策研究可作为研究我国问题的良好参照，但由于创业型经济强烈的异质性和“本土性”特征，加之各国发展阶段的不同，因此只能借鉴，不能照搬。国内研究虽然是中国视角的，但关于中国如何参与和影响了发达国家经济转型、这又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的研究，文献中还不多见。因此我们选择从中国参与全球化入手，着重分析中国发展创业型经济的特殊性――外资依附型增长和政府（国企）主导型融资方式所形成的双重“路径依赖”，并据此提出相应政策。
本文将对转型经济体发展创业型经济模式进行探讨；并尝试为我国创业型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从现实角度来说，创业型经济模式已在全世界引起广泛重视。全球性金融危机客观上使得我国原有增长模式受到考验，也为发展创业型经济提供了机会，此时迫切需要适宜的政策支持。而创业依赖于制度激励，因此，审慎的、合宜的政策设计是走上良性路径的关键性环节。据此，本文主要讨论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我们探讨我国创业型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即全球化。我们认为，正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特有方式决定了我国创业型经济发展的特殊路径；其次，我们将具体分析挡在我国创业型经济发展路径上的双重障碍――外资依附型增长模式和政府主导型融资方式――的形成；最后，我们将指出这种“双重依赖”该如何破解。
二、 中国创业型经济发展的特殊性
在发达国家开始由管理型经济转向创业型经济转型的时候，中国经济恰恰开始走向开放。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中国创业型经济发展就开始起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随着一批民营企业的成长，中国创业型经济初具雏形；最近10年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和创业型经济发展又逐渐走向新的成长阶段。但中国创业型经济转型仍然处于初期阶段。中国创业型经济发展具有两方面的特殊性。下面我们分别加以阐述。
（一）中国创业型经济与中国市场经济转型同时起步
中国创业型经济实践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其最特殊的地方在于它并非开始于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而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萌芽。这与发达国家显著不同。由于缺乏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国创业型经济发展道路尤其充满曲折，民营经济从诞生到成长就经历了“干中学”的阵痛，企业家个体和整个阶层的生长也是几经沉浮，充满艰辛。这既表现在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断层”，也表现在组织创新、观念变革等所面临的深层挑战方面。例如，直到最近几年，才有越来越多的决策者、管理层和学者将目光集中到“创业”而非单纯的“创新”上。
我国在建设市场经济的同时就开始参与了发达国家创业型经济转型，这造成了大量中国中小企业创业活动开始于“模仿”，而非直接的“创新”。因此，在技术层面上，中国的创业企业更多地是并不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技术创新，而更多地是对现有创新进行“有创意的运作”，也即中国式创业往往更加关注商业模式，而在技术基本工方面比较薄弱。
（二）中国创业型经济与全球化并驾齐驱
中国创业型经济发展的第二个特殊性来自于全球化。全球化的背景下，经历市场经济和创业型经济转型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样的？中国创业型经济发展与全球化是什么关系？笔者认为，全球化会对我国和对发达经济体产生不同效应：后者以在我国强化其管理型经济的方式催生了其在本土的创业型经济。发达国家管理型经济并非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是以跨国公司的身份进入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如果说全球化直接催生了发达经济体的创业型经济发展的话，那么，在中国它可能进一步强化了管理型经济。虽然增强了外资引入国的国家的竞争力，但却未必会提升本土创业企业的竞争力，一方面竞争促进了本土企业进行创新的压力，从而提供了“外部动力”，另一方面，它也同时激战了本土创业企业的成长空间，从而真正成为一把“双刃剑”。
以美国为例，发达国家创业型经济转型的外部经济影响是其本土（低端）制造业的大量转移。在管理型经济下，其典型经济特征是生产和资源分配流向由大型跨国公司主导；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大量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在其本土的战略由生产转向投资和金融服务，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雇佣当地工人从事生产，由此以要素流动代替了产品流动。此时，以“最终产品”为统计标准的GDP指标已经无法作为衡量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有效工具，因为，竞争力的真正含义已经不在取决于谁能最有效率地组织生产，而是取决于谁拥有最优秀的要素。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领域最显著的特征性事实就是要素流动：发展中国家吸纳了大量的海外投资；同时伴随着高端人才的大量外流。相应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接受海外投资的同时，也带动了大量的国内产业变迁：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转型，开始走上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路程。伴随着国内要素区际流动。因此，这一国际经济领域的分析在区际分析中仍然适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最典型的特征也是要素流动：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带动了农民工进城，从而推进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以要素流动为特征的全球化的另一面就是发达国家将管理型经济推向发展中国家，从而加速走上创业型经济道路。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就是给后者带来机遇，使之能够提升管理水平；但另一方面，其风险是带来后者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管理型经济向发展中国家的延伸使得大型跨国公司占据着后者出口的重大份额，GDP增长的“诱惑”让发展中国家欲罢而不能。本土企业和企业家创业成长的空间部分被挤压；尤其是当政府给予外资一定的优惠条件的时候更是如此。尽管如此，这一问题却只能在继续全球化的进程中加以解决；而不是抵制和遏制全球化。
三、 我国创业型经济发展双重“路径依赖”的形成
在经济实力提升的过程中，我国创业型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路径依赖”：一方面，外资依附型增长模式使本土企业家面临“低收益、高风险”的锁定效应；另一方面，政府及国企主导型融资方式使企业家创业空间狭小、创业激励不足。正是由于双重“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企业家创业激励不足而风险加大，因此创业活动难以持续，小企业难以长大。
（一）“外向型”增长模式使本土创业面临低水平循环
关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作用的评价，国内学者多集中于讨论其对技术转移和生产率的效应；我们则认为，引进外资对我国创业型经济发展的影响被大大低估了，更应该关注的不是外资的“技术进步效应”，而是“创业效应”， 创业型经济的典型特征是在整个行业规模很大的同时有大量创新型中小企业存在，相当多的外部经济行业是比较适宜企业家进行创业的，典型的如现代金融服务业、娱乐业等文化创意产业等等；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外资对本土企业家创业的实际影响。如果外资对本土企业家创业活动起副作用，那么，即便有技术进步也难以转化为经济增长。当然，引进外资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在什么阶段、以什么方式引入。实践证明，在改革开放之初，引进外资作为“第一推动力”是必要的、有益的；但是，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是创业型经济转型，必然要求适宜本土企业创业和成长的市场环境，外向型增长模式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本土创业的发育和成熟，因为大量的资源集中在传统比较优势的“代工“企业当中，创业潜力的不到发挥和释放。从而导致大量中小型加工和制造业企业锁定在“低收益、高风险”的利润扭曲状态下，频频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纠纷和贸易保护主义攻击的目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恰恰给代工企业向创业企业转变提供了外部压力。
（二） 政府主导型融资方式造成激励扭曲
中国创业型经济发展勉励的第二个障碍是融资方式扭曲造成实体经济部门创业激励不足。政府及国企主导下的融资模式“先天”青睐大企业，中小创业者融资渠道长期受阻，无奈之下大量以各种方式借用民间资本，甚至不惜采用“高利贷”， 在经济繁荣期，狂热的追求高回报行为导致创业者不再注重企业成长，而是采用短期行为，希望赚“快钱”。 这样做的风险会在经济下行期间暴露无疑。从而，融资方式扭曲一方面造成了大量投资不是以“平常心”进入中小型创业公司，投资者和创业者各怀心事，并非关注公司的长期成长；另一方面造成资本“扎堆”进入房地产、金融等领域，长期中更不利于创业型经济发展。
在制度环境上，我们需要营造自由创业、自主创新的环境，而不是先入为主的各种干预式的强制扶持政策。自主创新实现所赖以依据的知识“不是所有知识的总结”，是哈耶克意义上的“特定时空环境的知识”，它“以分散的不完全的甚至是矛盾的形式存在于分散的个人”，所以，促使知识在人群中扩散的最好方法不是制定一套所谓的完整的、系统的创新体系，而是将政府从具体的创新方案中解脱出来，着眼于给拥有具体知识的个体创造宽松、自由的制度环境。自主创新是一个内生决策，中国社会从来就不缺乏创新的思想和知识，真正缺乏的是有效的社会机制，将已知的社会成员的创新思想进行最优使用。
作为企业家精神的表现，自主创新的特性决定了其实现过程只能是分散决策、分散进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特定时空环境的知识被有效使用。自主创新不是一个可以自上而下进行加强的过程，过度的政府干预会限制企业家活动，从而剥夺市场创新机制从独立企业家那里获得创造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动力。因此，政府需要做的是创造前提条件，让人们自行决定创新行为。实际上，在创业之初，企业家面临的真正困难不是风险投资的谨慎和保守而带来的资金稀缺，而是缺乏成熟的政府管理体系和制度环境。企业家才能是一种对特定环境做出反应的“隐含知识”，是主观的、实践性的；不是易于言传的客观知识，因此，此类才能的发挥需要的不是干预式的鼓励，而是自由创业、自主创新的制度环境；是容许犯错、甚至鼓励大胆尝试、不计失败的市场环境。而不是动辄就“纠错”，武断地认为政府干预一定能够扶持创业往往恰恰是事与愿违。
在具体政策方面，首先，我们需要继续接受发达国家常规性业务外包不利于提高本土技术学习和吸收能力提高。我们应该鼓励承接创新阶段的外包，而不是仅仅进行“贴牌”和生产。其次，创业型经济的特征决定了发展创业型经济应避免“一哄而上”，现阶段依靠广大农民工自主创业来拉动就业的条件并不成熟，很难持续，宏观上无助于发展创业型经济。第三，我国创业型经济发展要摆脱双重“路径依赖”，迫切需要国家层面和区域性、地方性政策的协同一致。
参考文献：
[1]Audretsch, D.B. and Mark Sanders. 2008. Glob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Entrepreneurial Economy[J]. Jena Economic Research Paper No. 2007-003.省略/abstract=1017761.
[2]Claudia Goldin and Lawrence F. Katz.2007.Long-Run Changes in the U.S. Wage Structure: Narrowing, Widening, Polarizing. [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2007.
[3]Goos, Maarten and Alan Manning.2007.Lousy and Lovely Jobs: The Rising Polarization of Work in Britain[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9(1), 118-133.
[4]Thurik, A.R., 2008, Entreprenomics: entrepreneurship,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cy.[M]. in Z.J. Acs, D.B.Audretsch and R. Strom (eds), Entrepreneurship,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李政，金晓彤.发展创业型经济的路径模型与政策趋势[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2
[6]郑风田，傅晋华.创业型经济的兴起与我国创业政策面临的挑战.[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7.6